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乐非乐

与儒家提倡乐教不同，墨子的学说则以“非乐”为重要特征。墨子所非之乐并不仅仅是指音乐，它还包括人类的其他艺术。他反对艺术，不是因为钟、鼓、琴、瑟、竽、笙等演奏出的声音不使人感到快乐，也不是因为雕刻、文饰、绘画等色彩工艺使人感到不美丽，更不是因为煎烤的牛、猪之肉味道不鲜美，或者高台亭榭、深宫宽屋不使人感到舒适。而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所以墨子还是要否定它们。

墨子衡量是非、取舍以及为与不为的唯一标准和尺度就是“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对天下人有利的就干，无利的就不干，以此为标准，他认为乐对民无利。他指出，人人从事音乐活动，必然要制造乐器。要制造乐器， 必然要搜刮民财。天下老百姓拿钱制造乐器，但给他们自己却带不来一点好处，因而必然引起老百姓的怨恨。

同时，从事艺术活动，演奏乐器，必然要有乐师，要占用劳动力，影响生产。墨子认为，演奏乐器老人不行，小孩也不行，只有那些耳聪目明、身强力壮、声音调和、潇洒漂亮的年轻人才能进行演奏，这样必然影响生产， 因此必排除而非之。

墨子概括地指出：君王喜于乐，必然会神思麻痹，放弃对敌国的警惕， 引起内乱外患；士大夫迷于乐，则不可能内治官府，外治山林泽梁，充实府库；农夫沉于乐，就不愿早出晚归耕田种粮，就会土地荒芜；妇人沉迷于乐

事，就不能纺线织布，筹备衣食。如此，势必造成君王不理朝政，士大夫不干实事，平民不谋衣食的衰落局面，因而天下财物就不足，危乱就会产生， 社会就会动荡，于国、于民、于君、于家都是一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坏事。归根结底，墨子提倡“非乐”，是希望把君王和百姓的心思引到从事朝政和生产的份内之事上来，以富国富民利天下，在物质生活比较充裕的条件下再去从事艺术音乐活动，这一思想正是其平民利益的反映。

墨子公开非乐，在现代看来似乎是大逆不道，令人费解。然而在 2000 多年前的中国，却代表了平民阶层多数人的共同心声。众所周知，夏、商、周三代暴君无一顾及百姓死活，一味骄奢淫逸，他们均以巨为美，以众为观， 夏桀竟然聚起 3000 多人为乐，鼓噪一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商纣王更是放纵无度，竟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体，相逐其间，在靡靡之乐的伴陪下，作长夜之饮。墨子时代，王公大人穷奢极欲之事有增无减，令人不堪目睹，不忍闻听，因此“非乐”也就成为广大民众的强烈呼声。这一心声通过墨子之口喊了出来，在当时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