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志的历史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代，神的地位开始下降，人的意识逐渐觉醒，而社会历史观念的最大转折是由以上帝、天、神为中心转为以人为中心。孔子在这个时代创立了其人学，对鬼神持存疑态度，但仍未摆脱畏天知命。墨子是一位社会学家，他非命尚力，但明确要求人们尊天事鬼。从哲学思想观念的嬗变角度讲，墨子思想是不是与时代不相应，是不是滞后了呢？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待。

就春秋时代哲学演变的主旋律来看，墨子似乎是滞后了。但从有神论的历史发展看，墨子天志明鬼学说的出现无疑是一个进步和创举。为什么？因为他大胆地改造了传统意义上的天及鬼神观，赋予了其新的内容。众所周知， 自夏、商以来，天和鬼神的观念一直是为当权者服务的，是统治者的工具， 当人们对现状不满时，奴隶、小生产者只有通过咒天、骂天来渲泄积愤，但却从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天和鬼神，或者说只有统治者的天、鬼神，而没有平民和小生产者的天、鬼神。墨子塑造的天、鬼神则是下层民众的天、鬼神， 是下层民众意志的反映。所以我们说它有一定的进步性。

西周以来，传统意义上的天帝、鬼神观念的崩溃，消除了小生产者的精神枷锁，但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更加遭殃。统治者抛开了对上帝报应、鬼神惩罚的最后一丝顾虑，更加肆无忌惮地蹂躏平民百姓，生活愈加荒淫无度，糜烂奢侈。在此情况下，小生产者只有重建有神论，用以震慑统治者的暴行。墨子便是这一平民愿望的代言人。

然而有神论并非下层民众向统治者抗争的有力武器，这一观念极易为统治者所利用。西汉时代，董仲舒就曾利用有神论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论，这个理论明显留有墨子“天志”的痕迹。

董仲舒认为天有意志，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有爱有憎。他说：“天常常以爱人和利人为自己的意志，以生长和养育万物为自己的工作，春夏秋冬各季节都是天的功用。”又说，“天子承受了天的命令，故天下都得接受天子的命令。”天成为众神之王，成了宇宙的主宰。墨子曾认为天有欲恶、爱憎，董仲舒也认为天有喜怒哀乐。墨子认为天之意就是“兼相爱，交相利”， 董仲舒也认为天的意志是爱人和利人。墨子认为天子只是人间的统治者，天能主宰、支配天子。董仲舒也认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两者何其相似！

墨子认为人应顺天之意，顺天之意则得赏，反天之意则受罚。董仲舒则认为人应“循天之道”，不循天道，不顺天意，天就会发出灾异谴告。他说： “天地万物，有反常的变化就叫做‘异’，小反常是灾，灾常常先到而后异才随之而来。灾是天对人发出的‘谴告’，异是天对人施展的威风，人若不领会，天就施威恐吓人。天施威而人不知道害怕，天灾人祸就到来了。”董仲舒认为天意是仁爱的，是不想害人的，这实质上是墨子关于天能赏善罚暴的进一步说明。

董仲舒虽然承继了墨子的天志思想，但两者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因而其理论倾向也不同。墨子反映了社会变革中平民的利益，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却力图为已经确立政权的汉王朝的统治者服务。当然，董仲舒有时也试图借助上天的权威来劝诫汉天子，但其目的用意毕竟与墨子直接针对王公大人之天志大相径庭。由是，宗教神学这个“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又重新转变为统治者麻醉广大民众的精神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