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比较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比较哲学包括一切形式的哲学比较，它可以是微观的哲学比较，即对某些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甚至其中的某个哲学观念加以比较；也可以是宏观的比较，亦即对不同民族的哲学从整体上加以比较。无论是就宏观或是微观的比较来说，它们既可以是跨越文化的比较，也可以是对同一文化之内的哲学进行比较。狭义的比较哲学仅仅包括跨越文化的哲学比较。而且，这里所谓跨文化是指跨越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公认的“大文化圈”。具体地说，这种比较所涉及的范围至少应当包括中国、印度和欧洲（或西方）的哲学体系及其发展。

本书所说的“宏观比较哲学”，就是指对中国、印度、欧洲等人类主要哲学系统所作的根本性、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很显然，跨文化的哲学比较是以跨文化的思想交流为前提的，随着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相互刺激，比较哲学才能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哲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当希腊的远征军渗入到印度北方之时，希腊和印度的文化冲突产生了诸如《米兰达王问经》一类的名著。在这部佛教典籍中记录了一位希腊国王如何从怀疑到接受一种异于自己文化背景的宗教，其中包含了不少比较宗教和比较哲学的内容。当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原地区以后，也激发了许多中国学者对于外来文化和固有文化的比较。

《牟子理惑论》记录了中国人对于佛教思想的最初的困惑不解。以后这种比较不断深化，一些佛教学者在进行“判教”的时候，把对于佛教内部各派思想的评估扩大到中国传统的儒家及道家学说。唐代宗密所著《华严原人论》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作者站在华严宗立场上对佛教与儒、道二教作了相当深入的比较，并且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根本观念作了批判。

然而，真正的比较哲学，亦即能够同时涵盖中、印、西这三大系统的比较哲学只是近代文化交流与冲突的产物。更具体地说，只是到了上个世纪末才具备了研究比较哲学的条件：以马克斯·穆勒为代表的欧洲东方学家将大量东方经典，包括印度、中国以及波斯等东方文明的典籍译为英语及其他西方文字；另一方面，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启蒙学者也把许多欧洲学术名著译为中文。这种较为深刻和广泛的互相介绍，使得以后的哲学家有可能作出较为严肃的比较哲学研究。

根据我们所能看到的材料，以比较哲学或比较思想为内容的专著是在本世纪 20 年代开始出现的。中国学者梁漱溟撰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很可能是这一领域的第一部专著。而在西方，则以法国人马松·乌尔塞勒的《比较哲学》为开山鼻祖。在此之后，陆续出现了一些形式不同、观点各异的比较哲学专著，但其数量是相当有限的。究其原因，除了西方文化中心论仍在许多欧美学者思想中根深蒂固之外，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比较哲学的艰难性。

要想对中国、印度、西方哲学进行总体的、宏观的比较，研究者必须具备学贯东西的素养，也就是说要对中国、印度和西方的哲学都有系统和深刻的认识。一位研究者要吃透两种异于自己文化背景的思想，谈何容易。日本的“比较思想学会”曾经进行过一次专题讨论，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使比较哲学研究者年轻化。之所以会讨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只有那些长期研究异文化的学者才有可能涉足比较思想研究的领域。有不少人感

慨地说，仅仅是较为深入地把握三大哲学系统中的一种就需要一个学者耗费数十年的努力，因而要全面地掌握三大哲学系统就不能不等到皓首之年了。尽管宏观的比较哲学研究十分艰难，但还是有一些学者不辞艰辛地在这

片荒瘠之地上辛勤耕耘。从他们撰写的有关著作来看，这些学者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的学识修养，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学贯东西。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只是比较深入地掌握了三大哲学系统中的两个系统，但要达到这一点也的确是相当不易的。

80 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中国的比较哲学研究形成了继本世纪初期之后的又一高潮，很多学者将中国传统哲学与外国（主要是西方）哲学加以比较，试图探索中国哲学乃至新时期精神文化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本世纪 20 年代以来的比较哲学专著可以为人们今天的研究提供借鉴。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国外出版的比较哲学名著尚未被译成中文，甚至连外文原著也很难见到。出于这种考虑，我们设法搜集了部分比较哲学名著， 将其主要的观点与方法介绍给国内读者。考虑到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比较哲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将其列入本书。除此之外，其余专著的作者分别是法、美、印（度）、日、德等国的比较哲学家。为了方便读者， 我们还搜集整理了近年来中国比较哲学研究论文索引，作为本书的附录。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体例是“评介”。在介绍每本名著的主要特点、观点和方法的同时，我们试图评价其各自的得失，特别是方法论上的得失。本书的编写是要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基础。我们将撰写阐发自己观点的比较哲学著作，因而对比较哲学的方法论问题给以特殊的重视。

本书的编写者大多是“中、印、西哲学比较”课题组的成员。课题组的顾问是石峻、苗力田、黄心川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而其主要成员则是一些年轻的博士或硕士学位获得者。我们的研究得到了国家教委优秀青年教师基金的资助。

这本书的编写也受到了国外学者的支持，日本、美国、印度等国的学者向我们提供了部分原著及有关材料，并且与我们进行了多次座谈。在此，谨向所有支持本书出版的中外人士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