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比较哲学

拉著认为，比较哲学应当是一种超出三大哲学传统之上的新的哲学，它应当是以人为出发点的、具有开放性与兼容性而能综合各个哲学传统的优点、并能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服务的世界哲学。比较哲学建立在对各种不同的哲学加以比较的基础之上，它的目标是各种哲学体系及派别，而又不被各自的观点所限制，它的方法因哲学体系与派别的多样性而丰富多采，它的内容广大精深而不流于玄虚。他认为对三大哲学的反思也就是对比较哲学自身的反思，通过对特殊个体的比较上升到一般意义的具有指导性的方法论的探索，这才是比较哲学的真正目的。作者在这一部分分别论述了比较哲学的对象范围、比较哲学的目的与哲学的综合、比较哲学的方法等问题。

比较哲学的对象范围

关于比较哲学的对象范围，拉著非常赞同马孙·奥塞尔所说的一句话： “比较哲学的范围是全人类的历史和宇宙。”他认为哲学必须解释人和他的宇宙，人的本质又是在历史发展中被不断挖掘出来的，所以说比较哲学的范围应该是全人类的历史和宇宙。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一种真正的、全面的哲学要建立在对人类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的比较评价之上，比较哲学的范围和整个宇宙一样宽广。

那么比较哲学仅仅是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差异的比较呢？还是对不同国家的历史的比较呢？作者认为，对不同国家的历史加以比较可以为比较哲学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但是历史的比较不能代替比较哲学。同样，我们也可以对人们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加以比较，这种比较的结果对于比较哲学也有很大意义，但它也同样不等于比较哲学。

每种文明都在哲学领域达到了一定的反思的水准，它自己的哲学家比别人更了解它的目的、方法和它所追求的价值。比较哲学最突出的主题应当是哲学传统的比较。作者强调，在进行哲学传统的比较时，首先应该注意的是传统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只有单一的哲学体系，忽视这一点就会造成错误的概括和有害的比较。就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来说，在历史上都曾出现过各种不同的派别，但是它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具有一致的、持续的目的。而西方哲学传统并没有一个持续和一致的目的，只能说西方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运用了、综合了人文主义的、理性的、认识论的方法。实在的终极本性必须弄清楚，认识它的最好方法是什么，这似乎是除中世纪哲学以外的西方哲学中最显著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很可能还将延续下去。

作者指出，之所以说比较哲学的突出主题是哲学传统，是因为哲学传统可以显示它对解决生活中某一方面问题的强烈兴趣，并且给予同这一方面相关的价值以格外的关注。例如中国哲学注重世俗社会的人和社会的价值，无论是孔子、墨子或老子，他们的问题都是什么样的人类生活才是最美好的。印度哲学的各种体系都注重内在精神的实在性及其价值。西方哲学在有的阶段上是内在的，在有的阶段上又是外在的，很难仅仅用内在或外在来描绘它的特征，尽管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基本上是外在的。既不能用理性主义作为区分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传统的标准，也不能用人道主义作为区别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标准。每个哲学传统都在它所关注的生活方面发展到了尽可能高的水平，而在其他方面却可能停滞不前或错误地发展。比较哲学就是要根据它们发展到最高水平的方面来概括整个哲学传统的特征。

那么哲学传统的比较研究有什么用处呢？作者认为比较哲学通过发现根据不同的价值观提出的解决生活问题的看法，寻找到一条解决生活中各种各样问题的线索。不同的传统追求不同的生活价值，或相同的传统在不同的时代追求不同的生活价值。西方哲学显然是在不同的时代提出了不同的价值观。在一定限度内，中国也是如此。印度哲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正是因为不同的传统有不同的价值观，以及同一传统中不同派别的价值观相异，才使得比较哲学成为必要的。

所有的哲学都在挖掘生活的本质，它们使用的方法或一或异，它探索的方向有同有别，比较哲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其结果与方法的同异之处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人类生活在各处都是相同的，作者引用拉达克里希南的话说： “作为哲学思考材料的人类经验的基本原则各处相同。事物的稍纵即逝、机会的飘忽不定、爱与恨的情绪、恐惧和嫉妒、死亡的威胁、企图克服事物衰败的焦灼、瞬间快乐的享受——这些已经决定了每个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尽管如此，生活的某些方面在一些国家始终顺利进展，而在另一些国家却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到问题所包含的价值上，人们开始担心失去它，于是哲学便随着价值的追求而发展。孔子时代的中国人担心失去人和社会的价值，于是它们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关注点。有位僧侣曾幽默地指出，由于印度人是相当的唯物主义者，所以吠檀多、佛教以及耆那教作为他们特别需要的一种平衡，便发展了反唯物主义的思想。作者认为这样的说法透露出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在古代当人们的智力还比较低下时，他们越是缺少什么也就越发展什么样的哲学。哲学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而产生出来的。在释迦时代，极端注重内在精神的佛教并不是避世的，它是作为对弥曼差派的极端行动主义的平衡而产生的，对现实的逃避是佛教

后来发展的结果。

作者得出结论说，如果一个传统在整个历史或一定的历史阶段中致力于坚持一套价值观，接受生活中某一特殊方面作为基本的不容置疑的事实，比较哲学就能发现那个生活方面所能提出的问题，并且可以知道这些问题是如何依据人们持有的价值观而得到解决的。就如同具体的科学把它所研究的对象作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不怀疑其实在性一样，一个哲学传统也可以把生活的某一方面看作是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而不怀疑它的实在性。那么这一方面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又是怎样解决的？通过比较哲学的研究就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

比较哲学的目的及哲学的融合

拉著指出，比较可以是系统与系统间的比较，也可以是概念与概念间的比较，但对于传统间的比较来说，它们的用处不大。传统间的比较可以使人了解每个传统视哪些生活方面、哪些价值为重要的以及它如何解决相应的问题。人性的探讨、自然的研究、智慧的好奇，这些都不是比较哲学的最终目的。当然，同一传统里的各种学派不可能以相同的方法解决相同的问题，因此细致的传统比较就要包括同一传统中的学派和系统的比较以及同一系统中的不同概念之间的比较，但这些仅仅是概念和系统之间的比较，而不是最终的归宿。

在一般哲学或半哲学的文学作品中，比较哲学一词被用来指文化的比较。但是文化的比较和传统的比较这两个概念一直相当含糊。每一种文化都试图在任何一个哲学系统中达到理性自觉的高度，因而应当据此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仅应当对同一传统的体系间加以相互比较，而且要与其他传统的体系进行比较。当对同一传统中的不同体系加以比较时，就可以明白它们是如何理解和坚持相同的价值的；当把它们与其他系统中相似的系统加以比较时，就可以看出相似的系统是如何坚持不同的价值的。例如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很像佛教所说的“万法唯识”。孟子所要表明的是基本的道德原则根植于心中，而佛教所要说明的是外在的物质没有实在性，它在心识之外没有任何价值。如果拿孟子的说法与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相比较，贝克莱是要破除唯物主义，而孟子是要建立人性至高至善的伦理道德。如果要建立一种完全公平地对待人类全部生活的哲学的话，相似之处和不同之点的比较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认为，对传统作诸如实在论、唯心论、一元论、多元论、机械论、宿命论、唯灵论、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经验论、唯理论、直觉主义、逻辑论等等的分类，虽然也是有益的，但不是比较哲学的最后目的。这些研究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们可以帮助比较哲学建立世界观。任何世界观都必须同人类生活相关联，它可以使人尽可能地理解和拥有完美而健全的生活方式。比较哲学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东西方为了人的重新一体化而相互合作。

拉著指出，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世界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正在走向相同。这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将会全部消除，但是它们已处于次要的地位。相似将越来越多，最高的普遍理想将属于全人类。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它将为全部文化所拥有，这种文化所提出的问题及其答案也将成为全人类的问题与答案。比较哲学的作用就在于它可以在一种文化吸收某种异文化时帮助这种文化从自身的背景下找到问题的答案。

人们日益清醒地意识到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可能拥有完美的生

活，实现生命的所有价值，享受人类所有的权利。这样，人们就会面临所有的生活问题，并不得不寻找所有的答案。这些问题往往是由一些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或领导者来解决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就必须具有比以往更加开阔的视野。这种开阔的视野可以由比较哲学来提供。这就是世界观，由此可以引导出世界哲学。

作者认为世界哲学不像以往的宗教那样是某一个人的体系，也不是某些人向其他人强加的思想意识，而是由每个哲学家，每一种文化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出来的。世界哲学是使人类生活更为完美的理论，而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占有。

如果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模式基本相同和生活的价值能为所有的人所接受的话，那么每一种文化背景下的哲学就会包含相似的思想、观念和目的。比较哲学的目的就是这样的文化的融合，它意味着不是占有而是发展，不是强迫而是吸收，不是闭目塞听而是开阔视野，不是限制生活而是扩展生活。哲学的综合随着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而产生，即使哲学家拒绝做这样的

努力，实际生活也会不自觉地实现综合。如果人格神对于西方宗教是必需的话，那么印度也同样需要它；如果同情、仁爱等道德品质为中国人所理解的幸福的社会生活所必需，那么印度和西方也同样需要它们；如果西方需要用理性分析去理解人、社会以及他们的环境，那么中国和印度也同样需要；如果印度的人文主义没有精神基础就不能完善，那么中国和西方也同样不能完善。任何一种文化所产生的问题，也或隐或显地会在其他文化中产生。这就是所以能够进行比较的原因。但是哲学传统的丰富多彩并不会因为哲学的融合而消失。真、善、美是人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各种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如何体现它们的。

作者赞成杜威和威廉·詹姆斯的观点，认为东西方结合的目的就是打破“东方”、“西方”的观念，去除“文化块状领域”的误解。

当然，没有差异也就不能有所谓融合。但是人们无需刻意追求差异。比较哲学的目的是发现不同的传统以怎样的方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假如东西方完全不同，那他们之间也就无法相互理解。相同或相似是东西方相互理解的基础。如果要想相互理解，多样化的哲学传统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支配者，比较哲学就是要选择这样一个共同的支配者——人。一种哲学传统只能解决生活中某些方面所出现的问题，而比较哲学面对所有的传统，研究所有的问题。只有各种传统的融合才有益于人类对完美生活的追求。

世界上存在着多元的意识形态，作者认为共产主义和西方的民主意识之间、有神论与无神论之间都是可以结合的。只要它们对人类生活怀有敬意、为人类的未来而焦虑，那它们就会遇到一起，并由此出发，在人类生活的基础上相互理解。人是公共生活的支配者，也是不同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检验员，每种学说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但是人存在着，他的生活应受到尊重，所有的哲学理论都是为他过上美好的生活绘制蓝图，这对任何哲学派别来说都是无可争议的真理。

比较哲学的方法

拉著认为，如果哲学是生活的哲学，那么生活本身就是比较和评价所有哲学的立足点和标准。在今天，人们拥有更深刻、更广泛的生活知识，比较和评价的标准也相应地更为丰富和恰当。比较的目标是建立一种人文主义的形而上学，一种关于人类生活的世界观。

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自己的哲学适用于全世界，但是他们的思想毕竟是在一定的时空界限内对生活的理解。比较哲学就是要帮助人们打破这种界限，为人类树立一种理想，即人类的团结与生活的和谐。那么它的方法是什么呢？作者认为这个方法应当是受人的至上原则和人的生活所支配的。人是物质、心灵、精神的集合，这种方法也应当从人出发，它是所有真正哲学的方法，它也应该是比较哲学的方法。比较哲学来自哲学，比较哲学的方法也是哲学的方法。

作者认为，哲学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它的标准不能出自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这些学科只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帮助作用，一旦过激，就会起到阻碍作用。它们都不能给哲学提供标准，因为人类的存在超出了这些学科研究的局限。对哲学来说，价值和事实同等重要，而其他学科关注的只是事实，它们即使要求研究所有的事实，也还是从有限的立足点出发。它们不能从生活的整体出发，不能把人类的全部生活提高到自觉反思的高度。

作者列举了 J·克威·斯万关于比较哲学的八种方法，并对它们一一加以评述。

第一，语言学方法。它研究不同哲学传统中的词语，有时能够发现概念之间内在联系的线索。但是在评价哲学的时候，哲学词语的本义很可能被错误地使用。例如贝蒂·黑曼用心理学方法研究语言而得出印度哲学是先验的唯物论的结论，认为印度哲学中只有物理学而没有形而上学，它的神学中从来没有来世的概念。作者认为，如果用这样的方法，那就同样可以说基督教的圣灵是唯物论的概念，因为精神最初被设想成气或类似于气一类的物质。但是这样理解显然是荒谬的。因此语言学研究只能提供一定的帮助，而不能成为比较哲学的唯一向导。作者认为，思想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有的时候物质的概念被升高用来指上天或精神实体，有的时候精神意义的概念又被降低到物质层次。在这种情况下，词语虽然保留了下来，可是它们的意义却发生了变化。

第二，历史的方法。当不同的传统相互碰撞时，一种传统就会给另一种传统注入新的血液，历史也随着思想观念的发展而重新建构。拿希腊、印度和中国三个传统来说，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哲学独立地发展；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哲学以及整个文化和生活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印度和希腊之间一直有着渊源关系，希腊人和早期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属于同一种族，而希腊人在公元前 2 世纪就承认东方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如果说比较哲学的对象是哲学传统的历史，那就不应忽视各种传统在相互碰撞以后的历史重构的重要意义。历史重构本身也是一种哲学的比较，它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种世界视野，以完美的形态提供完美的生活。

第三，比较的方法。比较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方法，它是紧跟在历史重构之后的一个步骤。在历史重构之后，人们不得不审视传统中的哲学是如何解决生活所提出的诸如逻辑、伦理、美学、社会学、形而上学等方面的问题的，于是人们得到了比较逻辑学、比较伦理学等等。但是这些并不是比较哲学的唯一结论。比较不仅仅要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而且还要寻找它们的相异之点以及导致这些相异的原因。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人们可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生活理论，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看清更加完美的生活之路。

第四，全面综合的方法。这是一种世界视野，它关注的是构成人的统一

体的各个方面，并且将提供判断所有传统或哲学的标准。许多思想家一直在尝试着建立这样的世界视野，但是严格的系统工作将不得不等到至少在主要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才能进行。

第五，形态评价的方法。这种方法研究体系的一致性，而不涉及它与生活是否一致的问题。但是，如果对于所有哲学的评价要看它自身是否一致以及它与事实是否一致，如果哲学首先是生活的哲学，那么，这种方法虽然也有一定的用处，但是仍然不免片面。

第六，现象学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发现一种哲学与它的社会文化的关系、一个概念与它的体系的关系、一个体系与它的传统的关系等等，而不涉及哲学的基础问题。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他们的学说都可以说是他们所在的环境的产物。如果更进一步，甚至还可以说哲学思潮与地理环境有关，一些社会文化思想的压力可能给传统提出第一批哲学问题，一旦它们被提高到普遍性高度，它们的特殊性就丧失了。理性不仅将它推到普遍性层次，而且将它与其他问题联系起来。中国人在特定条件下提出的仁义礼智等道德问题，至今仍然是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印度哲学中的“绝对”（梵天）与德国哲学中的“绝对理念”，尽管它们产生的背景不同，但是它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而对于它们差异的理解使“绝对”这一概念更具有普遍的价值。生活哲学是在生活基础上的理性探讨，理性使它上升到普遍意义。无论概念、理论来源于何处，它们都不会失去其价值。一旦问题形成，理性就要将它追溯到它的基础并使之普遍化，哲学也在这一过程中扩展。因此，现象学的方法也是有用的，但它不是比较哲学的结束。

第七，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等人在用心理学解释个人与社会的非正常行为时，也解释了伦理道德和宗教。作者认为，他们的方法是在低级领域解释高层次的东西，其结果有可能使那种给人以尊严与高贵的高尚价值有了丧失掉的危险。荣格试图把心理学与哲学联系起来是有益的，但是不应把哲学降低到心理学的水准，否则便得不到比较哲学的结果，而只能得到哲学与其传统相比较的比较心理学评价。另外，对一种哲学体系当然可以根据其创立者的个体心理加以评价和解释。但是，无论哲学概念产生的基础怎样，一旦它建立起来，哲学便将它与其他概念联系起来，检验它们的真理性和有效性。尽管尼采的“超人”也许出自于其天才的某种非正常因素，但是它已经成为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于是伦理学不能不对它加以检验审视，以考察其真实与错误的程度。哲学的问题在于其概念是否正确，它的标准是理性的一致性以及对生活的认同。只有当某个哲学概念相当错误时，对哲学家作心理学的探讨才有意义，但是这种做法的结果也只能确定这样的事实，即那种哲学是出自于健康的心灵而不是出于不正常的心灵。心理学方法的局限并不意味着这种方法毫无用处。哲学是生活的反思，比较哲学的法则就是生活的法则，也是生活反思的法则。心理学法则在比较哲学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但不是全部。

第八，社会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也同样有它的优点和缺陷。它的优点是可以使人了解传统形成之前的社会环境，以及在其发展过程中提出的哲学问题。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随着社会文化方式的变化，新的变化将注入历史中，而社会文化方式变化的原因则在于新宗教的诞生。例如欧洲社会方式的改变是由于基督教的进入，希腊方法也是因新宗教的产生而发生变化。哲学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社会状况，而在于理性自信是否真正可靠的问题。在

中国，社会政治状况提出了问题，问题的解决也依赖于社会政治状况。因此人的社会政治属性被当作不容置疑的事实和真理，而哲学家的职责就是检验这一事实。印度哲学的主要问题也可以追溯到其社会状况。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古代印度的哲学家很少关注社会状况，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我是谁？”“最高最纯的福祐在哪里？”印度哲学中的问题及其解答同中国哲学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它们在今天仍然显得非常重要。古代的希腊民族是手工业和商业的民族，他们比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人更富于诡辩，更狡黠、自私和深思熟虑。但是如果说是农业生活决定了中国人把金、木、水、火、土当作构成宇宙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那么用同样的方法就无法解释何以古代希腊的哲学家把类似于中国五行说的水、火、土、气当作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同样，中国和印度同属农业民族，可是为什么他们的哲学相差甚远？相反，尽管印度民族和希腊民族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可是印度人和希腊人却同样富于沉思、诡辩和理智。作者据此认为不应过多地依据社会学来解释和评价哲学范畴。无论哲学的范畴、概念是在哪种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哲学，特别是比较哲学都不得不追寻它们是否真实的问题。

作者指出，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哲学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它有自己研究的领域和研究的方法，它的研究方法与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不完全相同，前者可以包含后者，并从全面的世界视野出发赋予后者以重要的意义。哲学在它自身的世界观发展中形成了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形而上学等知识体系。比较哲学的价值就在于使人认识到了没有任何一种世界是完满自足的。事实上，比较哲学就是对完满自足的世界观的追求。要达到这一追求的目标，就必须开扩我们的世界视野，把各种不同的传统聚集起来，在这些传统的帮助下看清那些不曾被注意到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拉著认为比较哲学的方法就是哲学的方法，而哲学就是关于人的思考，哲学比较的评判者也应该是人。因此，当把人当作哲学的最高目标时，回过头来审视中国、印度和西方的哲学传统，我们就可以对它们得到更为清晰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