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端午

一、端午源流

端午节与夏至节有密切联系。晋代周处《风土记》：“俗重五日与夏至同。”这是因为二者同处于农历仲夏，而且许多习俗是相同的。《续汉书·礼仪志》称：“仲夏之月，万物才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 以朱索连荤菜，弥牟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

夏至、冬至是太阳运行周期中重要的转折点。在中国人心目中，夏至是“阴阳争，死生分、血气散”的危机关头，人们要斋戒，采取某些活动以顺应阴气将升、万物肃杀的自然秩序进程。据《续汉书·礼仪志》，夏至时禁止燃大火、用炭鼓铸，并且浚井改水。还要用蒲剑、艾人、朱索、桃印等压制邪气，防止瘟疫。随着时代的发展，民间对夏至的重视逐步转移到端午节， 上述的斋戒活动早已不见了，龙舟竞渡习俗却成为端午节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于夏至的存在，整个农历五月都被看作不吉的时期。应劭《风俗通义》记录了许多汉代人的五月禁忌。如五月盖房使人头秃、五月生子不吉等。这种看法在近代仍很流行。杭州人称五月为凶月，不结婚、不迁居。北京也有“善正月、恶五月”的民谚。五月五日很早就是人们忌讳的焦点。《史记·孟尝君列传》载，田文生于五月五日，其父田婴不肯抚养他，理由是：“五月生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尽管考虑到历法因素，不能完全相信司马迁的记述，但可以肯定，汉代初年端午节就已固定于五月五日。直到唐以前的文献，几乎都把这个节日称为“五月五日”而不是“端午”。唐宋时， 出现了“端五”的名称。宋代吕原明《岁时杂记》称：“京师以五月一日为端一，二日为端二，⋯⋯四日为端四。”几乎是同时，才有专指五月五日的“端午”之称，并产生了端阳、重午、天中等别称。

端午节的主要目的是逐疫，但唐宋之后，龙舟竞渡习俗与之相结合，盛行于江南水乡，使端午节的含义复杂化了。龙舟竞渡是一种超民族、地域的活动，很早就刻画于部落时代的铜鼓上。因此，所谓龙舟竞渡以拯屈原的说法不过是一种解释性传说而已。对于竞渡的起源有很多种解释，文崇一在《〈九歌〉中的水神与华南的龙舟赛神》一文(25)中认为，竞渡是祭祀水神的活动， 水神后来被认为是掌管雨水的龙神，从而有了赛龙神求雨的活动。随着竞渡习俗的传播，消灾、逐疫、乞福等含义于是附加在端午节上。

汉晋时期许多文献中关于竞渡起源的传说都有水神的影子。最典型的是曹娥的故事，见于《艺文类聚·岁时部》引《会稽典录》中：

女子曹娥者，会稽上虞人。父盱能絃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泝涛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

文中的波神显然便是水神。除了屈原之外，周昭王、伍子胥、勾践都在竞渡

起源传说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受人崇拜，不外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他们中的大部分是非寿终正寝的横死者。在古人心目中，横死夭折者含冤而死， 戾气深重，必须隆重祭祀才能平息戾气，以防他们为害生人。久之，这些人成了水神。其次，马援、勾践等因有功于人民而受祭奠。但这类传说不是竞渡起源传说的主流，很可能是后起的。至于竞渡源于屈原的说法被大力宣传并逐步取代了其他传说，是由于他的行为与其诗篇中指陈的思想适合于封建

士大夫的情趣，这与今天我们赋予这个传说以爱国主义的含义是有差别的。从世俗的实际活动看，竞渡的屈原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士大夫推崇屈原的结果。

在原始农业发生以前，水神崇拜是生活在江南水乡的各民族出于保障生命财产安全而产生的思想观念。在农业发生之后，就使先民将崇拜重点转移到赛神求雨方面。整个水稻生长期都有可能举行报赛活动。文先生对竞渡日期所作的分类统计表明：自二月二日到九月九日都有竞渡记载。但竞渡毕竟多数集中于五月五日前后，这或许与江南的梅雨有关。《岁时广记》卷二引

《风土记》：“夏至雨名黄梅雨。”又引《四时纂要》：“农以得梅雨乃宜耕耨。故谚云：梅不雨，无米炊。”由于梅雨的迟速大小对农业生产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因而在最紧要的时刻举行求雨活动就成为决定竞渡时间的重要理由。此外，北方端午的逐疫习俗与竞渡习俗的结合，也为五月竞渡提供了另一个有力根据。

二、逐疫：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

汉代的主要祛瘟饰物是朱索与桃印，或系在身上或挂在门上。朱索的作用是拴住人的魂魄，或圈住人的居处，以防止邪气侵害。泰国的鲁阿人就相信，腕部系上纱线能把人的 32 个灵魂牢牢缚在人体内。假如牛太累了，也要拴线以确保灵魂不走失。(26)应劭《风俗通义》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或续命缕、避兵缯、五色缕、朱索，避兵及鬼，命人不病瘟。” 这些名称表现出与鲁阿人相似的观念。后来朱索逐渐向装饰性方面发展，六朝以后又出现了百索、条达、条脱、合欢索、宛转绳等名称。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北朝妇人，五日宛转绳、长命缕，皆结为人像带之。”明清时代，朱索主要成为儿童的佩带物。《熙朝乐事》：“结五色丝为索，系小儿臂，男左女右，谓之长命缕。”这显然是因为人们认为儿童生命力还不够强大的缘故。

劳干先生认为，朱索缚桃印装饰门户的作法是从秦汉百官所佩印绶而来，(27)汉代称这种桃印为刚卯。它是成对佩带的，上面有驱鬼咒语。据《汉书·王莽传》服虔注，刚卯作于正月卯日，除桃木外，也有用金、玉作的。刚卯上涂有赤青白黄四色，象征驱除四方邪魅。王莽代汉时，为防止人们因此回忆起前朝来，他便下令禁止使用刚卯。

刚卯后来演化为香袋，宋代僧道常向施主赠送符袋，《岁时杂记》载： “端五以赤白丝造如囊，以彩线贯之，搐使如花形，或带或钉门上，以禳赤口白舌。”有人将稻李置于袋中，称为“道理袋”。还有人将雄黄、灵符、铜钱等放在袋中。刚卯的另一种演化形式是符箓。葛洪《抱朴子》：“五月朱书赤灵符，著心前，辟兵、驱瘟、去百病。”随后又产生了天师符、五毒符等。《燕京岁时记》载：“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辟祟恶。”从张天师的“五雷正法”衍生出五雷符。《帝京景物略》卷二：“（端午）家各悬五雷符，簪佩小纸符。”画符本是为了防卫，但是随着时代发展，符箓逐步成为装饰品，或向祈福方向发展。五毒符便是一例。

《岁时杂记》：“端午京都士女簪戴，皆剪缯楮之类为艾，或以真艾，其上装以蜈蚣，蚰蜒、蛇、蝎、草虫之类及天师形象，并石榴、萱草、假花。”

有人则将姜太公、财神和聚宝盆、摇钱树之类画在符上。

文字的魔力也用于防虫，如在窗户上写“风烟”或“滑”字以避蚊蚋。或在五日午时写“荼”字，倒贴在屋壁间以避蛇、蝎、蜈蚣。

汉代有用朱索缠绕“荤菜”以驱邪的记载，荤菜就是有芳香气味或辛辣味道的植物，如艾草、菖蒲、葱、蒜之类。《清嘉录》说：“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艾草在南北朝时用以作成人形，挂在门户，后来又作成虎形戴在头上，有时则作成艾酒。菖蒲主要是泡入酒中饮用。大概在唐代以后，一种含有硫化砷的矿物雄黄广泛用于造雄黄酒。明代谢肇淛《五杂俎》谈道，雄黄酒除饮用外，还可以喷洒屋壁床帐，涂在婴儿耳鼻上，以防避虫蛇毒害。

人们还集体行动以对抗瘟疫。如山西阳曲县端五时，“五瘟庙僧令人曳车作龙舟状，列五瘟神像，其铙钹。从朔日起，遍游街衢，人俱剪衣带少许， 投钱朱中施之，俗曰、送瘟船。”在湖北大冶，屈原甚至被当作瘟神送走： “五月十八日送瘟。纸作龙舟长数丈，上为三闾大夫像，人物数十，皆衣锦绣彩缯，冠带器用以银制，费近百金，送之至青龙堤焚之。”

三、竞渡

南北朝时竞渡习俗更广泛地传播起来。由于唐宋皇帝和地方官员的提倡，龙舟竞渡活动日益兴盛。唐敬宗曾下诏命地方官修造龙舟二十艘。当时， 这种作法被史官看作奢侈行为。宋代则成了与民同乐的借口，宋太宗淳化三年曾于三月到开封金明池观看竞渡。南宋时，竞渡演变成大型的水上歌舞、百戏、杂耍表演。这种夸富竞侈的大游行，在明清时广东、浙江等地富庶城镇仍可见到。明清两代定鼎北方，宫廷中每到端午都有龙舟表演，只是规模小多了。一般说来，受地理限制，竞渡不能在北方普及。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早已指出：“在北舳舻既少，罕有此事。”

早期文献一般将竞渡舟船称为“水马”、“飞凫”、“水车”等，只有皇帝御舟才称作龙舟。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最早将竞渡船称为龙舟。他写道：“自唐以来，竞渡务为轻驶。前建龙头，后竖龙尾。船之两旁，则为龙鳞而彩绘之，谓之龙舟。”后来，龙舟便成为竞渡舟船的统一名称。但有的龙舟的船头却是马头。象福建的龙舟，身长十丈有余，宽度仅容两人并坐， 这种船称为马神。船身涂以彩绘，以别部居。江浙粤等地的龙舟有的很笨拙， 上面装扮着戏曲人物，或供奉仙佛神灵，配以锦旗、花篮、鼓吹之类，所费金钱无数，十余年才能举办一次。

有的地方平日将龙舟供奉在神社里，赛船时，人们去庙中向神谒告，披红挂彩而出。苏州将龙舟下水称为出龙，事先要迎神演戏，称为“下水”。上岸时要举行送神仪式，叫做“拔龙头。”岳阳地区要另造新船。《武陵竞渡略》载：“旧制四月八日揭篷打船，五月一日新船下水，五月十日、十五日划船赌赛，十八日送标讫，便拖船上岸。”所谓新船，也许只将旧船重新装修一遍，送标就是把锦标送到庙中。(28)

仍据同书记载，洞庭湖区在竞渡前夜要请名巫作法。巫师自船首至船尾打觔斗，撒荞燃火，此为亮船。同时鼓声不绝，以防敌人施用黑巫术，若有破坏者被抓到，则格杀不论。竞渡时由巫师举火发船。以火的颜色占卜胜负， 巫师“卷禈露足，跳罡七步，持咒激火，火起，行。”他祈祷说：“天火烧

太阳，地火烧五方，雷火执常法，烧死诸不祥。龙舟下弱水，五湖四海任飘荡。”船底用白茅拂过，以防敌方暗算，同时向江中抛掷桃符等以辟邪。竞渡过程中，船中不许藏竹竿、鹅卵石，观看者也不许扔砖瓦，以防引起械斗。胜利者以尾为头，倒划于江中，船中锣鼓喧天。他们受到所在村社的犒赏， 邻里亲友上门祝贺。一条龙舟可容十几人到三十几人。一个于船首执旗号令， 一人居中司鼓，有的地方船尾有舵手，其余的人是桨手。

宋代宫廷中有掷银瓶于水中，令人争夺的作法，后来相沿成俗，流行江浙一带。有的掷土罐、有的掷鸭子、猪脬。这可能是因为此地龙舟笨重，人们用这个办法来代替竞渡夺标。

胡三省曾这样描写竞渡场面：“植标于中流，众船鼓楫竞进，以争锦标， 有破舟折楫、至于沉溺而不悔者。”这种以速度争胜的形式内在意义，曾有德·格鲁特（de Groot）试图加以解释。他认为其本原是初民模仿真龙相斗而竞渡，以求得大雨，获得丰收。江西《新喻县志》的记载与之相近：“端午龙舟竞渡，犹传楚俗。每旱云祷，或近龙而激潭洞，或近巫以驱魃厉，盖

《周礼》索鬼神之谓也。”向水中投掷食物则是为了安抚水神或龙神。后来， 竞渡有了更多的社会意义。广东顺德就认为竞渡获胜的村社必定丰收，买卖顺遂。由于竞渡成了预卜吉凶的手段，各村社无不全力以赴，经常导致发生械斗。

四、粽子

端午节最为人熟知的食品是粽子，在早期文献中还称为角黍。名称的差异反映出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文化赋予它的意义不同。

黄石先生在《端午礼俗史》中指出，角黍本是农民祀祖的供奉物。《吕氏春秋·仲夏纪》：“仲夏之月，⋯⋯农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这种五月收获的早黍，性粘，宜于包裹。北方农民直到现在仍以这种黍子作端午粽子的原料。清代杭州人端午节仍用黍秫作粽子，上扎五色彩丝，相互馈赠，这很可能是宋室南渡时北方人带来的习俗。晋周处在《风土记》中谈到端午食品时，接受了北方文化中角黍这个名

称。他认为，食角黍是顺应节气的作法。宗懔《荆楚岁时记》中开始出现粽子的说法，他将食粽与避水厄相联系。他写道：“民斩新竹笋为筒粽，楝叶插头，五彩缕投江，以为避水厄。”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开始将角黍与屈原之死相联系。总之，不论是避水厄、还是祀祖，其目的都是安抚死去的人。从角黍到粽子的演变，反映出南北文化相互影响以至趋同的过程。范成大《吴郡志》全面地解释了粽子的作用：“重午以角黍团、朱索、艾虎、画扇相饷。夏至复作角黍以祭，以束粽之草系手足而祝之，名曰健粽。”

粽子的作法从古到今变化不大。《齐民要术》记载过一种将粟与黍混合起来，放置于竹器中，用绳束扎，再在锅中煮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人们在粽子里添加了各种果实、草药，做成各种形状的粽子。南北朝时有益智粽、黄甘粽，唐代有九子粽、百索粽，宋代有角粽、锥粽、茭粽等。《岁时杂记》载：“端五因古人筒米而以菰叶裹粘米，名曰角黍，相遗，俗作粽。或加以枣、或以糖。近年又加松、栗、胡桃、姜、桂、麝香之类。近代多烧艾灰淋汁煮之，其色如金。”清代李调元《南粤笔记》记广东粽子，用冬叶裹的称“灰粽”，用竹叶裹的称“筒粽”，三角形的称“角子粽”，以及肉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