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劝课农桑和古农书

一、历代的劝课农桑

中国历代王朝，特别是开国之君，对劝课农桑都比较重视。除下达诏书、命令提倡之外，也采取一些切实措施。当然，大多数情况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所谓“劝课农桑”，类似于近代的农业推广。就是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通过宣传、示范和展览等方式，传递给广大农民，以使农业生产有所增长。

中国的劝课农桑制度创始于周代。《周礼》这部书虽成书于战国，但其内容有许多实际上反映的是周代的情况。周代的劝课农桑制度，首先是设立一系列农官进行教导。见于《诗经》中的有“田畯”、(89)“保介”(90)等。

《周礼·地官》记载的则从立田制、兴修农田水利、辨别土壤种类、备耕备种一直到收获都设有专职官员分工管理。如“大司徒”之职是“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里宰”，“掌比其邑之多众⋯⋯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稻人”，“掌稼下地”； “司稼”，“为之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等等。其次，制定出一套制度，如“孟夏之月，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驱兽无害五谷，毋大田猎”。(91)

春秋战国时期，各地人口大增，“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92) 商业贸易发达起来了；加之诸侯国争雄称霸，战争频繁，都需要农业提供大量剩余产品粮食、布帛、肉类和蔬菜。因此，从当时诸子著作中都可找到他们建议当政者重视农业生产，劝课农桑的言论。如《管子》中的“牧民”、 “立政”、“八观”、“治国”等篇都是以重农劝课为言的。魏文侯时李悝作“尽地力”之教，其做法与近代实施农业推广，以求生产增益非常相似。两汉，特别是西汉王朝，继秦王朝的暴政之后，农民流离失所，饿殍遍

野，汉高祖统一天下后，立即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以后各帝对劝课农桑也颇为重视，屡下劝农诏，将劝课农桑的好坏作为考核各级官员政绩的重要内容。这一系列措施，取得显著成就。其中尤以汉武帝时的农业推广工作做得出色。武帝好大喜功，外则对四境扩大疆土，屡次用兵；内则大兴水利和其他工程，弄得民穷财尽。晚年悔征伐之事，决心抓农业生产，下诏说：“方今之务，在于力农”。(93)征和四年（前 89 年），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田太常、三辅（关中一带）。赵过总结民间经验，创立了一种比较精细、先进的“代田法”。代田法的基本内容是“一亩三甽（在一亩地上开三条沟，形成三条沟和三条垄），岁代处（即垄和沟每年轮换着种植）”。(94)因为播种时将种子播于沟内，水分和温度条件比垄上稍好，有利于作物出苗和生长；所以亩产量比不开沟作垄的缦田要高得多。赵过在推广代田法过程中分作三个步骤：首先亲自实地试验，证实代田法比缦田法优越，作为推广的先决条件。其次，借用行政力量，县令长和乡村中的“三老”，还有生产骨干力量“力田”和老农“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最后，由骨干通过公田和“家田”作重点推广后，再普遍展开。赵过推广代田法约七年时间， 取得了“用力少而得谷多”，(95)民皆称便的效果。赵过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农业技术推广程序的首创者，使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具有了一定的科学性。

唐、宋时期，政府对劝课农桑工作也较重视。唐代劝农官员的设置，中央有司农卿一人，少卿二人；地方道、州、县的副长官主要职责是劝课农桑。此外还深入乡里，以百户为里，每里设里正一人，专掌按比户口和课殖农桑。(96)武则天时又删定《兆人本业》一书，颁行天下，宣传推广农业技术。(97) 这是中国官修的第一部农书。

宋代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最高统治者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都亲自过问过。太宗淳化五年（994 年），宋、亳数州因牛疫，耕牛死亡过半，影响耕种。太子中允武允成献踏犁，可以人力替代牛力，太宗立即下令依式样制造推广给两州农民使用。(98)宋真宗也抓过两件农业推广工作，一是下诏翻印《农器图》、《齐民要术》、《四时纂要》等农书颁布民间。另一件是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遣使从福建取“占城稻”（生长期短、成熟早、较抗旱、对土壤肥力要求不高的一种旱稻）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路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由朝廷公布占城稻的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 号召种植。(99)北宋的地方官还利用“劝农文”的形式来劝课农桑。它类似近代的宣传品，内容主要讲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书所不同的是比较注意针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文句简练，篇幅短小。南宋时劝农文仍盛行。

元王朝虽为牧业民族入主中原，但受汉族影响，也比较注意抓农业生产。至元六年（1276 年），忽必烈下令“诏诸路劝课农桑，命中书省采农桑事， 列为条目，仍令提刑按察司与州县官相风土之所宜，讲究可否，别颁行之。” (100)先搜集，再实验，后推广，做法十分科学。经二、三年的搜集，同时参考大量古籍而编写成了《农桑辑要》一书颁布天下。后来，元政府又曾多次刊刻、颁发给各级官员，“以知稼穑之艰难”。(101)此外，元政府还颁发过

《栽桑图》。

明、清时期，民间出现了不少农业推广者。如明末清初的陈振龙家族， 在甘薯的引进和推广上连续几代人为之奋斗了一百五十多年。(102)康熙、乾隆年间，陕西兴平人杨屾，为使其家乡人能增加收入，解决穿衣难的问题， 他先“博访树桑养蚕之法”，然后“先自树桑数百株”，又亲自养蚕、缫丝、织绸。经过十三年的努力宣传、示范，他在兴平及其邻近地区推广栽桑养蚕取得了一定成效。(103)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张之洞厘订《学堂章程》，中国才开始有近代农业学校和农业试验场等近代农业推广方法及机构组织。

二、中国的古农书

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农书，距今已有二千多年。中国古农书到底有多少？

《中国古农学书录》(104)统计为 542 种；《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105)定

为 643 种；《中国古农书考》(106)记述了 243 种，而所附索引开列的农书和有关书籍名目约六百种；《中国古农书评介》(107)说：“目前已经查出的这近四百种农书中，有真实材料可核对的现存书共计三百二十九种。”

中国早期古农书，以生产谷物、蔬菜、油料、纤维和某些特种作物（如茶叶、染料、药材）、果树、蚕桑、畜牧、材木、花卉等为主题的“整体农书”占大多数。它在发展过程中又演变成为三个类型：一是“农家月令书”， 创始于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它将一年十二个月必须进行的农业生产操作事项，按时令缓急，依次安排。这类书因着重于时间计划，对农作物生产

过程没有作系统的连续叙述，技术性知识显得分散些。二是以后魏贾思勰的

《齐民要术》为代表，着重于各项技术知识的系统记录。技术叙述，除了各种作物、蔬菜、果树、林木的耕作、选育、保护和畜牧、养鱼等广义农业的各部门之外，还有农产品加工、保藏、酿造、烹调、织染、日用品保管，乃至制造笔墨、化装品等，可谓是“百科知识”型的。第三类是综合上述二种类型的特点，将各种技术约略地集中在某一个时令中，而将上两类书中的丛辰（即所谓“选日子”、“看日期”、“择吉”等迷信的旧名称）、占卜、祈禳（ráng）、厌（yā）胜等迷信事项扩大加重到占压倒的优势。这类书一向称之为“通书”，现存以唐末韩鄂的《四时纂要》为最早。选择广义农业各门类中的一项，或相关几项作题材的“专业农书”，最早着重于相马、相六畜、养鱼等方面。由于宫廷对花木的需要，导出了花卉、庭园方面的专书， 如晋代《西京杂记》中有关花木部分，以及稍迟的《晋宫阁簿》等。到唐代则有讨论种茶、农器和养蚕等的第三类专业农书出现。时代越往后，农业分工越细，专业农书也越多。它有时与“谱”、“录”合流，有时分家。除上述三类专业农书外，到明、清时还出现了救荒和治蝗专书。如果从时间上看， 还可作如下归纳：

先秦和两汉的农书

《汉书·艺文志》“农家类”收录了九种汉代流传着的农书，其中四种“作者不知何世”，两种确定为“六国”时人所作，即《神农》和《野老》。以上全已不存于世。现存先秦的农学著作只有《吕氏春秋》一书中的《上（尚） 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上农》是专讲农业政策的； 后三篇总结了先秦的农业生产经验，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九家农书中，肯定为西汉人所著的有《董安国》十二篇，《蔡葵》一篇、《氾胜之书》十八篇。前二书早已佚失。《氾胜之书》靠《齐民要术》等几部书的引用，现还保存了一些零星片断。清代曾有三种辑佚本，现代则有 1956 年出版的《氾胜之书今释》(108)和 1957

年出版的《氾胜之书辑释》。(109)氾胜之，山东曹县人，汉成帝时（前 33

—前 7 年）为议郎。刘向《别录》说他曾“教田三辅，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氾胜之书》现残存只有三千多字，内容包括耕作的总原则；十二种作物从选种、播种、栽培、收获到储藏为止的各种方法细节，以及少量带有神秘色彩的“卜种”、“藏谷”方法；还有“治种”（处理种子）和“区（o ū）种”两项特别技术内容。

《后汉书》没有“艺文志”，因此东汉二百余年中，出现过多少农书， 至今没有可供考证的历史记录。目前能确知的有《四民月令》。此书已佚失， 现存的只是辑佚书。(110)崔寔是冀州安平人（今河北安平县一带），生卒年可能是 103—169 年。其家庭是当时“望族”。他曾在洛阳自己多年经营着一份庄田，利用所积累的农事经验，加以整理写成《四民月令》，传授给和他相似的其他经营地主。严格说，《四民月令》主要是为士大夫们的地主经济服务的，是他们的经营手册。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动荡最多的年代之一。记载这约四百年历史的十一种“正史”中都没有“经籍志”或“艺文志”部分。因此，除《齐民要术》外，是否还有其他值得提及的真正农书，至今没有发现直接史料可供参证。

《齐民要术》是公元六世纪时中国出现的一部空前伟大的农书。关于作者贾思勰，只能凭借《齐民要术》卷首所题“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知道他作过这么一个官；由书中部分内容还知道他曾到过并州（今山西）的井陉、壶关、上党等地，观察了此处一些作物的特点；他家里曾养过二百多头羊； 他有一位朋友刘仁之，做过兖州刺史。

《齐民要术》全书由“序”、“杂说”和正文三大部分组成。正文里又夹有双行小字附注。全书十一万字，正文约七万，夹注小字四万。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杂说”是后人写的，时间在北宋前。夹注小字当中也有些是唐代的资料。此书范围包括广泛，从耕种操作到造醋做酱，凡是农家生活资料的生产全都写到，正如其“序”所说：“起自耕农，终于醯（xī）醢（hāi），资生之业，靡不毕书。”《齐民要术》是中国北方旱地农业技术总结得最好的一部书，真正掌握了旱地保墒农业技术的精髓。它对国外，特别是日本农学有较大影响。

唐、宋两代的农书

隋代没有新农书出现。唐代出现了几部与农业有关的著作，但真正称得上农书，现存的就是陆龟蒙的《耒耜经》和韩鄂的《四时纂要》。陆龟蒙是唐末松江人。《耒耜经》为江南人所著最早的一部农书，也是最早一部专论农具的书。全书并序文在内共四百四十三字。围绕耕犁这一件农器各部分的构造与功能作了详细正确的叙述，附带谈了另外的三件小农具。

《四时纂要》的作者韩鄂生平事迹和著书年代都不可考。大多数研究者推测他为唐末至五代时人。此书大约在宋以后佚失。近年在日本发现了它的一个朝鲜复刻南宋本。(111)全书五卷，分作十二个月。每月依次抄录了天文

（星躔为主）、占候、丛辰、禳镇、食忌、祭祀、种植、修造（包括酿造、合药和某些小手工艺制品）、牧养、杂事的新旧文献，最后抄一段《礼记·月令》中的“愆忒”（即节令不正常所引起的灾祸）作结尾。这些内容中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只有种植、牧养两项和杂事中的几条。

由北宋王朝组织人编纂的官方农书有《授时要录》、《大农孝经》、《本书》等，都已佚失。整个北宋一百七十年中，没有留下一部像样的新的整体性农书。各家书目记载的专业性农书种数还不少，医马、相马和医骆驼的书各有两种以上。这大概由于五代时和北方少数民族接触较多，它们是具有重要国防意义的役畜而得到了重视。论种茶、制茶的书出现了十多种，除说明当时茶已成为通行的饮料外，换取军用马匹可能也是一个原因。牡丹、芍药两种名花，各有几种专门谱录出现，虽以谈品种为主，但也写有一些栽培经验。秦观的《蚕书》是现存最早谈养蚕的专书。从浴种到养蚕、缫丝各阶段， 都有简明切实的叙述；对缫车的结构和用法，记载特别详细。

《陈旉农书》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 年）写成。全书并序文、标题等在内总共一万多字，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占全书的大半，内容讨论以水稻为主的狭义耕种，也谈了小麦等几种辅助作物。陈旉特别强调人力的作用，认为尽到人力就可使地力“常新壮”，是一进步的看法。中卷三篇，

是专谈江南地区适用于水稻耕作的唯一役畜水牛的。下卷五篇专谈蚕桑，从种桑起，到收茧止，没有缫丝、纺织、染的叙述。总之，这本书是以种稻、养蚕为主的江南泽农内容，而且只说农业生产，不涉及手工业操作。它是私人著作的地区性农书的典型。南宋时其他与农业生产有关、较有价值的农书还有楼é（shóu）的《耕织图》，韩彦直的《橘录》。《耕织图》以绘图作诗的表达方式对后来农书有较大影响。与此同时，在北方黄河流域金王朝统治地区的士人也写作了一些小型农书，从元初《农桑辑要》所引用的看，有

《务本新书》、《蚕桑直说》、《蚕经》、《士农必用》、《种莳直说》、

《韩氏直说》等。近人在《永乐大典》中还发现了《种艺必用》一书。(112) 此书特点是把花卉收入农书中，而且不像过去的花谱那样只限于园圃栽种， 也包括了盆栽和瓶供。另外，其中记载的一些特殊的嫁接组合、重迭嫁接都是可贵的史料。

元代的农书

元政府司农司所编写的《农桑辑要》是元代第一部农书，此后又有王祯的《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农桑辑要》为一部从技术上作指导的全国性整体农书。全书六万字左右，分作七卷十门，即“典训门”（农本观念的叙述）、“耕垦门”、“播种门”、“栽桑门”、“养蚕门”、“瓜菜门”、“果实门”、“竹木门”、“药草门”（实际上是染料、药材、特种作物） 和“孳畜门”。全书主体材料仍采自经史，承袭了过去几部重要农书的丰富遗产。其突出之处是非常重视农桑，把它提到空前的高地位。

王祯《农书》一般通行版本和《农桑辑要》一样，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以《四库全书》武英殿聚珍版排印本为最早。成书于十四世纪初。王祯是山东东平人，曾在安徽、江西等省做过地方官。《农书》系综合了黄河流域旱农和江南泽农两方面的情况写成。现在通行本全书约十一万字左右，共分三部分：“农桑通诀”（农业总论）、“百谷谱”（农业各论）和 “农器图谱”。“农器图谱”占全书五分之四篇幅，显然为重点所在，同时为本书的一大特色。图共有三百零六幅，分作二十门，如“田制门”、“耒耜门”、“钁臿门”等等。每幅图均附有说明，记述构造、来源、用法等。元代，维吾尔族曾出现过一些文化技术专家，鲁明善就是一位农学家。

《农桑衣食撮要》是他在作寿春郡（今安徽寿县）监察官任内编写的。本书是最好的农家月令书之一。书中材料主要采自《农桑辑要》，但因寿春郡接近江南，所以增选了一些适合江南地区情况的资料。全书没有任何关于商业经营的叙述，占候、禳禁数量很少，仅有十余条。总起来说，它确是一部农家月令书，专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生活服务的。元朝统治虽只有短短九十多年，留下了以上三部重要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明、清时期的农书

《中国农学书录》中所载明代农书大小共有一百三十多种，而质量较高、真正够得上称为农书的，大小不过十来种。它们是《种树书》、《便民图纂》、

《多能鄙事》、《学圃杂疏》、《群芳谱》、《农说》、《宝坻劝农书》、

《沈氏农书》、《农政全书》等。明中叶以后，出现了第一部医治马的医方

书《元亨疗马集》。它与《疗牛集》和《驼经》常合并在一起刻印，称为《元亨疗马牛驼集》。这部书应是群众的长期经验积累，而定型则于明代。书中记述了相法、针灸法、外治法、内服药方和各种症状，并绘有图，便于应用。

《农政全书》是一部集大成的巨著。作者徐光启是十七世纪中国的一位杰出科学家，在数学、天文、历法和农学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农政全书》总计约有七十余万字，广征博引各种文献二百多种，以全国农业生产为讨论对象，在此以前实不多见。书中充分体现了反保守的精神，率先介绍了西洋科学，如“泰西水法”；还提倡种植甘薯等外来引进作物，打破风土不宜说。另外，在此以前的农书大都为纯技术性的，而此书重点在于保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命安全的政治措施，抓住了屯垦立军、水利兴农和备荒救荒三项基本农政。全书六十卷，分成“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种植”（经济作物）、“牧养”、“制造”、“荒政”等十二目。《农政全书》对日本农学也有很大影响，在距离此书第一次刻印后不到六十年就传入了日本。

清代出现了不少小型专业农书。果谱、花谱较多是一大特点。值得一提的有《秘传花镜》（又称《花镜》），作者陈淏子，杭州人。全书分“花历新栽”、“课花十八法”、“花木类考”三部分。还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玄烨命一班词臣就明王象晋的《二如亭广群芳谱》改编成一百卷《广群芳谱》，虽在形式、体裁上有所改进，但实际内容仍和旧著一样，对农业生产意义不大。讨论一个小地区农业生产特点和技术的小型农书，从清初到道光时（十九世纪初）出现了不少。如专论河北省泽地农业的《泽农要录》， 专论江南早稻的《江南催耕课稻篇》，山西祁嶲藻的《马首农言》，陕西杨屾的《豳风广义》和杨秀元的《农言著实》等都是根据小地区需要和特点写成的，对当地农业生产的指导意义较大。传统形式的大型农书清代也有一部， 是乾隆二年（1737 年）弘历召集一班文臣编纂成的《授时通考》。全书布局依次序分作“天时”、“地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等八门，各门都有图，引用文献达四百二十七种。因是皇帝敕撰，有诏旨各省复刻，流传很广，在国外也颇有名声。作为农书而言， 它在指导农业生产上并没有多大作用。

（范楚玉）

注释：

1.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 年第 3 期。

2. 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

(3)(80)《史记·货殖列传》。(4)《旧唐书·第五琦传》。

(5)(7)(8)(11)(26)(93)(94)(95)《汉书·食货志》。

(6)(12)《农说》。

(9)《晋书·傅玄传》。(10)《齐民要术·杂说》。(13)《孟子·滕文公上》。(14)《论语·泰伯》。

(15)《史记·滑稽列传》。(16)《华阳国志·蜀志》。(17)(18)《史记·河渠书》。

1. 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 1975 年第 7 期。

2. 《诗经·小雅·白华》。(21)《水经注·肥水》。

(22)《古今图书集成·田制·议江西屯田水利》。(23)《海塘录》。

1. (56)元·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灌溉门》。

2.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 1972 年第 12

   期。

3. 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 1972 年第 12 期。

4. 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西晋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 年第 3 期。

(29)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 1963 年。(30)《诗经·小雅·大东》。

1. 河南省博物馆《济源泗涧沟三座汉墓的发掘》，《文物》1973 年第2 期。

2. 《孟子·梁惠王上》。(33)(34)《荀子·王制》。(35)《管子·牧民》。

   (36)《吕氏春秋·上农》。

1. 《管子·势》、《左传·昭公七年》、《国语·周语上》、《国语· 越语下》、《荀子·天论》、《韩非子·难二》。

2.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 年。

(39)(79)《诗经·豳风·七月》。(40)《齐民要术·黍稷第四》。(41)《齐民要术·种麻第八》。(42)《齐民要术·蔓菁第十八》。

(43)《农政全书·蚕桑广类·木棉》。(44)《齐民要术·粱秫第五》。

(45)《汉书·地理志》。

(46)(48)(49)《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47)《清史稿·食货志》。

1. 《周礼·天官·冢宰》。

2. 王毓瑚《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成就》，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7 年。

3.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第二次印刷。

4. 《宋书·谢灵运传》。(54)《宋书·孔季恭传》。(55)万历《泉州府志》。

(57)李凤岐、张波《陇中砂田之探讨》，《中国农史》 1982 年第 2 期。(58)D.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

1968， Aldine，（1969）。

1.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7 年 12 月 7 日。

2. 《南都赋》：“冬稌夏穱，随时代熟。”《集韵》：“稬，稬稻也”；

   “穱，稻下种麦”。

3.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62)(63)《吕氏春秋·任地》。(64)(66)《陈旉农书·粪田之宜》。

(65) 胡厚宣《再论殷代农作物施肥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1 年第 1 期。

(66) (67)(68)(69)(70)《齐民要术·种谷第三》。

(71)(88)张仲葛《中国古代畜牧兽医方面的成就》，《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年。

1. 张仲葛《我国猪种的形成及其发展》，《全国猪育种科研协作会议资料选编》，上海农科院 1978 年编印。

2. C.Darwin. “ The Variation of Animal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1905，JohnMuray.

3.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第 2 期。

4. 周匡明《钱山漾残绢片出土的启示》，《文物》1980 年第 1 期。

5. 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 年。

6. 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

《文物》1980 年第 5 期。

1. 黄世瑞《八百多年前蚕业科技上的两项重大发明》，《农业考古》1984 年第 1 期。

(80)《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81)《论语·子路》。

1. 《诏定古文官书序》。

2. 《全芳备祖》引五代《陷虏记》。(84)王祯《农书·百谷谱·蔬属》。(85)宋·韩彦直撰。

1. 王祯《农书·农桑通诀·种植篇第十三》。

2. 《史记·匈奴列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驼）⋯⋯”。

(89)《诗经·小雅·甫田》。(90)《诗经·周颂·臣工》。(91)《礼记·月令》。

(92)《战国策·赵三》。(96)《旧唐书·职官志》。

(97) 《旧唐书·德宗纪》和《文宗纪》。(98)(99)《宋史·食货志》。

1. 《元史·世祖三》。

2. 《蔡文渊农桑辑要序》，载《元文类》卷 36。(102)《金薯传习录》。

1. 《豳风广义弁言》。

2. 王毓瑚著，农业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3. 北京图书馆 1959 年编。

(106)（日）天野元之助著，龙溪书舍 1975 年出版。

1. 石声汉著，农业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2. 石声汉著，科学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3. 万国鼎著，中华书局 1957 年出版。

4. 1923 年前共有四种辑佚本。1965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石声汉的《四民月令校注》。

5. 《四时纂要》——中国古农书岁时纪的新资料，守屋美都雄解题，

   日本东京山本书店 1962 年出版。

6. 胡道静校注《种艺必用》，农业出版社 196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