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用节葬

依照“先质后文”的文化观,那么节用节葬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成为“有源之水”了。墨子认为古代圣王为政,其宫室、衣服、饮食、舟车等各种物质条件只要够用、实用就完全可以了,从未铺张浪费。而当今的统治者却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结果使百姓“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人民群众不堪忍受,怨声载道。由此墨子提出了“去无用之费”的主张,即要免除一切不实用的开支,以利天下万民。并提出了应当“节用”的五个方面的问题。

  1. 节饮食。他指出古代圣王之饮食只要能充饥解饿,强筋壮骨,使人耳聪目明就足够了,并不追求五味的芳香和异国他地的山珍海味。但当今的王公大人却以美食为痴,花天酒地,肆意挥霍,而许多平民百姓却在忍饥挨饿,以至被逼为盗,引起社会动乱。故而他要求统治者应节饮食,犒劳百姓, 使百姓能果腹,从而能参加生产劳作。

  2. 节衣服。墨子认为,古代圣贤君王穿衣戴帽只为遮身蔽体,抵御寒风、力求实用,并不追求豪华绚丽。而当今之统治者则宽衣博带,衣锦珠冠, 招摇于众,人民却“寒不得衣”,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他要求统治者应节衣服,使天下寒士俱得温暖。

  3. 节宫室。墨子指出,古代圣王建造宫室只要能冬御寒风,夏防潮湿之气,屋里清洁,可供祭祀,壁墙足以使男女分居也就可以了,并不追求豪华富丽。而当今统治者则要求楼台亭阁,雕梁画栋,从而使国匮民乏,造成人心惶惶,民愤冲天。故而统治者应节宫室之用。

  4. 节舟车。墨子说,古代圣贤明君使用的车辆舟船,只求能负重载物, 轻便致远,乘坐安全,拉动便利,速度快就可以了。古圣王见大河宽阔无法通行,于是就制造了船,即使是王公贵戚到来,同样的船也不换桨,掌船手也不更衣,而当今统治者则雕舟画车,以求美观,浪费了大量财物,造成人民百姓的贫困,故而要节舟车之用。

  5. 节蓄私。墨子认为,上古之世,虽为至圣,也不私蓄财货女色,故宫内无怨女,天下无鳏夫。而今的统治者大肆聚积财富,供养的侍妾成百上千,致使天下财物大量流失,人民贫穷,天下男人多寡而无妻,女多被拘于深宫而无夫,使男女交配失时,人口减少。故而应节蓄私。

上述五个方面集中体现了墨子的节用思想。节葬应当说亦是节用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厚葬久丧之风日久,且愈演愈烈,成为当时的一大社会陋习, 丧葬制度的改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所以墨子深感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故在大量论述了节用之外,又专门就节葬问题进行了讨论。

众所周知,儒家创始人孔子,以历史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主张“三年无改父之道”,要求子孙守三年之丧,实行厚葬久丧。墨子主张节葬,实质就

是对儒家及其传统习惯的反叛,同时也是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无情抨击。墨子认为一个社会应当不断地增加人口,让贫穷者富起来,消除社会危乱,才能做到仁义孝慈,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而厚葬久丧之风,却恰恰是社会太平的一大危害,必须革除。他认为古之圣王尧舜禹等是开一代纯朴之风的先哲, 他们举办丧葬之事甚为简朴,从不无端浪费财力民力。墨子指出厚葬久丧不可避免地浪费人力财力,“守三年之丧”会让天下人无法从事生产劳作,社会就会贫困,人口就会衰减,国家就有内忧外患,上帝鬼神也会对此施以惩罚。因此厚葬之害大矣,必以法制之。他提出一套“节葬”之法,规定棺足以盛灰骨,衣足以裹尸即可,不必大肆铺张讲究。因为人活着时都要节用, 死了以后就更用不着无端浪费了。同时,他主张以“短丧”代替“久丧”, 要求人们在举行完祭祖仪式和哭别之后,应尽快从事到生产劳作中去,不要因丧事影响谋生之计。这些思想观念在春秋战国时代无疑是像晴天里的阵阵春雷,震撼着人们那种“慎终追远”的价值观念,动摇着传统的“守三年之丧”的社会习俗,具有无可争议的历史进步性。

墨子的节用节葬理论基本上都是从古代圣王与当今之统治者的对比来论证说明的,实际上他是想借助古代圣王的权威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墨子是一位实用主义者,故而他主张凡不能带来实效的费用都应统统去掉。他也是一位节俭的倡导者,认为圣人节俭,小人浪费,节俭则国家兴旺,浪费则国破家亡。他说的节俭并非有意让人自我刻薄,而是提倡一种节制。他说,夫妇之事有节制则天地和顺,风雨有节制则五谷丰登,衣服有节制则肌肤安适。可见他说的节制也是掌握好分寸的“度”,凡事要适度,超过一定的“度” 则事与愿违。当然,墨子的节用节葬观主要的是针对统治者而言,是劝统治者节俭以奉给民用,代表的是下层劳动人民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