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西方哲学的主要差别

此文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谢尔登（ Wilmon HenrySeldon）。

作者认为东西方哲学的差别在于三个方面，即观点、态度以及东西方看待“实在”的角度，它们主要体现在东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部分。并非东西方哲学的每一个体系都在这三个方面上相互区别，确实有这样一些东方哲学体系，它们在某个特定的学说上与西方体系一致。例如，在道教和基督教神秘主义之中，在“阴阳”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极性”中，以及其他一些材料中都可以找出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一般来说，东西方哲学对这些相同之处的接受方式却是不同的。东方哲学家的典型视角是人们的生活，而西方哲学家们却没有正视它，而且恰恰相反。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以上三个方面东西方就一定要对立和冲突，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是一个需要仔细理解的“极”。

由于东西方各自的“党性”，双方哲学家一直倾向于谴责对方的体系，往往是因为对方不按他们的观点来理解“实在”。

作者大致阐述了如下三个差别。

第一个差别是对于哲学本质的看法。

对于东方人来说，终极的实在不是被理智而是被直接的生活经验所证明的。哲学是一种生活的道路，而不是关于它的思想。哲学是生活的经验，它开始于经验，终结于经验。

对于西方人来说，哲学是对“实在”的思想，是对事物和事件的观察和对将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推导。虽然理智可能或实际上应该发现那条正确的生活道路，它却并不必然是一种生活道路。这种生活道路的前提保证是由理智所给出的，经验证据并不需要。

这是第一大差别，另外两个差别可以从中推出，是它的不同的侧面。欧洲和直到实用主义革命为止都恭顺地跟随着欧洲的美洲，都被希腊的

美学态度所笼罩，即实在是沉思的对象，是理论的对象，是完全排斥了以个人为终极目的的各种感知觉和情感的非直接经验的思想上的“注视”。欧洲想要看到、而亚洲想要成为真实的存在。我们今天用“沉思”这同一个词来表述以上两种哲学方法。但对于西方人，沉思是看；对于东方人，沉思是成为。区别在于理论和实践、想和做——最简单的也是最深刻的人类的二元性。西方人的实践指对外部事物的改变，同时改变一个人的内在行为。把人的追求从身体的利益转向精神的利益，转向专注于“自我精神”、“涅槃”、“道”，把自己规定于在家庭和社会之中，在阴和阳之间保持平衡——去做超越于衣、食、住、行之上的事，也是实践。这是实验，但不是用外在物理科学的物体，而是用内在的心。同样，西方唯心主义者对于心远比物更为关注，但首要地是把心看作是在争论中而不是在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某种东西。

第二个差别是关于此岸与彼岸的关系。

西方哲学是沿着个体（从人到原子）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研究具体事物组成和过程的原则的。知识不是试图去改变事物（直到较近的一个阶段为止），而是接受那被给予的世界。因此，西方发展起来宇宙论——一种世界史，一种自然哲学。东方人实际上也一样——因为没有人能完全离开理论活

动——不过是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这些差别仅仅在于着重点的不同。很少或也许没有一个观念体系与另外一个观念体系之间完全排斥。佛教学派和中国哲学家们已经提供了关于自然的元素和过程。然而这些并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他们不像西方人那样引诱门徒们去刺激和干涉自然，发掘出关于自然的新知识。因此，西方人发展起自然科学，而东方人没有。西方人关于世界的兴趣随着其中内容的发现与不断增长而发展起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在东方，为了知识而爱知识的科学仅仅在较晚的时期才发展其用处，而且其用处几乎不超过人的物理存在范围。

但是，更进一步，新的价值观、世界性的价值观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也许存在的不仅仅是事实，也许在这个或那个方面每一个事物都是善的或恶的。人们在每一个层次上都能感到自然的特定美，人们日常心灵的特殊价值

（自身即善）、行为、感情、思想以及最重要的人的价值。印度人和中国人也具备这样的思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早于现代西方个人唯心主义。尽管这样，他们对在具体的人类社会之上建立一个民主政治或至少一个关于国家、社会伦理等的哲学体系从不感兴趣。东方的视野并不以复杂多变的世界为中心，它寻求一个更好的、正确的、无怀疑的世界，但它从未注意改变人们的社会环境或更充分地满足身体的需要。近代的东方思想家也是这样。甚至比较现实地思考的中国人也主要是关注于保证一个稳定的、组织良好的社会，并不重视改善生活，而后者正是西方所从事的。因此唯物主义在东方从来未有过影响，而它在西方、在今天，因为物理科学的辉煌成就比以往一切时候更为强大有力。

第三个差别是关于时间与救世的看法。

在人类所有的动机之中，最深层的动机是逃避恶，求得善，即使是理论哲学家也遵从这一原则，即无知是恶，知识是善。善的概念在不同的观念中不一样，恶也如此。印度教徒或佛教徒不是在自然过程的某些特殊事件中，不是在我们普通人的短暂的欢乐中寻找善，他们基本的兴趣不在这个复杂的、个别的世界上，这一世界是苦难的。真实的善不在于对这一世界的重新安排或重新组织，而在于深深地通过对立达到统一。不管这种统一是超越的，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对世界的拯救不能通过对自然事物和方法的操纵而进行，而只能通过否定。亚洲人普遍接受乔达摩的这样一段教诲：诸行无常（在物质世界中不存在永恒，没有持续的实体），诸法无我（没有持久的自我，时间不过是对“生”的持续不断的毁灭），涅槃寂静（这一暂时的世界将不能被拯救）。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对于此岸世界的爱形成了相反的观念：这个世界是值得拯救的，但如果它们要得到拯救，必须在自身之中把自身的恶或不完美变成某种善的东西。它必须发展、增长它的内容，增长它的力量和美。因此时间就不是意味着毁灭而是意味着建设，意味着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只要善是完美的，非时间的事物就不可能发展。关键是这个世界（必然是暂时的）并不仅仅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得完善和完美。任何被给予的个体的多样性，即使是非暂时的，也必然包含恶。恶只能在变化中、在时间中被拯救。时间是拯救所必须，并不仅仅是因为拯救在于恶的消失，还在于恶的消失和善代替恶的时候保持着自身同一。在变化中保持自身的持续是对这个有善有恶的世界的唯一的拯救方法，因此西方将时间理念化，将其看作是绝对的原则、发展的条件，保存着过去的善并且增添新的善。因此第三个差别必须出现，并且这三个差别实际上只是一个。

乔达摩说，因为万物自生之日就走向毁灭，所以此岸世界没有希望的基础。现代西方人引入了一种并非无希望而是有希望的变化的新的发展观。时间保持了许多过去的事物，因此在人的记忆中以及在生命的进化中，高一级的种类保持了低一级种类所具有的能力，并且增加了新的能力。存在之轮螺旋地向前发展，通过在现今保存着过去而不断地扩展它自身。因此，时间就成为它绝对的、创造的、终极的实在、善和这个不完满的世界的救世主。

与亚洲哲学的发生相伴随的实践的观念也许与上述观念一样罩上了新的外衣。哲学再次成为一条生活道路，一个对于此岸世界星球的有意识的研究，表达着、扩展着“实践”的西方意义，知识不再仅仅是理智的满足（尽管它含有这样的满足）。知识是力量，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使人们能够以越来越少的令人厌倦的工作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使人们学会理解自己，并从此根除自身之中的罪恶，使他理解统治自然的规律并制定美好的社会蓝图，这就是以日常生活世界为其整个世界的现代西方人道主义或自然主义。但是这个充满希望的过程形而上学并不被这些超自然的拒斥者所接受。个人主义学派的唯心主义者拥护它，托马斯主义的基督教哲学也会这么做，因为托马斯主义同样具有真正的西方式的对于世界中存在事物的兴趣，当然同时并不拒斥对超自然的较高领域的要求。

但是，作者认为，西方现在比过去更接近东方。一种关于知识的新观念产生于新的关于现世的理论。现在，如果所有事物都处于过程之中，那么关于知识的固定概念就一定是错的。认识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凝视已被制成的客体，认识是一个过程，一种行为，或者也许可以说是一种试验行为，一种要如此做的倾向，一个行为的计划。认识就是成功地使用我们所知的事物。知识来源于实验，东西方一致认为哲学是生活的经验而不是关于对象的思想。梵天、精神自我、涅槃、道、阴阳这些都是来源于信徒们的实验经验。另外，认识就是行为，对于东方人来说实际上是静止的，对西方人而言是运动的，但两者都是实用主义的。这是对古希腊以来的纯粹理论态度的第一个反叛。它在吃中看到了布丁的证明，也以同样的方式应用于形而上学的终极：上帝的存在。

作者回顾这一思想发展过程，提出我们开始于东方的实践的态度而结束于西方的实践的态度，这一循环已经完成了其自身，两者应该互相握手。他们为不同的地区提供了同一种方法，西方实用主义者确实常常拒斥超自然，他们看不到东方哲学家已经在实用主义上证明了超自然的“一”的存在。从总体上看，他们比吠陀主义者或佛教徒或道教徒更加排外，后者并不一定拒斥关于此岸世界的现实（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这么做），而是认为这相对来说不仅无益于拯救，甚至可能是罪恶的源泉。西方人更加排外，更投入于相互驳斥之中，这只是因为西方在研究实在时曾那么长时期地依靠于理论的证明，而这些证明因为失去了自然属性的证明形式，从来不具有真正的说服力。东方存在着一个共同承认的核心，因而对自身之中的各种区别比较宽容。东方人在长期以来对各种接近方式的区别漠不关心，使其显得更为宽容。这些区别归因于世界事物的多样的和复杂的本质，特别是归因于作为存在于现实和现世的人的多样本质，人们的不同探讨方式是通向同一顶峰的道路。现在西方人应该向东方学习怎样在宁静的生活中接近神性，东方人应该从西方学会怎样按神所给予人的方式尽可能充分和丰富地生活。上面提及的这种和谐明显地将前两个差别统一了起来，它连接理论和实践。对于终极的一的实验

证据如果缺少思考，缺少对诸种可能方法的思考，缺少对罪恶原因的反思，缺少对上升之路的各个细节的思考，就不可能被组织起来；理智也从不被排除在外，一直到终点，在那里，外在的存在没有下判决的权利。理智没有被给予超然于决断之外的权利，也不可能被排除在外。当非物理的实验在精神的领域中展示了实在时，物理的实验则在物理的领域中展示实在。现在问题就集中于两个世界。从这第三个差别——在变和不变之间的——回到了它自身。从根本上说，这个世界是暂时的、变动的，但是显然它包含了所有变化的方式。实践的观念体系被加到那种对不变客体如数、量的被动的注视上。知识自身（关于实在的）贯穿于行动之中以改变外在事物。知识来源于在做某事时对外界反应作出特有反应的本质之中。我们世界的科学方法是一个时间世界的方法，人的进步大部分来自于对自然的越来越多的认识。当然不是自然科学自身就足以完善人类。但它确实给一种更充实、更丰富的生活创造了条件。

所有哲学都应该是理智和实践的统一。当然追求纯理论证明的试验在西方已经导致了喋喋不休的争吵，并且在今天导致钻进了方法论和语言结构的象牙塔，丝毫不关心现实世界。只从自身的沉思直观观念看，西方哲学已经是一个完全的失败。但东方却并非如此，在那里实践的基本精神至少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相互争吵。然而现在东方人的生活离幸福还很远。仅仅少量的西方科学的应用就可以防止那么多疾病和死亡。

从另一方面看，西方或东方在细节上自然有许多错误。但从总体上看，在东方超自然主义的绝对的实验结果与产生于科学的西方宇宙论之间并没有深层的不一致。因为两者都表明有一个有理由的真理的基础，即人类可以通过这两者达到人类本质所渴求的善——至少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谢尔登关于东西哲学三大差别的分析以及关于哲学发展的前景预测之中有不少独到的、相当深刻的见解。他正确地揭示了东方哲学注重经验和实践的特征，同时又指出这种经验和实践不同于西方意义。然而，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融合东西的宗教哲学，用东方的神秘主义和直觉经验来强化基督教神学，这实际上是吸收东方思想中的落后因素，同时又让这种新宗教不与当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相冲突。这种看法和主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还应该指出，谢尔登关于东方哲学的知识比较浅薄，他所下的一系列定语都有简单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