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化比较与哲学比较，可以追溯到明末的启蒙运动。当时的哲人在对于新传入的西方宗教与科学知识进行评价时，就曾把它们与中国固有的传统加以比较。方以智在《物理小识自序》中便指出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认为西方注重自然科学或实证的知识（“质测”），忽略了对根本道理亦即哲学问题的探讨（“通几”），而中国的儒家则只重视政治学或统治学（“宰理”）。上个世纪末，由于西学的大量传入，关于中西比较以及东西比较的研究也与日俱增。当时的著名思想家如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都从不同角度或深或浅地讨论了中外思想文化的异同问题。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发展，许多先进的思想家都试图全面地总结中西文化或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所在。例如，李大钊就曾在他的许多论文中指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差别。他把东方文明称为“南道文明”，而将西方文明称为“北道文明”，认为这两种文明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而有许多差异。他说：“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 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 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①可以说，当时像这样的一些比较已经有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但是直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问世，才算开始出现了专门对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加以对比研究的著作。

梁漱溟（1893—1988），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曾祖父、祖父均为清朝知州，父亲梁济曾任清朝内阁侍读。他六岁时开始读家塾，受到在当时要算比较开明的教育。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当我幼时开蒙读书，正值吾父痛心国难之时，就教我读《地球韵完》一类的书，俾知晓世界大势， 而未曾要我读‘四书五经’。其后入小学，进中学，读一些教科书，终竟置中国古经书未读。古经书在我，只是像翻阅报刊那样，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阅读的。”②他八岁时进入北京历史上第一所西式学堂——中西小学堂，没有毕业即转入北京顺元中学。他少年时代的主要课外读物是时事新闻和政治评论文章。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在十四五岁时就关心国家大事，在他父亲的影响下，极力主张事功之学，以为评判事物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对人是否有好处以及好处的大小。1911 年，梁漱溟中学毕业，不肯再升学。当时还是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和许多热心青年一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曾参加京津同盟会，同时通过日本人幸德秋水的著作《社会主义之神髓》一书接触到社会主义，开始考虑废除财产私有的问题，并写了名为《社会主义粹言》的小

①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 1 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8

页。

② 梁漱溟：《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载《中国哲学》第 1 辑，第 339 页。

册子，自己刻印分送朋友，但他不久就放弃了社会主义理论。

民国成立以后，革命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对照，使他的情绪陷入低潮。他曾两次自杀，而且一度想出家。就在这段内心苦闷的时期里，他潜心于佛学， 思考人生的道理，认定人生是苦。1916 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穷元决疑论》，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经人介绍，受蔡元培之请到北京大学任教， 主讲印度哲学。

梁漱溟到北大任教前后，正是新文化运动日益高涨的时期。他一方面发表了一些反对旧道德、支持白话文的进步言论，另一方面也日益标明自己拥护孔子的立场。他后来追叙自己由佛入儒的思想经历说：“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然后转到儒家。于初转入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由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后来再与西洋思想相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再则，对于我国思想作学问之有帮助者，厥为读医书（我读医书与读佛书同样无师承），医书所启发于我者仍为生命。我对医学所明白的，就是明白了生命⋯⋯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①

1920 年秋，梁漱溟在北大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同时有《宗教问题》一文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这成为后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一部分。1921 年暑期，他又前往山东讲演此题。讲演结束后，由两位学生整理，在山东出版了第一版。这部书是他早期思想的主要代表。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