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度量衡制度逐步建立的夏商周时期

夏商周是我国度量衡制度逐步建立的时期，从“关石禾钧，王府则有” 的夏代，到出土了骨、牙尺的殷商，以及设置了各级官吏来管理度量衡的西周⋯⋯，这些历史事实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夏商周三代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兴旺，以及农业生产和赋税制度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

一、度量衡是划分土地、征收赋税的依据1.从文献记载看夏商两代的度量衡

传说夏共传十四代十七王，约四百七十余年，主要活动在山西、河南一带，据有关材料证明，夏代的势力和影响已达到黄河以南直到长江流域。自夏启建立了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国家后，发展中的私有财产制度逐渐改变了原始公社的性质。公社成员在分化，少数人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发展奴隶制度，夏代不但有了专门的军队，制定了刑法，还需要建立赋税制度。《孟子·滕文公》：“夏后氏五十而贡。”郭沫若先生解释： 贡“大概是指平民对贵族的贡纳额。”此外被夏朝征服和承认夏朝共主地位的部落，大都对夏朝承担着贡纳义务。(5)既然有贡赋，就必须对农业的收获进行量度，并且要求有统一的计量方法和统一的测量标准。收获如此，财产的划分也如此。少康逃奔有虞氏后，有虞君分给他“田一成，众一旅”。(6) 一成大约是十里见方的土地，一旅则是五百个农业奴隶。(7)《夏书》中已有关于度量衡的记载：“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禾钧，王府则有”。(8)“典”“则”都是法度，石和钧是度量衡单位。由于赋税制度的需要，夏代不但有了度量衡器具，而且把度量衡器具置于王府，作为统治人民、剥削人民的工具。(9)度量衡器具的使用范围已打破了各个氏族的界限而由夏王朝统一颁发和管理。

农业生产与季节有密切的关系，夏代已设立了“掌天地四时之官”，即天官，而且在东南西北各方还分设了地方上的天官。立杆测影是最简单、最古老的测影定时的方法，天文官对日影的测量是连续性的，因此各地区、各个时代所用来测量的标杆上的刻度也应该有统一的标准。我们虽然已无法知道当时测影所用的尺度，但流传于后世的《夏时》、《夏小正》都应该包含了夏代所积累的天文、物候等科学知识。夏代农业、手工业分工，出现了世代相传的专业生产者。“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10)传说奚仲是黄帝的后代，夏禹时被封为车正，善造车，他所制造的车，方圆曲直皆合规矩，尺寸大小皆合比例，既能“引重致远”，又灵活耐用，手工业的发展对测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周天子与权度量(11)

西周是一个礼仪制度十分严格的时代，即一器之设，一物之用，莫不合王制，而许多制度的订立又都离不开度量衡，有了度量衡才能立信于民。《礼记·明堂位》说：“周公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礼记·大传》又说：“圣人南面听天下，立权度量。”西周设置了掌管度量衡的各级官吏，

如内宰、大行人、合方氏等，他们共同的任务是保证诸侯国度量衡的统一。(1)设官职划分土地西周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农业又是当时主要的社

会经济。从《诗经》中可以知道，早在上古尧舜时期，周民族祖先对耕作技术就颇为擅长。至古公亶父时期周族迁徙至周原。他们来到周原后，首先开拓田畴、划分疆埸，把土地分配给氏族成员去耕种，另一方面又兴建城廓， 营造宫室，并设立各级官吏，把各部落人民分别组织到大小邑中，逐步使国家这一体制粗具雏形了。周建国之后，继续发展农业生产，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受到重视，被看成是天赐之圣物，在名义上属于周的最高统治者“天子”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土地的耕种者还是广大奴隶和农奴。为了便于管理，天子又必须把除自己直接管辖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 诸侯又以采邑的方式分赐给大夫，大夫再以一部分转赐给家臣，这样层层领有土地的形式成为西周封建领主土地占有等级制的基础。(12)《周礼》的篇头上往往都有如下五句话：“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 以民为极”。意思是说，周族总家长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划分田野为井邑。(13)《礼记·王制》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 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这种土地划分的形式又可称为“井田制”，并且逐渐形成了各级单位面积的名称、进位关系，组成了一个系统的专门计算田亩的计量单位制，例如一夫耕种土地一百亩（约合今 28.8 亩），九夫耕种九个一百亩，九百亩称为一井， 面积约一里见方，九个井为一成，面积是十里见方。从耕种一井的九夫以此类推，一直到九千夫，九万夫，这种计算土地面积单位的名称就叫夫、井、成、同，都是九进位。西周的土地制度决定了此时丈量土地已经是比较准确地用丈尺来测量了。

(2)授权量征收赋税西周是通过井田制来压榨和剥削奴隶的。井田制在商朝就开始施行了，至周代井田制已经有了较完整的灌溉体系和比较准确的田亩制。对于奴隶主来说，井田制是分封赏赐和计算俸禄的依据，各诸侯国还要根据所分得田亩的多少向周天子缴纳一定的贡赋。周民族早在公刘时代已实行“彻田为粮”。田虽有公田、私田之分，但耕种时则由一井农民在土地上“通力而作”，收获时则勿论公私都“计亩而分”。所谓计亩而分，就是把总产量依公私田亩数量的比例加以分配，这种方式，对统治阶级来说，可以防止农民耕作公田不出力的弊病，对农民来说，又可以避免把劳动时间过多地被强迫使用在公田上。(14)这种“计亩而分”的赋税制，不仅要计算田亩，更要计算每年的收获量才能进行。《周礼》中记载：“凡葛征，征草贡之材于泽民，以当邦赋之政令，以权度受之”。大意是说：天子向诸侯征收贡赋，设有专门官吏，用天子颁发的度量衡器具去收纳各种实物，而周天子在分封诸侯时，往往发给他们相应的度量衡器，于是这些度量衡器便成了权力的象征，一旦掌握了它，便有权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征收赋税，因此，度量衡便成为对劳动者进行经济统治的工具。

二、度量衡是建筑宫殿城堡的准绳1.定度量建筑宫殿

1974 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发掘了商代宫殿遗址。盘龙城是商代在长江流

域的一个小小的方国首领的城堡，总面积约在 6000 平方米左右。现在已发现的上层宫殿基址共三座，它们前后平行，方向同城垣一致。第一层基址保存较好，根据柱穴及墙基的残迹，可以看出该建筑物四周有回廊，中间是四室的大型宫殿。四室中有二室较大，长各为 9.4 米，两端二室略窄，长各为 7.55

米，进深同为 6—6.4 米。(15)从盘龙城宫殿遗址可以看出，整个宫殿的布局是经过一定规划的。《考工记·匠人》中说：“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说明殷人不但掌握了一定的营造技术，而且在建造宫殿时还必须符合一定的规格要求。《考工记·匠人》中还记有：“匠人建国， 水地以悬”。在盘龙城的发掘中发现有的水沟切面呈■状的契形，有很结实的夯土，底部几乎呈水平，根本不能流水，故有人推测，这是泥水匠用水测平的方法。(16)建造这样大型的宫殿，柱础的水平度已成为必需要考虑的技术条件了。可见在商代，度量衡不仅限于长度的测量，而是已扩展到对水平度的测量了。

2.立法度修筑王城宫室

西周时，天子与诸侯国，诸侯国与士大夫的城墙和宫室的大小都有严格规定，决不允许僭越，为了保证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周天子在一段时间里就要到各地去巡察。在儒家经典著作中也常常用一定的篇幅来宣传和维护这种等级制度。《春秋左氏传》第一篇记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的是郑武公之妻姜氏如何与其次子企图篡夺其长子郑庄公诸侯爵位之事：郑庄公在他母亲姜氏的请求下，答应把京城这片领地分封给他弟弟共叔段。姜氏偏爱共叔段，多次怂恿他篡夺政权。共叔段得到了京城这个重镇以后，便擅自扩大城属范围，并且加强防卫。郑国的臣相祭仲见到后深感不安，私下对郑庄公说， 都城的大小先王有严格的规定，大都不得超过诸侯国的三分之一，中都不得超过五分之一，小都不得超过九分之一，士大夫的都城如果超过百雉，将是国家的隐患，现在京城这地方已远远超过先王规定的范围，将来必然会造成叛乱。郑庄公对祭仲的警告表面上置之不理，暗地里却早作准备。不久，共叔段果然在他母亲的内应下发起了叛乱，胸有成竹的郑庄公很快将叛乱镇压下去，共叔段也被赶出国境。

《考工记》中说：“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诗经》中还有描写周人早期修筑城墙和兴建宫室的情况：“其绳则直，宿版以载，⋯⋯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当时筑墙的方法是，先在墙基放线以定直度，再用绳子把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木板捆束住， 填上土，一板一板向上打，五板叠起来的高度叫一堵，五堵之长叫一雉。雉这个单位似乎早已不用了，可是这种筑墙的方法却一直为我国北方农村所沿用，“堵”作为一种民间习用的单位也流传了数千年。

三、度量衡是手工业生产的技术基础1.商、周时代的手工业与度量衡

近年来出土了大批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占卜用的龟甲、兽骨，反映了这期间的生产和社会面貌以及手工业发展水平。

商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已很发达，用青铜制造的礼器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品种繁多，器形多样，纹饰复杂而且变化有规律。最大的司母戊鼎重 875 公斤，它是以 87.77％纯铜，11.64％锡（外有 2.79％铅）合金冶炼而成的，冶炼温度在 1000 摄氏度以上。《考工记》中有关于各种器物铜锡的比例和温度的调剂记录：“六分其金而锡居一（铜 85.71％、锡 14.29％），谓之钟鼎之齐（剂）。四分其金而锡居一（铜 80％、锡 20％），谓之戈戟之齐

（剂）”等。铜锡按所铸器类分剂调配适当后，就要装入坩锅精炼，精炼的程度要看火候：“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 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以铸也”（《考工记·栗氏》）。这些制造青铜器的方法，都是根据千千万万劳动者经验的积累而总结出来的，(17)在早期的冶炼中，铜锡的配比和对温度的测量，虽然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利用精密的计量仪器，但在商周确实已总结出分析合金成分和观察高温的方法和标准。

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18)《殷墟书契菁华》第一片中有车字，作

■，很象西周的战车。1976 年在山东发现了西周车马坑，埋葬了一部西周贵族使用的大型战车，车轴长 304 厘米，两端装铜軎和铜辖；车舆为长方形，

前后长 97 厘米，左右宽 164 厘米，同时出土的还有很多车器、马具以及兵器。据考古工作者研究，这时期战车的结构和武器的制造都有很大的改进。《考工记·轮人》：“是故规之以眂（视）其围也，萭之以眂其匡也，悬之以眂其辐之直也，水之以眂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薮以黍，以眂其同也，权之以眂其轻重之侔也（郑注：侔，等也，称两轮钧石同，则等矣，轮有轻重，则引之有难易）故可规，可萭，可水，可悬，可量，可权也，谓之国工。”可见制造车时，其测量的范围已不仅仅限于长度、容量和重量，而要求测量、水平、准直等比较复杂的物理量了。

2.商代的骨尺、牙尺

商代的骨尺、牙尺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度量衡器具。骨尺，长 17 厘米， 尺面刻十寸。牙尺两支，各长 15.75、15.8 厘米，尺面刻十寸，每寸刻十分， 分别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骨尺朴素无华，是用一根兽骨磨制而成，尺面中间还可以看到明显的骨沟。牙尺则不但有寸格，而且还刻有细小的分格，分寸都采用了十进位。(19)（图 1）

据郭沫若先生考证，殷墟甲骨卜辞中，有一部分所标数字之间的间隔，均约略相等，决非临时目测而成，必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作为依据，只有根据一定的尺度单位方能达到骨骨划一，这也是商代应用尺度的实物见证。(20)迄今虽未见有西周度量衡器出土，但是从当时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和结构

严谨，并具有一定互换性的车马器上可以证明，度量衡器具已比较普遍地应用于手工业生产。

四、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度量衡器的广泛使用

“市”出现于原始社会中期，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易经·系辞》中有：“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

的说法。不过当时的交换仅处在以物易物的初级阶段，直至传说中尧舜时期也不过是“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淮南子·齐俗训》）。相传夏朝时王亥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由于当时商品交换还没有成为重要的经济形式，货币也还没有出现，人们对交换物品的轻重多少一般不甚计较。商品经济只是促使度量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只有在交换从偶然性变成经常性的社会活动，并且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和专门经营商品买卖的商人时，度量衡在商品市场上的地位才会日趋重要。

西周时的商业已相当发达，而且对各种“市”有十分严格的管理制度。据《周礼》记载中所说：凡建国营都，总要建立市，用度量衡来管理“市” 上交易的官吏叫司市，他的职责是把丈尺、豆区等度量标准呈示出来，统一货物的辐广、匹长。“司市”还掌管市上的治教、政刑、量度、禁令等事务。凡是运送货物的商人，都要凭玺节出入官市。“市”上对不合格的货物的禁令十分严格，关于百姓、商人、贾者、作工者也各有规定。“质人”除负责确定市上的各种货物价格外，还负责考察各种量度之器：“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举而罚之”。(21)这样丰富的商品经济、严格的市场监督和度量衡的管理制度，足以说明西周时期度量衡器在民间的广泛使用，早已冲破“王府则有”的禁界了。

在出土文物中，至今未见有这一时期度量衡器，但在青铜器上已可以看到有关度量衡单位的刻铭。西周裘卫四器中有关于租田一事，卫盉记：矩伯租给裘卫一千亩田，裘卫给矩伯一块玉璋；倗生簋记，格伯租给倗生三千亩田，倗生给伯格四匹好马。(22)周成王时代的召卣铭文记载，成王赏赐土地给贵族召说：“赏毕土方五十里。”可见亩和里都是西周时计算土地的单位。曶鼎铭文中说，匡记抢了曶禾十秭。《诗经·周颂·丰年》中也有“万亿及秭”。秭应该是一个计“量”的单位。此外青铜器上还有许多计重的单位， 禽簋和禽鼎记载成王赐金“百寽”。扬◻、番生◻等也都有“取■五寽”的记载；■敖簋铭文记载“而赐鲁■敖金十钧”。(23)这些青铜器上给我们留下了西周时期计量长度、容量、重量的单位名称，这是可信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