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与仁爱

“兼爱”是墨子学说的中心，是他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仁爱”则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当时，儒学和墨学俱称显学，然而一个提倡“仁爱”，一个提倡“兼爱”，兼爱与仁爱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兼爱是墨子学说的中心范畴，仁爱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其基本区别

表现在如下几点：

兼爱是一种无差等的爱，仁爱是一种有差等的爱。兼爱不分亲疏厚薄，不分贵贱贫富，不分人我彼此，视一切国如己之国，视一切家如己之家，爱一切人之身若爱己之身，而仁爱则不同，它建立在“亲亲”的血缘关系之上，他人之父与己之父，他人之母与己之母，他人之兄与己之兄都是有差别的，有亲疏之分的。故不能视人之家若己之家，视人之其身若己之身。
兼爱是理智的客观形态的爱，而仁爱则是情感的主观形态的爱。兼爱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之上，仁爱完全出于自然亲情。孔子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就是说父亲做错了事乃至犯了罪，儿子要为父亲隐瞒。儿子做错了事乃至犯了罪，父亲也应为儿子隐瞒。孔子认为这才是“直”。而墨家却坚决反对这种亲情之间相互包庇的行为。例如墨家巨子腹的儿子杀了人，当时腹已经 60 多岁了，又只有这一个儿子，秦惠王念其年老，就免除了他儿子的死刑，然而腹坚决执行墨家之法，杀人偿命，最终还是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这件事足以看出墨儒两家“兼爱”与“仁爱”的差别。
兼爱是社会的，仁爱是伦理的。墨子提倡兼爱是为了“兴天下之利，除无下之害”，他所面对的现实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全社会性的，全社会的和平安稳和万民之共同大利是他提倡兼爱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孔子的仁爱则是他的道德思想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企图实现道德价值的重整和人文秩序的重建，两者显然不同。
兼爱远比仁爱宽泛，仁爱则比兼爱具体。兼爱的实现是以天志作保证的，它忽视了人的内在天性，而仁爱既有天理作为其超越的根据，又植根于人的内在心性，用纯哲学的术语说，兼爱的根据是外在的超越，仁爱的根据是内在的超越。
就实现的方式而言，兼爱实现的具体方式是“节用”、“节葬”、“非乐”、“非攻”、“尚同”、“尚贤”等等，这些都是行政手段或社会手段，这些手段之间是并列的，没有次第关系。墨子只告诉人们“择务而从事”，即应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推行其学说方针。所以当国家混乱时，就向这个国家讲尚贤尚同；当国家贫穷时，就提倡节用、节葬；国家荒淫奢侈，就向他们讲非乐、非命；国家好战，就向他们讲非攻。总之，兼爱的贯彻实行并没有次第关系和先后顺序，只根据现实的需要，灵活运用。但孔子的仁爱则有着明显的次第关系，这个关系的具体表现就是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万物”。这里“亲亲”是第一层，“仁民”是第二层，“爱

物”是第三层，“亲亲”就是亲近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但民”就是爱所有的人，“爱物”就是指泛爱天下一切万物，与万物一体呈现，共同存在。这三者在孔子、孟子看来存在着鲜明的逻辑关系，即将自己对亲人的亲情推行到天下人身上，并在天下人身上体现出来，这就是实现了仁民，再将仁民即爱人之心推及到天下万物，并在具体行为中表现出来，就是达到了爱物。孟子还指出，只要各人都亲近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会实现太平。

应当指出，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天下失序，孔子和墨子以强烈的救世情怀和伟大的人格，感召了他们的门徒，创立了各自的学派，提出了不同的救世方案。仁爱和兼爱就是其救世方案的两个中心环节。先秦时儒墨并举，两汉以后，儒学独行天下，墨学趋于衰微，其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孔子的仁爱，主张从自身做起，层层外推，虽说高远，但并不空疏，亦不艰深，较易转化为实际。正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退自如，随机应变，游刃有余。而墨子的兼爱，虽说是从现实出发，然而，它仗义直言，义无返顾，刚猛有余，柔性不足，令人有进无退，难以接受，而且它让人们不分等级、不分贵贱、不分人我地相亲互爱，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在宗法关系根深蒂固、等级森严的中国，儒学盛行而墨学式微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