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儒

墨子是继孔子之后出现的思想大师，他学业于儒门，又反叛于儒门。他的许多思想是针对儒家学说而提出的，是对儒学的直接反叛与否定。墨子及其弟子把批判儒学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认为儒学不利于天下万民，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足以丧乱天下，这主要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儒家主张有“命”，认为富贵贫贱，夭寿治乱都是由命决定的， 人在命面前可以说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听之任之。墨子从经验论出发， 对“命”的存在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从古到今，没有谁见过“命”这个东西，也没有谁听到过“命”的声音，所以说“命”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用极为朴素的“闻见之情”来否定“命”的存在，其根本用意并不在于证明“命”之存在与否，而是想以此说明人们相信“命”的害处，这才是墨子“非命”的真正目的。他指出人若信命，必定疏懒怠惰，必定不能全心全力地投入到生产工作之中，一切皆由命做安排，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就会丧失，这样必然会误听治、误农时、误稼穑、误机织，从而引起生活贫困，人心大乱。他认为“命”是由过去的暴君随意杜撰出来，由那些穷途末路之人加以渲染， 用来欺骗、迷惑广大的朴实的劳动人民的。他说命是一种凶言，足以残害天下苍生。如果人人听信于命，误认为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那么所有的人就会无所作为，无所事事，就会丧失其道德责任感，从而导致君不义、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良、弟不悌的堕落局面，进而导致刑政乱、财不足、民怨恨、国不治的社会状况。因而墨子一反儒家所倡导的“知命”、“畏命”，对于“命”给予了坚决的否定。

值得一提的是，墨子在否定“命”的客观性的同时，还深刻地分析了“命” 赖以形成的社会根源。他认为“命”并非来自神秘的超人间之域，而是来自现实世界，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利益而用来愚弄人民的护身符。这些思想虽是针对儒家提出来的，但其意义却远远超出了批判与反驳的意义，到达了一个更高层次，体现了墨家学派独立向上的精神风格。

其二，儒家主张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置衣物，哭孝三年，扶而后起，

这是儒家继承了传统的社会习俗。而墨子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耗费人力财物，同时又耽误时间，妨碍从事生产，从而引起社会的贫困与动荡。因此墨子认为儒家的这一主张也是不合时宜的，必须革除之，实行薄葬短丧，使人们摆脱繁文缛节，集中精力搞好生产。

其三，儒家主张文质并重，重视礼乐祭祀，崇尚弦歌鼓瑟，而墨子则主张先质后文，力排虚夸浮华，不事礼乐之声，主张人们要多从事耕耘制作之事。这并非表明墨子不懂“文”的娱乐性，而完全是出于一片救国救民的忧心。荀子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只是从理论本身而言，并没有考察墨家理论所赖以建构的现实基础。

其四，儒家对天有着非常丰富的论述，但对鬼神却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儒家看来，鬼神的存在取决于人的超越的感受，并非是真有其物。而墨子明确指出鬼神是实有的。墨子依据古人的亲见亲闻、古人所记载的鬼神故事来肯定鬼神为实体性的存在，并将鬼神依次分为天鬼、山水鬼神、人鬼三个不同层次的类别， 认为鬼神具有奖贤惩恶的力量，人们应当祭鬼敬鬼，多行义事，不为恶事。可见，墨子肯定鬼神的存在是其实现天下大政大治的重要手段。

当然，墨子是站在儒家的对立面来批判儒家的，故不可能不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因而难免有些不恰当之处。如他从经验论出发批判命定论时，以闻、听、见为准，这就排斥了人们对无限、超越以及绝对的理性追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画地为牢的思想设计。至于儒家以为天“为不明”，鬼“为不神”，这不仅不是儒家的缺陷，而且还是其理论贡献。不事鬼神，必重视人，这是无可非议的。至于儒家提倡的弦歌鼓舞，日为声乐，是儒家乐教的具体体现，具有一定的价值，而墨子全面否定，失之偏颇。墨子对儒家的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一点也许是批判儒家的厚葬久丧的主张，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是正确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