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以易别

墨子兼爱的具体内容就是兼以易别，所谓“兼”就是“视人之国若己之国，视人之家若己之家，视人之身若己之身”。总之，“为彼者，犹为己。” 就是说要不分彼此，不分你我，视人若己，爱我若己，为人若己。所谓“别”， 正好与“兼”相反，它是“处大国就攻小国，处大家就篡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总之，它是一种人与人、国与国、家与家互相侵害、互相仇视的邪恶的社会现象，是社会的病态表现。“兼以易别”就是要用爱人若己去取代互相仇视和侵害的不良风气。

墨子首先向人们陈述了相侵相害、自私自利的危害，然后提出用“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来改变这种“不相爱”、“亏人以自利”的社会现实。“视人若己”、“爱人若己”是墨子设计的爱的社会的理想蓝图，这种蓝图与儒家所设想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及“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孔子是把大同理想寄托于遥远的过去，而墨子的理想则注重现在；孔子的理想社会是以“亲亲”、“尊尊”为始点、为前提的，他承认或顺应了人的自然亲情，而墨子则根本不理会社会中的亲疏、远近、等级关系。在他看来，那种“亲亲”、“尊尊”的自然亲情关系恰恰是人们只爱自己、自私自利的根源。而他大胆冲破了血缘与亲情的界限，肯定爱人若己、视人若己，这是墨子与孔子的不同之处。由此可见，孔子是顺而取之，墨子则是逆而成之。

虽然墨子的思想具有极大的空想性，但其理论价值和精神内涵却是不容忽视的。它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罪恶现象的厌恶和敌视，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憧憬，体现了人类的尊严和其精神的崇高。正是这种不分彼此、不分种族、不分疆域、不分贵贱贫富的平等博爱，才体现了人类精神的抽象之爱， 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别于万物又高于万物的根本所在。

墨子“兼以易别”的社会理想给中国历代思想家以深远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领袖洪秀全、百日维新领袖谭嗣同以及梁启超等人都曾深受墨子影响。洪秀全曾言：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存你吞我并之念，又说：要使现在的充满欺凌、掠夺、争斗、仇杀的世道变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也”。洪秀全连使用的语言都类似于墨子，足见墨子兼爱思想对其影响之大。谭嗣同曾明确表示墨子兼爱思想是其著名著作《仁学》的理论源泉。梁启超则大声疾呼：“欲救中国，厥惟墨学！”由此可知，墨子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艰苦奋斗，为实现公正、平等的社会理想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