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成就第一节 概述

一、中国农业的发生和发展

农业生产是人类集体向自然斗争取得的成果。中国农业发生很早，考古资料证明，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以种植业来说， 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三百多个长方形窖穴，其中八十个有粮食堆积。堆积厚度现存分别为 0.3—2 米不等。(1)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在十多个探方广达四百多平方米的范围内，普遍发现稻粒、稻壳、稻秆的遗存，有的地方甚至形成 20—50 厘米厚的堆积层。(2)这些都不是农业刚刚发生阶段的情形。据此推测，中国农业发生的时间要大大早于七、八千年前。

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气候、地形和水等自然资源条件，同时受到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因此，各地区的农业面貌和进程总是不尽相同和不平衡的。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发展的进程大致如下：

根据考古学资料，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黄河、长江流域，甚至包括珠江流域部分地区的氏族部落已较普遍地形成了以原始种植业为主，兼营家畜饲养和采集渔猎的综合经济；有些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有的民族部落还过着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生活。原始种植业的两种不同类型，也基本形成，即北方黄河流域为种粟等作物的旱地农业，南方长江流域则为种稻等作物的水田农业。夏、商、西周时期，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和长江流域一些地区正经历着耕作区日益扩大，把游牧业进一步挤向北部、西北部边缘地区和山区的过程。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铁器自此广泛使用，牛耕逐渐推广，社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其结果，耕地得到大量垦辟，数口之家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从而得以出现。以后， 秦和两汉是种植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农耕区向西北方面有了新的扩展；在长江以北淮水以南、关中、中原和西北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灌溉农业区。长江下游广大低湿沮洳地带和岭南地区还远远没有大量开发。东汉末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由于长期战乱，古代农耕重心地区遭到严重破坏。长江以南、五岭以北广大地区和巴蜀，逐渐发展成为比较重要的农耕区。特别是江南地区，由于人口、劳动力的增加，水利工程的兴修和北方一些先进技术的传入，农业生产水平开始赶上一再遭到破坏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改变了“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3)的状况。隋、唐五代时期，一开始，南北方种植业都有较大发展，广大西北地区是当时的主要牧区。唐中期以后，“赋之所出，江淮为多”(4)，农耕区的重心已开始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五代十国时，黄河流域又由于前后九十多年的军事破坏，已疲惫不堪；而长江以南则因战争破坏较少，两大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相去更远，北方日益依赖于南方。北宋和南宋时期，北方劳动人民第二次大批南迁，他们和南方农民一起进一步开发了江南。农耕和蚕桑的重心已明显地由黄河流域转移到了南方。此后，中国南方一直是全国的粮食和蚕桑的重要产地。

二、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特点

中国农业生产在发展过程中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是成就突出，至少在有文字记载的四千多年来，稳定而没有中断过。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看， 必须要有相当稳定的农业生产，供给人们以生活物资，然后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才有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集团，其农业生产中断了，文化和历史传统也一定随之中断。如曾经繁荣一时的文明古国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巴比仑，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还有古罗马以及美洲印加帝国的衰落、消亡，就与此有关。中国农业基础稳定和成就突出的重要原因是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集中了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经过成千上万年的积累，逐渐充实、改进、提高而臻于完备的。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

其次，由于社会历史的各种原因，诸如土地所有权分散、人均耕地少等， 中国农业走的是向土地要粮食和纤维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发展道路。历史地形成了中原地区重粮食和纤维，西部、北部重畜牧，东部重鱼盐，山区重木材， 开发较晚的南方也是以粮食和纤维为主的局面。两千多年来，中国广大农业区一直以“五口之家”的家庭为经营单位，在不大的一块土地上年年种满作物，同时圈养一些家畜和家禽，畜牧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这同欧洲从古代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时，继承了古代农业牧草和作物轮作，畜牧业在农业经济中比重大的特点迥然不同。

中国古代农业的另一个特点是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它以劳动集约为主，与欧洲的资本主义集约有所不同，劳动集约是提高劳动强度，实行精耕细作，充分挖掘土地增产潜力，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具体措施是充分用地和积极养地紧密相结合。即以合理的耕作、轮作、施肥和灌溉（有条件的地方）来改良土壤，提高地力，从而保证包括连种、复种、间作、套种相结合的高复种指数的用地体系的实现。欧美人把中国水稻区的耕作方式叫作“园耕”，意思是在大田作业中应用园艺的经营方式。这是极为集约的农田操作和管理；而且主要是靠农民操作手法的灵巧，用简陋的工具做出细活来。

三、中国古代的农学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农学家就开始把在此以前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进行总结和理论概括，以后的农学家在这方面也不断做了许多工作。中国古代的农学思想有许多很有价值的理论与原则，至今仍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

农业中的所谓“三才”理论

“三才”一词最早见于《易经·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可见“三才”理论是讲天、地、人的变化与关系的。它是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的哲学观点之一，被人们运用于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军事作战等各个方面。《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段话阐明了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是

天、地、人，而且把人的因素列为首要地位。到汉代，天、地、人演变为“力”、“地”、“时”。晁错说：“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5) 这里的“力”，即人力，具有重视人工劳动的含义，改造自然的意味更浓厚些。中国历代农学家都继承了在农业生产中强调人力作用这一思想。农业生产中的“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是“三才”理论的另一衍化。其主要内涵就是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天时、地利的变化和农业生物生长发育的规律，采取相应的措施。“三宜”原则也开始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明代农学家马一龙对之作了较为全面、科学的说明：“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6)“三才”理论运用在中国农业生产中，为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具有浓厚特色的经营思想

与中国古代国情相适应的农业经营思想，有的直到今天还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战国初，李悝在魏国为相时，作“尽地力”之教，是最早的集约耕作思想的表现；“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7)就是加强劳动强度，实行精耕细作，挖掘土地潜力，提高产量之意。汉代，通过推广“代田法”和“区田法”等方式，把精耕细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代田法（见图 1）“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8)《汜胜之书》第一次记述了区田，以后历代都有试种者，尤其到明、清盛极一时，先后有二十处以上。区田的技术要点是集中施用水、肥，保证作物能够生长良好，获得丰产。

“量力而行”的思想提出也较早。晋代傅玄（217—278 年）提出：“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9)即主张提高农业产量，不要靠扩大耕地面积，而应重视在一定单位面积上多投入劳动。后魏农学家贾思勰进一步提出“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10)意思说，经营农业的规模，需要度量自己的力量，与物力、劳力等相称，既不要超过自己的力量盲目扩大经营规模， 也不要缩小经营规模，使自己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也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传统思想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就是汉代人们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各项农业生产，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的生动写照。清代唐甄在

《潜书·富民》中又根据他所处时代的情况，作了“陇右牧羊，河北育豕， 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的真实描述。说明扬长避短， 发挥优势的观点一经形成后就世代相传沿袭下来而成为农业经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趋利避害”是中国古代农业经营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淮南子·缪称训》：“人之情，于害之中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趋利避害思想应用到农业生产上就是“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11)的经验总结。明代的马一龙不仅明确总结出农业生产的趋利避害原则就是“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而且把它提到“力足以胜天”(12)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