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证和结构是比较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作者首先回答了哲学是一还是多的问题。作者在考察了哲学的历史和现代社会的状况之后，指出哲学的理念或者说原初哲学是一，而关于世界观、人生观的哲学又因人而异，是多。就好比登富士山，富士山只是一座山，登上山峰的道路有百条千条。一与多的问题在比较哲学中表现为具象与方法的区别。哲学是比较哲学研究的具象，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它，就有了不同的方法。以测量为例，人们可以用米、码或尺来测量长度，然而，尽管比较的方法不同，测量单位米、码或尺都能相互换算，又是共通的。可见比较哲学方法的不同不是根本的，哲学的“一” 才是本质。承认统一中的多样和多样中的统一，就是不同哲学间的对话。对话是要追本穷源，归结到终极的目的去。

哲学或哲学研究是帮助人们确立世界观的，比较哲学无非是比较哲学研究的简略表达方式，因此比较哲学的目的是达成哲学的比较研究，促使其交流和生成。

哲学有两种功能，一是统合，一是批判。前者代表了向心力，后者代表了离心力，哲学就是在正相反对的两种力的作用中生成和发展的。比较哲学不仅要揭示哲学的这种特征，而且它自身也遵循着这样的矛盾运动。

比较哲学是要比较考察各种思想材料。如果要提出根本真理，比较哲学的方法就应当立足于高的支点。所谓高的支点是指卓越的识别力和具有卓越识别力的卓越人格。比较研究的支点越高，比较的范围就越广，比较的可行性也就越大。立足于至上的支点就能在各种思想间进行最佳的比较，就可能把握与人类存在同生、相适合的根本真理。比较哲学的方法论就是达到这种至上支点的路径。

亚里士多德曾把“学问”分成“原因学”和“事实学”两种，认为原因学是真学问，数学是原因学的典型形态，自然科学等是研究事实学的；而哲学既考察原因，又考察事实，是探究“有”的根源的学问。“事实”是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对象。然而哲学从来不是经验、事实或词语、逻辑的堆积，

哲学的“事实”是一切历史和文化因素的综合。“事实”是一个“大全”，是正在生成的过程，是人为主动的结果。“实证”的方法自然成为比较哲学研究的首要方法。

结构比较是深层的比较，是对不同传统的哲学进行分析和批判的结晶。例如冰山有显露的部分和隐没的部分，显露在海面的只是冰山很小的部分，隐没在海中的不仅是更大的部分，而且它们的结构决定了整座冰山的性质和变化。比较哲学的结构就是比较哲学的核心。

对直观的分类可以有很多种，这里主要将直观分成分离直观和愈合直观两类。笛卡尔的“明晰判断”是指分离直观成立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明确“分离”是“判断”成立的方法，分离直观成立的必要条件是“明晰判断”。分离直观还可以划分成两个部分，即柏拉图的二分方法，把分离直观分成形式与质料、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等两个对立的部分。现代结构主义反对这种二元对立，强调二元之间的相互联系。事实上，二元联系正是二分法的实质。此外把分离直观所直观到的事态表达为某种名词术语，就会形成各种各样没有重合内容的概念，保证了概念自身的同一性。一般地讲，概念化就是由于限定和分离而得到自身同一性，从而确立其意义，从这一点来说，分离直观是使分析式、合理的逻辑成为可能的基本直观形式。特别是在古典逻辑学的定言三段论中，就要求名词外延同一才能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

愈合直观是将通常被分离、错位的观念同一化的直观。在愈合直观中， “明晰”是必要的，“判断”不是必要的，而且由于具体场合的不同，有时连明晰化也不必要，甚至需要隐晦化。愈合直观要在功能和内容所包含的异质中发现形式、结构的类比同型，并要在形式和结构所包含的异型中找到功能、内容的类比同质，如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的“类比”就是建立在这种直观基础上的。“健康的”一词可以分别描述动物、尿液和药物，这些物与“健康的”的关系包含了某种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必须借助直观来把握。所谓愈合直观就是观察类比诸种事物，获得并超越分离的、有所限定的直观，同时依据类比关系得到比例式同一，以作为愈合同一化的一个方面。愈合直观的三段论强调主语外延部分或全部一致，如“一切人都会死”，“日本人是人”，因此，“日本人会死”。

在这个问题上，人都有分离直观的能力，但不是都有愈合直观的能力。与常人不同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违背愈合直观的原则。在主语部分或全部一致时，得出谓语的一致，从而把不同谓语同一化，这种思维被称为前逻辑、拟逻辑或古逻辑思维，如他们会说“X 是善”，“X 是恶”，因此，“善是恶”。他们还可能把一个系列相交，得出两个系列，尽管外延并不重合，他们却会将二者重合并同一化，如他们可能说“圣母玛丽亚是处女”，“我是处女”，因此“我是圣母玛丽亚”。当然这里面也含有许多心理因素，如一些患者不敢正视生活，于是就借他们的“思维”实现他们的狂想。

愈合直观有时还出现在做梦的过程中。在梦境中，A 先生不知怎么成了 B 先生，A 地不知怎么变为 B 地，本来在现实中没有任何关联的两件事胶合在一起。同样，把人的梦加以形象化的神话、民间传说和寓言等都属于这种情况。此外，诗化语言常常突破日常语言的惯常性，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这也是以愈合直观为基础的。不过，创造性联想和新的思维类型所运用的愈合直观都是在异型的事物中找到同质性、在异质的事物中找到同型性，寻求两者间的相似性，突破习以为常的常识性联想和旧的思维类型。

愈合直观具有反分析、反合理的特征。东方的佛教哲学大量使用这种直观，如问“什么是佛”，有人回答“干屎块”，这一回答就超越了分析的理解。在严格意义上说，这个回答不能称为推理。它的思维形式是：“佛是 X”， “干屎块是 X”，所以“佛是干屎块”。“佛是什么”由谓语意义的同一化而类比得出，这一思维形式的逻辑无非是要说明作为同一化之环节的 X 是指称什么。然而，不少佛经极力避免回答对“X 是什么”作进一步的解释。

既然比较哲学绝不是不同哲学的简单对比，那么它就应以自身的结构达到新的高度，找出全部哲学和全部人类思维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只有这样，比较哲学才可能突破单纯对比的狭隘性。哲学是智慧之学，比较哲学就是试图建立统一的智慧论的工具。哲学结构是哲学的基本图式，哲学结构的比较就可以揭示出语言文字所难以传达的内容，透过黑字看到没有穷尽的“意蕴”。结构高于“事实”，它将表面化的统一转化为深刻的协调。在此，作者指出了两种比较哲学的层次：狭义的比较哲学就是以证实的内容为标准，广义的比较哲学就是以思想的结构为标准，两种方法又成为研究的具体界定。

作者讨论了日本学术界所广泛采纳的各种具体方法，把它们大致归纳为六种：文献学方法、形态学方法、体系学方法、系统论方法、选择的方法和问题的方法。其中前四种又称科学的比较哲学方法，后两种称为哲学的比较哲学方法。借助于科学的方法可以对所掌握的大量资料进行整理，人们可以同时用上述四种方法研究同一的哲学问题，也就是说，科学的方法并不是独立的哲学方法，它必须从属于哲学理论才有用武之地。与此相对照，哲学的方法自身就具有一种特定的哲学思考，当与所研究的对象发生交合时，就揭示其内在的本质和规律，达到哲学的共性。综合考察上述方法，可以看出比较哲学的方法首先应立足于哲学，然后上升为比较哲学，从具体的方法过渡到抽象的方法。

在常识中，如果问到“比较哲学是什么”，人们会说就是比较东方和西方哲学的理论。那么，不妨考察一下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状况。作者首先声明一点，从哲学史看，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东方”和“西方”传统，这就容易使研究者以自己国家的哲学传统取代它所属的相对文化区域的传统代表，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尽管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或多或少地总是倾向于唯我中心，而要进行合理的比较就必须放弃我的与他的、我们的与他们的的区别，采取“远近点”立场。一般地说，西方哲学指近代西欧哲学，即“近点”，其他的如东欧或西欧中世纪等都是我们研究视野中的“远点”。东方哲学指发源于印度，后来在中国和日本发展了的佛教哲学，其他的哲学思想就成为对佛教哲学的说明材料。近代西欧哲学表现为理性主义，东方哲学则表现为非理性主义。因此，本书的东方或西方就有特殊的意义，即“所说的”东方哲学和“所说的”西方哲学。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认为西方哲学是分析哲学，分析是理性的功能，但不否认在近代西方哲学中也有非理性哲学，如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的理论，然而西方哲学在总体思想方法上是分析的，分析不仅成为近代西方哲学的方法，也成了它们研究的目的。东方哲学是直观的哲学，特别是禅宗，尤其强调冥想和顿悟，不立文字。尽管佛教也有分析的内容，但它不是为分析而分析，分析包含在直观中，是直观中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