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是古代的新年，又称新正，今天我们称之为春节。它作为古代官方法定岁首，乃汉武帝时代编定的太初历所规定。千百年来，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使得这个法定岁首逐步汇聚了许多其他节日和节日习俗，成为一个送旧迎新的错综复杂的节日。

今天的春节节日面貌基本上形成于宋代，那时春节成为自腊月廿四日至正月十五日元宵节，持续一个月左右的综合性的节日。按照习惯，我们将春节分成三部分来描述，即自腊月廿四日（包括腊八）至除夕日，自正月初一日到初七日，最后是元宵节。

一、从腊日到除夕

腊月廿四祭灶神或更早些的腊八食粥，揭开了春节的序幕，人们开始为新年的到来而忙碌，准备食物与扫除。这两个看来很普通的日子，却是远古时代每年最后一次报赛天地诸神的丰收祭的遗风。古时它有很多不同的称呼。汉蔡邕《月令章句》：“蜡祭：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腊”， 而以“蜡”或“腊”最为通用。根据郑玄的解释：“腊谓以田猎所得禽祭也”， 这个节日的起源可以上溯到采集狩猎时期。有人认为，在秦汉时期，蜡祭才与年终除旧迎新活动发生联系。农历十二月因而被称为腊月，腊也就有了汉应劭所言“新故交接”的意义。(4)同时年终大傩仪也与腊发生了关系，《续汉书·礼仪志》称：“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

蜡祭

蜡祭的内容主要记载于《礼记》中《郊特牲》和《月令》两篇。当大火星在西方的天空消逝之后，人们开始田猎以祭祀诸神；各路诸侯派遣使者， 头戴草笠，向天子的官员大罗氏贡献鸟兽。

最先祭祀的神是土地神和四方神。《郊特牲》写作“先啬”与“司啬”， 郑玄认为它们是象神农与后稷那样的农业神。《月令》则说天子到天宗去祈年，并祭祀公社和门闾。陈梦家先生认为，古代祭社神与祭四方神是一回事， (5)所以《郊特牲》中有哪方不丰收就不在那个地方举行蜡祭，只有丰收的地方，才举行蜡祭的记载，而且这也反映出古代轮流祭祀，共享食物的风俗。

其次，人们要奉祀农、邮表畷、猫、虎、坊庸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东西。(6)尔后才是向祖先和户、灶、中霤、门、行等方面的神灵致礼。

这是个酬神的节日，也是宣告旧的生活周期结束的节日。在万木凋零的秋季原野上，人们聚集在一起，击着土鼓，吹奏着《诗经·豳风》中的乐章， 将丰富的祭品奉献给众神，请求它们享用以保佑来年的丰收。农夫身着黄衣黄冠，主祭者头戴皮弁，身着白色丧服，手持榛杖，腰束葛带。这些装束既象征着万物的成熟与衰败，又表达了人们试图顺应自然规律的愿望。人们认为万物也象自己一样，在经过一个生长周期之后，应该回到它的居所，恢复活力，等待春天到来，重新焕发出生机。于是产生了据说是伊耆氏传下来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报答神恩之后，人们开始享用丰收的果实，他们相信盛大的宴饮会带来

更多的食物，会使神明更加高兴。《月令》将这种宴饮称为“大饮烝”。相传国家与村社在学校中大设宴会，农夫在宴会上接受统治者的慰问，并相互问候，以加强各自的社会联系。同时，传统秩序受到强调，老年人特别为人所尊崇。这固然是为了宣传孝道，巩固宗族团结，但同时，尤其是在后来， 这也意味着阶级差别受到排斥。也许正是这种淳朴古风的再现才使孔子在观看蜡祭之后，对弟子描绘出一幅远古大同世界的优美图画。

腊祭在后来分化为单个祭祀或节日，汉代以后便不甚受重视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所记载的腊日活动仍很隆重，要持续七、八天。腊节前，人们杀猪宰羊，向祖先和门、户等五祀奉献食物。腊日当天要向神供奉稻雁， 次日称为小新岁，奉酒迎神下界，向尊长敬酒。象元旦一样，给君、师、耆老拜年。第三天再次献祭，称为蒸祭。过几天还要上坟祭祀亡灵。

汉代的腊日定在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三国时高堂隆说：“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终而腊”。(7)帝王出行时要祭道神（行神），称“祖”；年终合祭众神，称“腊”。元明之后，腊祭日益不为人所重，清乾隆帝最终下令废除蜡祭。(8)不过，腊日习俗多少在民间仍有所保留。

大傩仪

傩是中国古代驱除瘟神的巫术，大傩则是在年终举行的最隆重的、涉及范围最广的傩仪。一般认为傩仪的起源与旱灾、疾病有关，P.本迪克特认为傩的语根是藏缅语中的 na，与疾病的语音相同，而汉藏语中，热与疾病的发音也有密切关系。(9)

先秦文献中具体描写傩仪过程的记载很少，其典型形式见于《续汉书·礼仪志》：

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 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 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嚾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

方相氏的装束仿自《周礼》。江绍原认为凡是山精、水精、圹精、木石

之精、新故丘墓之精都与方相有关。方相本身也是一种鬼魅，即食鬼的鬼魅。(10)十二种驱逐与被驱逐的兽名与神名在当时有不同的记载，但其深层意义至今仍没有较合适的解释。一般的情况，岁终大傩所具有的送旧迎新含义是由这样一种观念支配的，即神鬼本质上是同一的，随着季节更替，神鬼力量也经历着强壮、衰败、再强壮的过程；新鬼与故鬼的对立不仅是善恶对立， 而且还意味着新鬼更有力量、更有成效。大傩仪是由于人们认为在新的生活周期开始前，主宰自己生活的鬼神也必须更新，因此，才举行傩仪的。纯洁与新生的象征——侲子被用于傩仪中，很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

北宋以前，大傩仪除了增加四门杀鸡羊磔禳的步骤之外，主要内容都没有大的改变。宋代以后，世俗神祇充斥于傩仪中。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载，傩队中包括钟馗小妹、土地、灶神等，有千人之多。

宋代以前的民间傩仪记载得很少。宗懔《荆楚岁时记》载十二月八日“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沐浴转除罪障”。从中可以看到明显的佛教影响。唐李绰《秦中岁时记》中已出现了可能是灶王夫妇前身的“傩公傩母”。

傩仪在中原地区逐步为社火等其他娱神游行活动所取代，明清时期只是在南方，其传统形式仍较完整地保留着。明嘉靖《贵州通志》：“除夕逐除。俗于是夕具牲礼，扎草船，列纸马，陈火炬，家长督之，遍各房室驱呼怒吼， 如斥遣状，谓之逐鬼”。湖南常德府则聘请专职巫师，着假面朱衣敲锣鼓而舞，称为还傩。

宋代有种习俗叫“打夜胡”，乞丐们装扮成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到大户人家去乞钱。清代江浙闽等地仍有此俗。福州仍叫“打夜狐”，江浙称为“跳灶王”，或“跳钟馗”，乞丐装作灶王或钟馗。北京则演变成除夕送财神的习俗。

大傩之后，逐去旧鬼，迎入新神，为防止旧鬼扰害，人们创造出门神。门神本是司察小过的小神，一般是指门上装饰的有神秘力量的东西，如鸡、虎、苇索、桃人，郁垒或人神。中国门神演变过程有三个基本方面：形式上由象征性取代了真实性；动植物人格化为神，让位于直接的人神化；功能上祈愿倾向逐步超过威慑倾向。

神荼、郁垒在所有门神中影响最大。据说古时有此兄弟二人，在度朔山大桃树下用苇索拘执恶鬼，给老虎吃。(11)D.伯德认为两者的原型是两种植物，荼是一种有刺带苦味的蓟类植物，郁则是郁金香。(12)从除旧布新的意义看，郁是迎接善神的，荼是驱险恶鬼的。另外一种植物门神称桃人，其作用与击邪的桃锥相同。而“锥”的切语是“钟馗”或作终葵，因此，桃人终于在唐代讹变成一个抓鬼的小神——钟馗。

武士门神在汉代已经出现，广川王的大门就是由“短衣大袴”的武士成庆的画像守卫着。(13)唐宋而后，尉迟恭、秦琼成为最流行的门神，岳飞、庞涓、孙膑等也被某些人用作门神。尉迟恭又称为胡敬德，表明了他的外族血统。宋代袁䦝《枫窗小牍》曾谈到当时开封人用戴虎头的番人模样为门神的风俗。卷发虬髯长须的胡敬德与足智多谋的秦琼正好成为荼、郁兄弟的对应物。

祈愿功能的扩张使得松柏、葫芦这些象征生命力的饰物出现于明清时期的门扉，同时财神、福禄寿三星等吉神也被贴在门上了。

春联据说是五代后蜀时出现，明清以后逐步盛行起来的。其实，唐代人在门上书写“聻”字的作法，可以看作贴春联习俗的滥觞。从根本上说，这都源于对文字魔力的崇拜。

总之，门神就象罗马神话中的雅努斯（Janus）神，一面向着过去，驱除已经失去生命力的故鬼，一面向着未来，迎来生气勃勃的新神。

从腊日到除夕

在民间，腊日起初固定于腊月八日，而后才是腊月廿四日。腊八节在今天仅仅意味着用八种食物作成的粥，其中掺杂着佛教传说。扬州人认为这天是佛生日，要去金山寺喝一百零八种食物作成的粥。不过，这种广泛的食物

陈列无疑会使我们感到这是对腊祭遗俗的新解释，况且农村中保留下来的某些习俗更证实了这点。如清直隶吴桥县在腊八日“合五谷、枣、栗等果品煮粥祭先农、祭先祖”。古代蜡祭百神的作法在有些地方蜕变为家庭巫术，明代刘若愚《酌中志》说：“初八日吃腊八粥，⋯⋯户牖、园林、井灶之上各方部之”。陕西凤翔县也用粥喂牲口、涂于果木上，据说可使牲口肥壮、果实殷繁。

腊月廿四日在宋代称为交年节或小除，主要活动是祭灶。但是，腊祭百神的影子也时有可见，宋代吕原明《岁时杂记》称：“旧俗以为七祀及百神每岁十二月二十四日新旧更易，皆焚纸币⋯⋯”。《乾隆泉州府志》也说： “俗谓灶神是夜上天，以一家所行善恶奏于天也。又言，此日百神有事上帝， 画舆马仪从于楮，具牲馔，焚而送之”。总的说来，廿四日夜祭灶的习俗从汉代以降还是越来越普及。

汉代学者一般都认为祭灶神是以老妇为对象的，《史记·封禅书》记载晋巫所祠诸神中便有“先炊神”，张守节《正义》认为“先炊，古炊母神也”。汉武帝听信方土之言，为炼仙丹而祠灶，加上当时广泛流传的阴子方因祠灶而大贵巨富的传说，都提高了灶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灶神地位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其形象也由老妇变为“状如美女”的神，而后又演变成灶神夫妇，男神成为主要受祭对象，称“灶王爷”。于是，“男不拜月，女不祭灶” 的习俗出现了，尽管有些地方灶画上仍为女像，妇女仍是主祭者。祭灶时间在历史上并不固定，宋代以后才基本上集中于腊月廿三、廿四日。

历代祭灶方式有丰俭之别，宋时曾有人指责用素菜祭灶的作法，说明那时的祭品还是比较丰盛的。但明清以至近代，胶牙糖和糯米花糖成为祭灶的最流行供品，这起源于宋代之前用酒糟抹灶门的习俗。近代农村祭灶的过程以河南沘源较典型：(14)

用香五根、黄表三张，小蜡一对，名曰灶蜡；烧饼二枚，名曰灶火烧；牙饧一块， 名曰灶糖；雄鸡一只，名曰灶马；芊草节少许，粮食五种，清水一盂，谓之马草，用以祀灶马者。预买新灶神一张，贴灶前，谓之换新衣。随带黄纸马二张，约方寸许，亦名之曰灶马。一张贴于灶神额上，意谓迎神回宫之马，于元旦黎明焚化。其他一纸即于当日随香表焚化，意谓送灶神升天之马。主祭之人为家长，拜时身后跪一幼子，双手抱鸡（一只。当祷祝时，一手抓鸡颈向草料推送三次，一手将凉水向之倾洒，若鸡战，则谓灶神受马。祭毕，晚汤必食豆腐汤，并食火烧，谓之过小年节。

有关腊日的许多别称如小年节、小节夜之类，显示出腊日曾经是岁首的

事实，虽然其前身——腊祭并没有岁首的含义，因为在农年阶段，丰收祭与岁首之间有着一段漫长的时间。这段时间浓缩地反映于从廿四到除夕夜这段被崔寔称为“群神频行”的、日常生活秩序失去作用的日子里。

祭灶神宣告新年开始了，在除夕或正月中的前几天，神祇更新了力量， 被恭迎下界。这种交替为反秩序行为，尤其是性关系上违反常理的行为制造了借口。明清以来，各地都普遍流行着所谓“乱丝日”的习俗。《山西临晋县志》载：“自腊月廿四至除日，民间纷纷嫁娶，云诸神朝天，百无禁忌”。记载泉州习俗的《温陵岁时记》解释说：“俗每于除夕婚嫁，谓是夕火盆光， 不必卜吉，百无禁忌。然大半是蓬门之女，或丁壬错避，摽梅过期者”。无力负担繁重的嫁娶费用的农民，利用传统赋予的权力完成了日常生活中受耻笑的事，传统成为减压阀，而这种传统在更早时期所指的必定是更为自由的性关系。

食物馈赠自进入腊月便开始了。宋代周密《武林旧事》记杭州风俗：“入腊以来，馈岁盘合酒担羊腔，充斥道路”。这种馈赠现在大多是在新年元旦之后举行。

除夕这天，各家各户的门神、桃符或春联都更换完毕，屋舍打扫一新， 节日所需食物也准备就绪。全家人聚集在一起，举行宴会，称为“送岁”； 有的地方，人们相互走访，称为“辞年”。宴席上，后辈向尊长行礼，也称为辞年；年长者则用彩绳串钱及糖果赠送家中的儿童，称为压岁钱、压岁果子。北京人把用朱绳串编为龙形的放在床脚的钱也称为压岁钱。

现在盛行于全国各地的守岁习俗，一般都认为起源于唐代，徐坚所编《初学记》录有唐太宗所作守岁诗。宋代更有“守冬（指冬至）爷长命，守岁娘长命”的谚语。除夕之夜，家家灯火通明，庭前有用各种材料燃起的长明火， 午夜则爆竹声不断，有的还敲锣打鼓，彻夜不停。伴随着这音响的巨大轰鸣， 人们以激动不安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的第一天的黎明。

二、新年

新年是充满欢乐激动、恐惧不安和渴望祈求心情的混合物。农民们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做出各式各样丰盛的食品，举行无数次宴饮，邻里戚友之间相互邀约与馈赠。以拜年为主的广泛活动加强社会联系，尤其是加强姻亲联系的努力，反映了人们试图巩固本人及家族的社会地位的强烈愿望。丰盛食物首先是为了奉献给神鬼，天神、祖先频繁地降临人世，人们不厌其烦地向他们顶礼膜拜，以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在新旧交替的混沌状态中，人们创造出一系列禁忌、巫术。一方面，人们期望着由于遵循了烦苛的禁忌而使自然秩序顺利恢复其旧有的轨道；另一方面，节日期间的风雨阴晴成为人们预卜一年农事活动成败的先兆，同时，人们还施展巫术以逃避或防止老鼠、蝗虫、疾疫的危害。娱乐活动充满着竞争意味，成为家族、村落或个人在一年中成败的先兆。这许多的行为与习俗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节日画面。

自从中央集权制度确立之后，元旦朝会就一直是封建国家显示与强调统治秩序的绝好机会。以汉朝为例，在夜色未明时，文武百官就按等级依次手持各种象征性礼物如璧、羔等向皇帝奉献。远方属国派使节向皇帝祝贺新年， 各郡县也派使节向皇帝汇报本地的年成、税收等情况。行礼如仪，山呼拜舞之后，皇帝赐宴，然后进行称为“鱼龙漫衍”的歌舞杂技表演。(15)

中国社会的家国同构性，使官方典礼在民间各家族内部模拟性地再现。宗懔《荆楚岁时记》写南朝风俗：“于是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拜贺习俗在今天演变成广泛的拜年活动，而这些有卫生作用的食物在宋代之后也发生衍化。《乾淳岁时记》记南宋时风俗：“如饮屠苏、百事吉、胶牙饧⋯⋯等事，多率东都之遗风”。明清时代，北方多于元旦食饺子、馄饨，南方多食汤圆，其形制与名称都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饺子又名扁食，取义于更岁交子之意；馄饨象征着新旧交替时的混沌状态；而汤圆据说是象征着团圆。

元旦黎明，数声开门炮仗响过，频繁的拜年活动便开始了。唐代释道世

《法苑珠林》已载：“唐长安市里，每岁元日已后，递饮食相邀，号为结坐”。现代关于拜年活动的称呼有很多，如天津的“吃年茶”，安徽怀宁的“庆节”

等。

有些地方，拜年时更重视吉利与否，而不那么讲求丰盛，如广东潮州人往往相互赠送柑橘，意为大吉。士大夫之间在宋代兴起一股相互投递名刺的风气，尽管相互之间平日并不熟悉。据说司马光对这种风气曾加以抨击，但终于愈演愈烈。清代戴璐《藤荫杂记》称，当时各衙门都贴有“概不贺节” 的告示，而上门投刺者依然络绎不绝。

姻亲关系在拜年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妇女在新年里要遵守许多禁忌并且要操持家务，所以，女婿拜岳家、与甥舅之间的拜望受到特别重视， 尤其是新婚或已订婚的家庭。湖北黄陂的规矩是初一拜本家亲戚、初二拜母舅，初三拜岳家。江苏淮安则是在初二、三日由岳家宴请女婿。厦门人把初六称为女婿日。

初三在有的地方称为小年朝，北方则把初五叫作“破五”，它们都标志着节日的一个段落，人们于次日开始做些日常工作。如北京人在初五将插有松柏枝、点缀着金钱、枣栗、龙眼等的年饭撤掉；商人们则在迎财神之后开始营业。表示结束的其他方式则是作些与元旦那天相同的事情，如再吃一顿饺子，或不扫地，不汲水等。

初七日在六朝时曾是隆重的节日，称为“人日”。其起源，据三国时人董勋说，是将六种动物和人分配于年初七天的结果。有的日本学者则认为七日是新月初升的日子，古人对此印象深刻，因而以此日为节。一般说来，其性质与上述初三、五日相似。《荆楚岁时记》有北方人从元旦至此日不食故菜，惟食新菜之语。在宋代还附加上了送穷习俗：“人日前一日扫聚粪帚， 人未行时以煎饼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以送穷。”(16)

据宗懔记载，七日还要吃七种菜做的羹汤，这与腊八食粥的习俗相似， 今天湖北云梦、广东海丰等地仍有此俗。这天还要作人形的装饰品以及登高， 后世已很少有人这么做了。

元旦期间，人们除了相互酬酢之外，还须满足各路鬼神的需要。首先， 任何一个家庭都须在元旦清晨向祖宗叩头，天天拿最好的饭食供奉他们，直到新年结束。其间还要扫墓，称为上年坟。在适当的时候，人们要将灶神“接” 回来。财神降临在东南地区叫作“接路头”，它与古代的行神关系密切。北京人多在初二祭财神，还纷纷去广宁门外的财神庙“借钱”。

其他一些次要的神便合而祭之。北方有所谓“天地桌”。北京人从除夕起便在庭院中设长案，供群神全图，叫作“百分”，直到初五或十五才撤去。有的地方在长竿上悬挂黄纸，树立庭中，称为“接天神”。厦门将初四称为天神下降日。初七、初八日南北方都有看参星或祭星的活动，或祈长寿，或占验收成。

广泛的祀神活动使庙宇寺观成为游玩交易的场所，这便是所谓庙会。苏州人有烧十庙香的习惯，北京人则去东岳庙、吕祖祠、白云观等处烧香游乐。

新年期间人们要遵守一系列禁忌，最主要的是与水、火、食物有关的禁忌。许多地方严格禁止汲水，向邻居借火，要持续几天，后来则仅在元旦禁止这么做。食物禁忌与上述习俗有关，贵阳有元旦不生火、吃冷食的作法，北京良乡有三日内不煮生、不煎炒的禁忌；淮安地区初五以内不煮粥，因为元旦喝粥出门会遇雨。在广东海丰、江西万载等地有元旦不食荤腥的禁忌。新年送穷的习俗，肯定起源于很久远的时期，实质上反映的是新旧更替

的观念。六朝以至唐代，一般都是在十五日或正月晦日送穷，韩愈等还曾写

过《送穷文》。另外，《荆楚岁时记》记载着称为“乞如愿”的习俗：“以钱贯系杖脚，回以投粪帚上，云‘令如愿’”。近代泉州仍有此俗。《温陵岁时记》载：“泉俗则于除夜扫室中，污秽积户侧，不敢摒于外，曰求如愿， 元日亦然”。江苏嘉定等地则称为打灰堆。由此派生出元旦不扫地、不将垃圾弃于门外的禁忌，并且与正规的“送穷”习俗发生联系。如广东海丰将初三称为“穷鬼日”，清晨将垃圾扫到外面粪堆上，点燃纸钱香烛，放几声鞭炮。陕西韩城初五日不许出门，将新肉或麻豆放置锅中烧烤，称为“崩穷”。

元旦期间祈求农业丰收的巫术，颇为盛行。《齐民要术》载：“正旦鸡鸣时，把火遍照五果及桑树上下则无虫。时年有桑果灾生虫者，元旦照之免灾”。这种作法现代仍很盛行，与之相类似的是所谓“烧田财”或“烧田蚕”。宋代诗人范成大曾咏其事：“乡村腊月二十五，长竿燃炬照南亩，近似云开森列星，远如风起飘流萤”。农民们根据火把的颜色与燃烧方向占卜本年收成好坏。这种习俗在除夕到正月十五日内各地都有，它的另一种演化形式是“烧松盆”。清代顾禄《清嘉录》载：“是夜（廿五日），乡农人家各于门首架松柴，成井字形，各屋举火焚之⋯⋯”。火的运用表明了农民对生命力复苏的渴望。正如范成大所咏：“将迎艳阳作好春，政要火盆生煖热”。新旧交替在其中表现为光明与黑暗，温暖与寒冷的对立和斗争。

由各种征兆判断年成好坏的方法，可谓琳琅满目。《史记·天官书》载有魏鲜所收集的元旦风向具有的各种意义，而且一日的各时段都对应着各种农作物的丰歉。此后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更多，有用称量江水来预测的，有听声音占验的，甚至还总结出一套元旦早上听声音的繁琐程序，称为“响卜法”。新年中的竞赛游戏如打球、拔河之类，在起初都有神秘的象征意义，其

胜负具有决定地区、家族或个人某年是否顺利的含义。在闽粤某些地区更保留着大规模斗殴的习俗。娄子匡《新年风俗志》载，广东番禺有所谓“打仔” 的风俗。在村外荒野中，儿童与成年人分组，各以拳棒互斗，决出胜负以占卜本年是否吉利，往往闹出人命。

各式各样的赌博也在这种日常行为规范遭到破坏的情形下为平日最严厉的家长所允准。

三、元宵节

元宵节又名灯节，道教称为上元节。唐宋时代，灯节的出现常常被看作与佛教有关。《提要录》称：“唐以前岁不常设，烧灯多出佛书”。(17)现代的研究者并不否认佛教因素在灯节形成过程中的促进作用，但更多着眼于灯节中火崇拜的特殊含义。

灯节最重要的方面是其祈年意义。从形式上看，新年期间普遍的“烧田财”习俗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在秋季收获前举行的火把节，都与灯节燃灯关系密切，或者说是元宵燃灯的初始形式。如果把春秋季燃火把祈年的活动与第一节中我们指出的早期农耕时期的“大火星”崇拜相对照，那么，灯节显然就是刀耕火种时期烧去田间草木并开始播种的原始生活习俗的高级转化形式。元宵节舞龙灯的活动也表明了灯节固有的祈年意义。其次，大傩仪中火的重要作用，使得燃灯活动又有着驱除邪秽的含义。

鱼龙漫衍和角抵戏等汉代大型歌舞、竞技表演，是后世元宵社火的直接源头。古代作者及民间传说常常将元宵节的起源上溯至汉代，这不是没有道

理的。汉代蔡质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中写道，在元旦朝会的表演开始时， 有名为舍利的野兽从西边上场，舞蹈跳跃一番，跃入殿前水池，化为比目鱼， 然后又化为黄龙，重新舞蹈于庭前。随后是杂耍表演。

汉代而后，这方面的记载很少，直到隋朝，从柳彧的谴责性奏疏里我们才又见到民间正月十五日的热闹景象：

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 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 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凌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胥醑肆陈，丝竹繁合，竭资破产， 竞此一时”。(18)

隋炀帝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反而为了向外国使节夸耀天朝的富足，每到正月

十五日便在皇朝内外张灯结彩。

唐代在正月望日前后三天取消京师戒严令，寺观与街道都挂起灯笼，还起造高达百尺的大棚，全体市民盛妆出游。宋代皇帝大概是最热衷灯节活动的统治者了，自赵匡胤以下几个皇帝都曾亲自主持观灯仪式，在城市中灯节持续时间也由三夜增加到五夜。灯节的准备活动在冬至前后便开始了，开封府搭起大棚，棚内彩山上画有神仙故事和市井人物。彩山旁搭成文殊、普贤菩萨像，其手指直通彩山顶部。人们用辘轳将水绞上山，然后顺手指放下。山棚门柱上用草把绑成游龙形状，上面密插灯盏，甚是壮观。十五日当天， 各种社火队伍纷纷出动。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表演的节目有乔亲事、乔迎酒、仕女、杵歌、诸国朝等。皇帝在十六日夜亲临宣德楼，或处决或赦免罪人，以宣扬自己的威德。同时，各寺院挤满了烧香礼忏的富豪和平民百姓。

此后的历代皇帝不再对灯节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而民间的热闹景象更多地见诸明清的各类文献中。所有的社火表面上都以娱神为目的，农民抬着本地区的诸神塑像走村串户。以泉州为例，当地的绅士出面集资，招募人员， 组成迎神巡游的队伍。前队是旗鼓手队列，前导以手执刀枪的人群，而后是叫做台阁或软棚的有优伶儿童在上表演的戏台，最后是各类神祇。神灵队伍由道士开道，将军、元帅之类神像居左右保护，中间是八抬大轿的通淮关大帝、花轿吴真人、南门天妃等。夜晚，群神巡游之处，村民须点燃灯、火把和香出迎，灯上写风调雨顺之类吉语。贫苦的地方则把当地的土地神抬出巡游，以祈祷丰收。

舞龙灯队伍的形式与之相似。如四川泸县的龙灯队列，前有鱼兵灯、虾将灯等为前导，大摇大摆，徜徉过市。街道两边的人持花炮向龙灯燃放，锣鼓喧天，火星乱溅。耍龙灯的人赤臂跣足，盘旋跳跃，口含橄榄以解热毒。收场时，龙灯已烧得片甲不存。这也许象征着龙脱离潜伏状态，飞翔上天， 普施甘霖的过程。现在我们见到的舞龙常常有灯作前导，这象征着太阳，其意义是相似的。在某些地方，龙灯起着土地神一样的作用，所到之处，村民用香案迎接，祈祷求福。

元宵舞狮是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其目的与傩礼相同，其风格有南北之分。北方舞狮是人与狮斗，南方则是狮与狮斗。广东翁源人选用武艺淳熟之人，头戴狮形面具，盘旋舞蹈之余，作举拳棒相斗之状，颇有“古傩遗意”。

社火活动同时也是表现农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方式。湖北彝陵地区在元宵节时，有的少年装扮作女子，唱采茶歌；还有的女子装扮作农妇，表演插秧。虽然这种作法带有乞讨性质，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示范教育意义。

农事活动的预演既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又含有祈望年成顺遂的巫术意义。 由于灯与丁音近，因此很早就有送灯或偷灯以祝愿生子的习俗。《岁时

广记》引《本草》称，宋时人认为正月十五日的灯盏可以使人生子，若夫妇共同去别人家偷来，放置床下，当月可怀孕。陕西凤翔县在元宵节，家家请女儿、女婿吃饭，称为吃十五，并送灯送油，称为添油。广州地方还有在庙中集体供奉灯盏，叫做“请丁”的习俗。

元宵放偷是一种别致的馈赠形式，它是原始共产制的折射。宋代洪皓《松漠纪闻》载，当时北方金人自契丹人那里承袭了一种放偷习俗。有的主妇明目张胆地率领婢妾到别人家去，趁主人迎客时偷东西。第二天主人家用茶食糕点上门赎取。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提到扬州也有此俗，而清代广东文昌县仍存在“元夕偷青以受詈为祥，失者以不詈为吉”的习俗。

火树银花的元夕之夜，人们都涌到通衢闹市去观灯游玩，其中妇女“走百病”或“走三桥”的习俗尤为引人注目。张鷟《朝野佥载》在描述唐睿宗先天二年的夜游盛景时写道，官府选拔长安、万年两地少女千余人在灯轮下踏歌三日。后来，这种习俗带上了强烈的巫术色彩。《清嘉录》载：“元夕， 妇女相率宵行，以却疾病，必历三桥而止，谓之走三桥”。所却之疾主要是无子。江苏如皋县妇女在元宵夜拾得桥边的砖石回家，据说可以得子。北京的“走桥”更有着明显的男性生殖器崇拜意味，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载， 妇女着白绫衫，到各城门摸门钉，认为可以生男孩，称为“摸钉儿”。这种习俗可以上溯至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实行族外婚而形成的带有色情特征的典礼。(19)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以巫术的形式保留下来，但其中强烈的生育意愿，则从历史的尘埃中折射出它的初始形态。

元夕的妇女们还要迎紫姑，这是一种具有双重含义的习俗，有的传说表明它是为祈求蚕事顺利而兴起的，有的则表露出传统社会中正妻与偏房的矛盾。(20)各地对这种作法的称呼也有不同，无锡称“门臼娘娘”，苏州称“坑三姑娘”，山东邹县称为“邀厕姑”。紫姑卜在唐宋时演变成不受时间限制的扶乩，为上层社会所信奉。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扶乩形式沿用至今： “黄之侨人郭氏，每岁正月迎子姑神，以箕为腹，箸为口，画灰盘中为诗， 敏捷立成。”民间妇女的占卜工具及形式有很多。范成大《上元纪吴下节物》诗注：“俗传正月百草灵，故帚、苇、针、箕之属皆卜焉，多婢子辈为之”。一般情形是束物为人形而卜。据《帝京景物略》载，两女童扶掖用苇扎成的人，以马粪供奉它，敲鼓，并唱《马粪香歌》。祝祷之后，苇人跳将起来， 若未倒便是吉兆。厦门的祭娘娘习俗是未婚少女用瓜果等物对厕而祭，并且唱些男女相欢、翁姑残虐的歌曲。

大约在宋代，猜灯谜成为观灯时一项有趣的活动。《清嘉录》记苏州猜谜盛况：“城中有谜之处，远近辐凑，连肩挨看，夜夜汗浸，入夏乃已。” 猜谜活动有着非常古老的起源，并且在当时有着特殊的意义。苏联符号文化学家 V.N.托普洛夫（Toporov）在比较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史诗埃达（eda）、中世纪伊朗 Rivāyat 史诗以及古印度吠陀中的问答形式之后指出，这种猜谜活动在原始社会时期出现于新旧交替的宇宙生成仪式中，其作用在于人类试图通过对宇宙和人类起源的审视超越混沌状态从而过渡到正常的、日常的宇宙秩序。(21)在有些民族中，作谜的一般时间是 12 月至 1 月 6 日，由老年人作指导，其内容从有关人的主题开始，随着时间向新年的推移，以宇宙观告终。中国屈原所作的《天问》和它相似。他还指出，这种古典形式后来演化

成儿歌、占卜、谚语、数数游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