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之实现

在墨子心目中，兼爱决非可望不可及的梦想，更不是一种抽象而不现实的原则，相反，它是完全可以贯彻执行的主张，完全可以应用于现实社会。他说，一个理论如果不能应用，那么即使是我个人的理论我也坚决反对，凡是好的理论都是可以应用的。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墨子从朋友、君主、双亲、难易等多方面对兼爱的实现做出了说明。

墨子的兼爱理论在当时就遭到不同人士的非议，墨子对这些非议进行批驳的同时，论证了兼爱之可行性。他举例说，现在如果有两个人，一个主张“别相恶”，一个主张“兼相爱”。主张“别相恶”的人说：我怎能视朋友之身体为自己的身体，又怎能将朋友的父母视为自己的父母呢？于是朋友饥饿了，有饭也不给他吃，朋友生病了，也不给他医治，朋友死掉了，也不把他埋葬。但主张“兼相爱”的人则说：作为天下高士，对待朋友就应该像对待自己，对待朋友的父母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于是朋友饿了，就主动给他饭吃，朋友生病，主动给予治疗，朋友死去，含悲将其埋葬。这两个人的言行之善恶不是一清二楚吗？假如你披坚执锐，行将走向生死未卜的战场，假若你奉国君之命要出使遥远荒僻的国家且不知归期何时，那么你是将妻子儿女、家庭财产托付给主张“别相恶”的人呢？还是托付给主张“兼相爱”的人呢？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就是连最无知识的老百姓也会选择主张“兼相爱” 的人，而不选择主张“别相恶”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兼相爱”的人善良可靠，“别相恶”的人无情冷酷。

墨子又指出，也许有人会认为可以选择主张“兼相爱”的人做朋友，但不宜选择这种人做国君。墨子认为这个论调同样是错误的。他说，假若有两个国君，一个主张兼相爱，另一个主张别相恶。主张别相恶的国君说：人生在世就像骏马奔驰过缝隙一样短暂飞快，我怎能视天下百姓的身体如同自己的身体呢？这太不合乎情理了。他这么说，也就这么做。于是天下的老百姓饥饿了，他不设法赈济，天下的老百姓寒冷了，他不设法备衣，天下的老百姓生病了，他不想法治疗，许多老百姓死亡了，他也不去料理后事。相反， 主张“兼相爱”的国君则说：作为一贤明君主，应视天下万民的身体为自己的身体啊。他这样说，也会这样做。于是天下的老百姓饥饿了，他就设法赈济，老百姓挨冻了，他就设法备足衣服，老百姓生病了，他就设法给予治疗， 有老百姓死亡了，他就派人埋葬。一旦发生瘟疫，老百姓大多因劳苦冻饿而周折死于沟壑之中，那么，人们是选择主张别相恶的国君呢，还是选择主张

兼相爱的国君呢？很明显，人们一定会选择主张兼相爱的国君。

墨子进而指出，也许有的人十分赞同兼相爱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既仁且义，但又觉得兼爱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要真正推行它就像提起泰山来跨越长江黄河一样，根本办不到。墨子针对这种观点指出，提起泰山以跨越长江黄河，这是自古及今从未有过的事情，然而兼爱在远古圣王那里却曾真正地实行过。例如《泰誓》曾说：“周文王像太阳、月亮一样，光耀四海， 普照大地。”这是说周文王兼爱一切，没有偏私。不仅《泰誓》这样说，《禹誓》也曾有过大禹行兼爱的记载：大禹征伐有苗，既不是为了求得荣华富贵， 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声色之乐，而是为了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故而大禹也是行兼爱之代表，不仅尧、舜、禹行兼爱，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也崇尚兼爱。因此说推行兼爱并不是像提起泰山以跨越长江黄河那样不可能的事， 只不过是当今的君王不这样做而已。

有人认为兼爱思想有悖于伦理纲常，不合孝子之道。墨子解释说：兼爱不仅不违背孝道，而且它还有利于孝道的推行。因为兼爱主张爱惜他人的父母就像爱惜自己的父母，因而他人亦必以同样的方式关心爱惜我的父母，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实行了孝道。

墨子又指出，推行兼爱并不是天下太困难的事情，有好多比这更困难的事都办到了，何况推行兼爱呢？关键是看当政者提倡不提倡，并不是办到办不到。如楚灵王喜欢细腰，于是楚国的大夫们一天只吃一顿饭，以至于饿得要人扶着才能站起来，扶着墙才能勉强走路。节食是件十分难办的事，然而最终办到了，而且不几年内竟成为楚国的时尚。为什么？因为国君喜欢，人们只好迎合国君而已。从前越王勾践崇尚勇敢，训练将士三年，但不知效果如何。为了考验一下，于是故意放火烧船，擂鼓指挥将士前进，他的将士奋不顾身，冲向火船。倒身于水火中淹死烧死者不计其数。焚身是相当难的一件事，然而越王喜欢，不也办到了吗？还有晋国国王晋文公喜欢穿粗衣，当文公执政之时，晋国的士大夫都穿粗布衣服和母羊皮的裘，戴厚帛做成的帽子，穿粗糙的鞋子，前去晋见晋文公，晋文公很欣赏。穿粗衣也是不合人性的难办之事，可不也办到且不久成为晋国的时尚了吗？节食、焚身、穿粗衣这本来是天下最难办的事，结果由于国君推崇，一时竟成时尚，言及兼相爱， 交相利，这比节食、焚身、穿粗衣要容易多了，只要国君喜欢，用奖赏来勉励民众，用刑罚来威慑大众，众人对于兼相爱就会像火之趋上、水之就下一样顺势而成，不可遏止。

墨子为实现其兼爱之社会理想，上说下教，四处奔波，席不暇暖。他不仅说服王公大人来提倡兼爱，而且教导平民百姓实行兼爱。墨子本人更是兼爱的实践者，他和他的弟子们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以自苦为极，以实际行动履行他所倡导的“财以分人”、“道以教人”的社会理想。可以说，墨子提倡的“节用”、“节葬”、“非乐”、“非攻”等都是为实现兼爱而服务的，是兼爱思想的具体体现。他认为一旦实现了兼爱，王公大人就会得到安稳，万民衣食就会得到富足，国君就会仁惠，大臣就会忠诚，为人父者就会慈善，为人子者就会孝顺，为人兄者就会友善，为人弟者就会恭敬。因而兼爱是至公至正之道，符合万民之共同利益。

墨子所描绘的兼爱的社会理想是一幅美妙的图画，他对此可谓苦心经营，倾注全部心血，然而在当时那个弱肉强食的强权时代，要推行兼爱又谈何容易！尽管墨子列举了一大堆兼爱之可行的根据和理由，但现实毕竟是残

酷无情的，客观历史条件没有为墨子提供宽容的领地。故而，至战国末年及秦汉之际，墨家无可奈何地衰落了。墨家的衰落是那个历史阶段上的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兼爱虽不能转化为政治的与社会的现实，但这种主张和思想却不可能绝迹，它毕竟是人类理想的美好结晶，成为历代许多杰出思想家的精神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