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界文化趋势与中国所应持的态度

梁漱溟在阐述孔子的人生哲学时，已经表明了他对于中国文化出路这个问题的认识，当他说明世界未来文化和中国人所应进行的文化选择时，更是明确地声明：走孔家的路。

梁漱溟首先以较大的篇幅指出了这样一点：西方经济、学术思想、哲学方面的变迁呈现了与东方文化接近的趋势，好像这是正在进行的过程。

梁漱溟认为：由于机械的发明，再加上分工说、自由竞争说的倡导，西方的生产走向了社会化大生产，手工业生产时代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破坏了，生产不是以消费为本位，而是以生产为本位，造成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在生产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缺乏情意，工人做工也没有趣味等等。总之，西方的经济是完全不合理的，虽然产品丰裕，但是精神却不安宁，必需进行变革。经济变革的方向指向哪里呢？“以社会为本位，分配为本位是一定的，这样一来就致人类文化要有一根本变革：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①。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合理性，梁漱溟有一定的认识，在他看来，西方生产发达，但是也因生产的发展带来了两极分化与道德的沦丧，他希望通过人生态度的改变去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用传统社会的原则去规范现代社会，甚至为了保持传统社会的古朴，避免西方社会的弊端，可以安于物质生活的贫困，因为生活满足的关键不在所享受的物品，而在享受者的态度。

在学术思想上，梁漱溟认为西洋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心理学的见解，就是只看见人心理上有意识的一面，忽略那无意识的一面，不晓得意识只是心理的浅表，而隐于其背后的无意识实为重要根本。由于动物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西方人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认识到了人的无意识、本能的作用，“于是西方人两眼睛的视线渐渐乃与孔子两眼视线所集相接近到一处，孔子是全力照注在人类情志方面的；孔子与墨子的不同处，孔子与西洋人的不同处，其根本所争只在这一点！西洋人向不留意到此，现在留意到了，乃稍稍望见孔子之门矣！我们所怕者，只怕西洋人始终看不到此耳，但得他看到此处，就不怕他不走孔子的路！”②

进入现代以后，西方确实加强了对无意识、本能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只是开拓了人类认识领域，加深了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了对理性的研究；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也缺乏对无意识的研究，具体说到孔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153 页。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166 页。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170—171 页。

子，恐怕就更谈不上在无意识研究方面有什么开创之举了。前面已经指出，梁漱溟的孔子是按照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家的思想改造过了的，现在梁漱溟又傲然宣布西方文化是在步孔子的后尘，那么，这一论断又有多少真理性呢？在态度和哲学方面，“拿西洋现在这些家数的哲学对他从古以来的哲学

而看其派头、风气，方向简直全都翻转过来：从前总是讲绝对，现在变了讲相对；从前主知，现在主情意；从前要用理智，现在则尚直觉；从前是静的，现在是动的；从前只是知识的，现在是行为的；从前是向外看的，现在回转其视线于自己，于生命。虽有如是种种，大约其根本关键只就在他向外的视线回转过来”①。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一讨论梁漱溟所说的种种转变，只看他所说的“根本关键”的转变。梁漱溟认为，西方人最关注的是自然，认识论的问题，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即是“向外的”，人生哲学“十分粗浅”，到了现代才回转其视线，由向外的转向自己，转向生命。我们应该注意，在梁漱溟那里，东西文化常常是非此即彼的，这种转变就意味着西方人只研究自己、生命了。且不说西方古代人生哲学是否“粗浅”，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科学哲学、人本主义哲学是两个重要的流派，这是人们公认的常识。按照梁漱溟的用语，科学哲学该属于“向外”的吧？梁漱溟所说的“根本关键”的转变既然如此，那么，他所说的其他转变也就颇值得推敲了。正像对文化的整体的考察一样，笼统地下结论只能是片面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依据对西方现代文化变迁趋势的理解，梁漱溟又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未来文化的图景，这里所充溢的正是孔子的精神：乐天是那时人生的根本态度，在这根本态度之下依旧可以做改造环境的事，并不相妨。在社会生活方面，统驭式的法律根本不能存在，要以礼乐换过法律，直到完全符合孔家宗旨而后已；在精神生活方面，人类进入精神不安宁的时代，但宗教的路尚走不通， “这只有辟出一条特殊的路来：用宗教一般的具奠定人生勖慰情志的大力，却无籍乎超绝观念，而成功一种不含出世倾向的宗教；同哲学一般的解决疑难，却不仅为知的一边事，而成功一种不单是予人以新观念并实予人以新生命的哲学，这便是什么路？这便是孔子的路”①。如果说在说明西方现代文化变迁的趋势时，梁漱溟还不得不借助一点事实的话，当步入未来的领域，他也就更可以从自己固有的信念出发，作出一系列大胆的推测了。毋需讳言，西方文化有许多弊端，需要进行变革，问题在于变革的方向真是如梁漱溟所说的那样要走孔家的路吗？

当梁漱溟还在描绘西方文化变迁的趋势时，就不时提到文化的三层次问题。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文化三期重现说，为“走孔家的路”这一论断提供理论依据。

梁漱溟认为，人类有三大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和个人自己对自己的问题。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态度，人类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态度应该是递进的，“照我的意思，人类文化有三步骤，人类两眼视线所集而致其研究者也有三层次：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再其次则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的是现量；初指古代的西洋及其在近世之复兴，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再次指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176 页。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197 页。

未来之复兴”②。人类的三大问题是递进的，三大根本态度本应逐渐拿出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古代的希腊人、中国人、印度人各自走上了一路，成为三大派的文明。自其成绩说，无所谓谁家好，也无所谓谁家坏；但从其态度而言，则有个合宜不合宜的问题，希腊人的态度就比较正确，因为当时人类正处在第一问题之下。中国人的态度和印度人的态度就嫌拿出来的太早了，因为问题还不到，在第一问题下，中国人的态度因不合时宜，所以表现出种种失败，耽误了对第一问题的解决。但是现在机运却来了，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中国文化的复兴，又引起第三问题，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文化的复兴，于是古代西方、中国、印度三派文明竟于三期间重现一遍。

诚然，人类面临着不同的问题，解决的方法也不同，但是解决问题却很难像梁漱溟所说的那样是递进的，因为这些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的解决也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观念制约着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中的行动，同时，在改造自然、社会的过程中，人的内心世界也不断地丰富。

当梁漱溟提出文化三路向学说时，主观上是要反对西化派的文化一元观，回避东西方文化的先进落后问题，但是当他构造文化三期重现的图画时，也陷入文化一元发展的模式，构成了自己思想中的一个矛盾，并且这时他也明确了自己与西化派的对立：东方文化高于西方文化。原来他在说明西方文化特色时，对于西方民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还多少表示一点赞美，而现在所说西方文化的意义只局限在人对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的弊病只是不适宜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在解决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则有独特的成就，是拯救世界的济世良方。按照他的说法，人类文化不是一个不断创造发展的过程，而是既定的几种模式的“重现”，由科学到玄学再到宗教。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历史退化论。

梁漱溟在论证西方文化要走孔家的路时，倾注了不少的笔墨，在转到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时，则毫不犹豫地宣称：“我们中国人现在应持的态度是怎样才对呢？对于这三态度何所取舍呢？我可以说，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判的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①从一开始，梁漱溟就批评谈论东西文化的人多奉行东西融合的观点，他自己好像很彻底，但是透过他的种种矛盾、含糊的言论，我们也不难发现他也是要对东西方文化加以折衷调和的，只不过他是站在比较保守的立场上进行调和。

梁漱溟承认，中国人因为早走了第二条路向，致使至今还“见厄于自然”， “未曾从种种威权底下解放出来”，“思想也不得清明，学术也都无眉目”，在同西方国家的交往中“节节失败”。另外，按照他的文化三期重现理论，中国人似乎应该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梁漱溟不乏这方面的言论，他表示赞同陈独秀等人提倡的“科学”、“民主”，他在批评守旧派人物时说，“科学”、“民主”“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批评无条件的承认；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②。由此看来，梁漱溟的思想似乎非常激进。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177 页。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202 页。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206 页。

但是他另一方面又认为仅仅讲“科学”、“民主”还不够，那样并没有给人以根本的生活态度，仍属于枝节的做法，所以一定要用孔子的人生态度去统驭西方的一切，“我们此刻无论为眼前急需的护持生命财产个人权利的安全而定乱人治，或促进未来世界文化之开辟而得合理生活，都非参取第一态度，大家奋往向前不可；但又如果不根本的把他含融到第二态度的人生里面，将不能防止他的危险，将不能避免他的错误，将不能适合于今世第一和第二路的过渡时代”③。可见他只是部分地接受西方文化。

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就指出，伦理的觉悟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新青年》派对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们要以西方近代民主、自由思想来培育一代新青年。与《新青年》派相反，梁漱溟则在为捍卫孔子思想而进行种种努力。不可否认，梁漱溟认识到了孔子思想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他在主张以孔子人生态度去吸取西方科学、民主时，所弘扬的孔子的人生态度就是所谓刚的态度、积极进取的精神，但是他对孔子思想与现代生活、现代观念的根本冲突缺乏深刻的认识，把孔子思想与“科学”、“民主”看作可以相互融合的，其结果只能是阻碍科学、民主在中国的发展。正像当时有人批评的那样，“我们看重西方文化，最看重的是‘赛恩思’的态度，‘德谟克拉西’的态度，梁君偏说‘就是对于其态度要改一改’，那便不能不使我们失望了”①。

梁漱溟并不缺乏救国的热情，而且试图从文化问题入手为中华民族指出一条希望之路，但是他的思想却是保守的，作用也是消极的。中国要推翻封建制度，梁漱溟则宣称“孔子的伦理，实寓有他所谓絜矩之道在内，父慈、子孝⋯⋯并不是专压迫一方面的”②，从而为摇摇欲坠的封建礼教辩护；中国人民要摆脱贫困，梁漱溟却颂扬中国文化的优点就在于“享受他眼前所有的那一点，而不作新的奢望”。这一切使他站在进步思潮的对立面，却受到守旧派的欣赏，所以当《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以后，守旧派人物赞扬梁漱溟是“继绝学，开太平”，认为他对孔家思想的发挥是“全书最精到，最有价值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是梁漱溟后来思想发展的基础。在这里，他同西化派、唯物史观派的对立还只是表现在文化理论上。后来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东西方文化观，同时还把文化理论具体化，提出一套系统的政治主张。

从比较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他对西方、中国、印度三种哲学的比较基本上属于他对这三种文化的比较，也就是说他基本上是从东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来说明东西方哲学的差异的，这样就决定了本书还不成其为单纯论述东西方哲学的著作；再加上梁漱溟本人的思想家气质远远胜于他的学者气质，就使书中对东西方哲学的理解服从于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解释；而他对东西方文化的对比和评价也有不少主观性和片面性的局限，例如他用先入为主的做法首先设定文化的三种路向，然后再把西方、中国、印度三种哲学纳入这三种文化路向之中，当他按照这三种模式对东西方哲学作比较说明时，就

③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211－212 页。

① 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民择》第 3 卷，第 3 号。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152 页。

忽略了这三个文明系统中的任何一个都有与他所设计的相应模式不相符合的哲学。研究方法上的主观武断、观点阐述上的混乱乃至自相矛盾、材料占有上的不够齐全，都是这本书中不可掩盖的缺陷。但是无论如何，像本书这样比较深入系统、且涉及到许多具体的哲学思想材料来对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作宏观比较的，在中国近代的学者中还是第一次大胆的尝试。而且，梁漱溟在这部书里所提出的观点中也有一些相当精辟的独到见解，例如他认为中国、印度、西方的形而上学虽然有相似性，但它们的出发点却极不相同。诸如此类的观点，已为后来的许多研究者所继承，而且对今天的研究也不无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