一、序言

作者系本书主编穆尔，实际是对于会议内容的全面总结。穆尔指出：长期以来，哲学家们已经意识到建立一种世界哲学的必要性。哲学作为

哲学必须是普遍的，它的研究必须针对全部时间和存在，其材料必须包括全人类的经验和见解。完整的理论是哲学活力的源泉，也是这个领域所必须的。全面的观点是哲学方法区别于其他任何方法的本质，过去东西方哲学和哲学家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未能做到全面与完整。实践已经证实，这种需求的现实和追求完整理论以超越偏见的意愿终将使我们向着理想迈进。

在当今世界，思想方面的地方主义的偏狭是十分危险的，甚至是悲剧性的。为了使哲学跟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必须像科学一样在态度和范围上成为国际性的。而且，哲学只有成为全球性的，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广泛性、综合性，它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许多人都希望找到一种单一的、适合于一切哲学传统和所有的人的世界

哲学，建立一种东西方思想和观念的体系。这一想法是否可能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学者试图建立一种单一的、同质的哲学。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另一些学者认为，与其寻找一种世界统一的哲学，不如在哲学中确立我们只有一个世界的观念，充分考虑各种哲学传统的经验和观点，排除各种地方主义的偏狭。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寻找一种“交响乐队式”的广泛而灵活的统一体，能够包容各种哲学传统，而不对其中任何一种强加改动，所有哲学传统都将是这个综合理论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较多。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统一体是没有意义的，它只能是一种谦虚的容忍和对各种观点的接受，没有充分的批判，这样产生的不是哲学的统一体，而是一种可以任意取材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结合体。他们认为，虽然单一的、严格同质的世界哲学可能是达不到的，但是我们应当讨论形而上学、方法论、伦理学和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并达成共识。

作者认为，关于东方哲学有许多误解必须加以清除并建立一个立体结

构：（1）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都不能代替整个东方哲学；（2）印度哲学和文化强调精神，但也没有忽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东方的哲学学说和方法十分复杂，这种复杂性存在于每一个东方国家中，对这种复杂形式大加简化必然会误入歧途。印度有许多思想体系，商羯罗的不二论吠檀多论只是其中的一种，西方人常把它作为印度哲学的全部和本质，这是一种误解。

穆尔特别强调了会议的一个发现，就是东西方哲学存在着许多未被认识的共同点，即使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针锋相对的东西之间也可找到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以“爱”为中心的传统伦理学说，无论是在印度、中国还是在基督教传统中均可发现。另一方面，东西方哲学之间也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互补性，如西方哲学的“假定”（postulation）概念与东方哲学的“直观” 概念就是典型的可以互补的概念。

穆尔还指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着主流与非主流观念。例如， “直觉”在一些东方哲学中起主要作用，但是假定的概念在中国和印度哲学中也相当重要。许多学者认为，像在西方哲学中一样，理性同样是印度哲学的一个普遍方法。应该强调指出，每一种哲学传统中都有不同倾向，在某一种传统中的非主流思想和方法在其他传统中可能是主流。如果不是过分强调占统治地位的倾向，就可能发现更多的相似性。

作者认为，研究东西方哲学必须抱着谦虚和热诚的态度，向其他传统学习，理解他人的观点，寻找一种既能接受其他传统也能接受自己传统的思想观点。封闭的思想根本不可能接近东方问题或比较东西方哲学。应该从最好的方面而不是从最坏的角度去说明别人的观点。尽管存在明显的分歧，东西方哲学却在一个巨大的领域内取得了共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许多在我们看来是不证自明的东西、一些公理性的理论，不经过研究和探讨是不会被他人接受的。只有认识到这些，我们的研究才能在较高的层次上达成一致。前景是乐观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东西方在哲学上正在寻找共同的真理，以相同的方法达到或解释真理，从而得出综合相似的结论。

作者认为，对于东西方哲学的结合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即把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体系作为西方思想和印度哲学之间的中介，印度和西方的思想具有广泛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中国哲学坚持子女的孝顺及此岸世界的价值，这对西方人是极富吸引力的。同时从中国哲学向印度思想过渡并不困难。

对于东西方哲学倾向所呈现的冲突，应该有一种途径使之融合。直觉和理性的对立、此岸和彼岸世界的对立、自然主义和超自然主义的对立以及其他东西方之间想象上难以调和的对立，不仅不会有损学者们的信心，而且会使他们发现应该在更广泛、更高层次上达到一致。

作者提出，比较哲学和哲学世界的统一需要解决许多问题。最主要的大概是：（1）哲学和宗教究竟有什么联系；（2）直觉和理性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直觉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而被接受；（3）一些印度体系中十分强调的与宗教价值相联系的道德价值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对于西方人来说，其困难在于，在大部分印度哲学和一些中国哲学（道教的一些阶段）中，所有道德规范、标准和价值都是可以超越的，即多元论经验主义的领域所处的地位，尤其是那些最绝对的体系，例如商羯罗的吠檀多论、一些大乘佛教的流派以及道教。西方最终如何接受那些无法表达、难以描述的概念呢？当然还有许多细节问题要解决。

在看到东西方哲学的相似之处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它们的不同点，甚至

是尖锐的矛盾和难以调和的假设和结论。作者于此讨论了观念冲突与社会冲突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当代关于人或文化的观念形态、规范的社会理论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价值是存在冲突的，通常观念形态是最根本的，它们的对立和统一将直接影响世界历史和全人类的生活。

使东西方在文化和实践上靠拢不会立竿见影地给人类带来实际利益。但是哲学上的靠拢将加速国际间经济、政治及社会生活的沟通。哲学是个人和社会行为的基础。政治家必须处理日常问题；哲学家们考虑最终的目标，他们易于脱离日常生活及其问题。两者都不够完满。在频繁动荡的世界中，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必定会影响从事教育的人，并通过他们影响掌握世界命运的政治和经济领导者。

十分明显，穆尔在他的总结性意见中指出了许多过去关于东西方哲学评价中的偏见，这些偏见或者出于对东方哲学知识的浅薄贫乏，或者出于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穆尔的这些见解，对于比较哲学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他的根本态度就是要求西方学者谦虚地对待东方文化与哲学，同时也要求东方学者不要执著于自己的某一特殊传统而对于其他传统简单地加以拒绝。的确，如果不采取虚心与宽容、开放的态度，比较哲学只能导致偏见。但是，在强调宽容的时候，穆尔却有一种抹煞人类思想发展中进步与落后的差别、抹煞哲学同宗教的差别而将各种信仰等量齐观的倾向。很多人已指出，穆尔这种理论的社会动机是试图让那些处于落后状态的民族不必学习和接受先进文化。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穆尔对于东方哲学的理解之中对印度的理解显得更深入一些，而对于中国哲学的知识则显得相当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