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寒食与清明

寒食节与清明本是毫不相干的，前者是有着远古生活遗迹的冷食与改火的节日，后者本是节气名称，唐宋时才正式成为一个以敬祖为中心的节日， 并最终取代了寒食节。这种演变反映出节日习俗的存亡兴替，也是由于两个节日的日期非常接近。

一、寒食的起源与演变

寒食节是载入官方祀典的改火仪式与实际的民间禁火寒食习俗的综合物。冷食习俗折射出先民曾经历过的食物匮乏阶段，改火仪式则标志着新耕作期的开始，它们在时间上是紧密相连的。

有关民间寒食习俗的记载几乎是突然地出现于东汉的文献中，它们主要集中于今山西地区，与介子推传说相关联。桓谭《新论》写道：“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之推故也”。曹操在《明罚令》中更明确地指明了这种风俗的分布范围：“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食”。即使在寒食习俗颇为盛行的唐宋时代，其传播范围也不出北方。《提要录》载：“秦人呼寒食日为熟食日，言其不动烟火， 预办熟食过节也。齐人呼办冷烟节”。《翰府名谈·洁惠侯庙记》也称：“自兹其日为寒食也，迄今天下皆如此，自洪河之北尤重此节。”洪河在今河南南部，注入淮河。《岁时杂记》则称：“绍圣年来，江淮之南寂无此风。” 现在，我们在江南地区仍可见到寒食习俗的影子，这可能是历史上移民与文化交流的后果。

东汉末年蔡邕的《琴操》最早详细叙述了介子推火焚而死的事迹并使之与禁火相联系。当然，这种解释性传说不是寒食节的真正起源，但它却赋予山西地区的寒食习俗以神圣意义，长久地沿袭下来。当地的寒食曾长达一个月，只是在自汉以下的历代守土官和帝王如周举、曹操、石勒等的严厉禁断之下，才最终固定为寒食三日。

改火仪式在先秦文献中有较多记载。《论语·阳货》篇记载宰予的话： “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 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值得注意的是，宰予将作物生长周期与改火时间相联系。

《周礼》中有两条重要的记载。《秋官·司烜氏》说：“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两点： 一是修火禁于中春在前，出火于季春在后，二者紧密相连；二是春秋出火、内火同样显示出改火的周期是一年。

《后汉书·周举传》李贤注解释改火：“龙，星，木位也，春见东方。心为大火，惧火之盛，故为之禁火。”他解释的实际上是远古时大火星崇拜的演化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在第一节中我们已经指出大火星（心宿二）对原始农业阶段的农民的重要性，上引《周礼》所谓“季春出火”与“季秋内火”是古人对大火星在天球上视运动过程的隐喻性说明，而当苍龙七宿崇拜代替了心宿二崇拜之后，就产生了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关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的解释，寒食禁火也就有可能被解释成害怕火盛而

伤龙的行为。总之，无论是火星还是龙星崇拜，都是实际农耕生活需要的表现，由火向水的转换反映了农业发展的过程。

灭去旧火，实行斋戒，再升起新火的习俗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欧洲的四旬斋、南美亚马逊河流域的塞伦图（Sherento）族，在旱季结束前的三周斋戒，都是与中国寒食相类似的习俗。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在这些习俗中存在着如下的抽象对立因素：冬∶春=天∶地=生∶熟= 自然∶文化=稀缺∶丰盛=黑暗∶光明。他还指出，寒食中的斋戒是实际经验的象征，冷食无疑是冬春之际食物匮乏的反映。(22)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尽管寒食习俗几经演变，但农民的贫困仍为实际的“寒食”行为提供了根据。四川《彭水县志》：“十一月剪草覆屋，乏食者采蕨于山，至春三月乃止”。

唐宋时期，官方的改火仪式是相同的。钱易之《南部新书》卷二：“长安每岁诸陵至清明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匹， 金碗一口”。钻木或以阳燧取火，既表明对远古生活的回忆，同时也象祭祀时“器用陶匏”一样有着神圣意义。宋代寒食的民间习俗已不那么严格了。

《岁时杂记》记开封寒食：“去冬一百三日为炊食熟，以当禁烟则饔飱先具也。而以是日沐浴者，因其炊熟之盛，又从此之日无燂汤之具也。庆历中， 京师人家庖厨灭火者三日，各于密室中烹炮，尔后稍缓矣”。

宋以后的寒食习俗渐渐只是意味着节日的特殊饮食。晋陆翙《邺中记》大概是最早谈到寒食中特殊食物的：“寒食之日作醴酪，煮粳米及麦为酪， 捣杏红煮作粥。”直到唐宋时期，人们仍在食用这种凉大麦粥，但佛道教义已开始对某些食物作出宗教解释。宋代有所谓杨桐饭，后来在江南很风行。

《寒陵总记》载：“杨桐叶细冬青，临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叶，染饭，色青而有光，食之资阳气，谓之杨桐饭。”佛教认为此种饭为目连奉母之食。此外，还有用青艾、嫰蒌蒿、藜藿等作饭食的。

明清时，有的地方仍有寒食遗俗。山东邹平县“以正月所积面点磨为粉， 合家食之，不举火。”《清嘉录》记苏州清明习俗：“儿童对鹊巢支灶，敲火煮饭”，称野火米饭。

二、清明节：再生的渴望

唐宋以降，清明节代替了寒食节，成为以祭祖扫墓和郊野踏青为中心的全国性节日。清明扫墓本是民间习俗，它在经典中有无根据，曾是儒士长期争论的问题。可以肯定，它与古代社日有密切关系。崔寔《四民月令》：“二月祠太社之日，进韭卵于祖祢。”在奉祀土地神时同时要向祖先奉献，这无疑是扫墓习俗的滥觞。清代顾禄在《清嘉录》中指出：“窃意后人因后土之祭而并祀祖先尔”。扫墓与社日的联系，我们从后世城隍神驾临厉坛祭鬼的习俗也可略见一斑。

开元廿四年（736 年）四月，唐玄宗下诏允许官员寒食扫墓，此后的几个皇帝接连颁诏许官员请假上坟。五代时皇帝开始亲自在寒食时上坟。《新五代史·晋出帝纪》：“天福八年二月庚午，寒食，望祭显陵于南庄，焚御衣、纸钱”。注家评道：“焚衣野祭之类，皆闾巷人之事也，用之天子，见礼乐坏甚。”这些痛心疾首的非议并未使皇帝引以为戒。《东京梦华录》载： “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宗室南班近亲亦分遣诣诸陵坟享祀。”元明以后，扫墓之风遍及全国，清明节因

此得鬼节之名。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记北京风俗：“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酹者、哭者、为墓除草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官府在清明则招请城隍神到厉坛，奉祀孤魂野鬼。以苏州为例，《清嘉录》载：“清明日，官府到虎邱郡厉坛，致祭无祀。游人骈集山塘，号为看会。会中之人皆各署吏胥平日侍奉香火者。至日，各舁神像至坛。⋯⋯每会至坛，箫鼓悠扬，旌旗璀灿， 卤簿台阁，斗丽争妍。民之病愈而许愿服役者亦多与执事，或男女缧绁装重囚，随便至坛，撇枷去杻以为神赦。”浙江金华县有城隍散粮之俗，行事者作小鬼状，执神像游城，抢夺商贩财物，到北郊焚化纸钱，祭祀孤魂野鬼。

俄国学者 M.索科洛夫在《俄罗斯民俗志》中对这类春季庆典所作的解释，有助于我们认识清明上坟的含义。他指出，自然界在春天的复苏使人们认为死去的亲人也会再次复活，并在当地事务上给人帮助。但要通过使用象征再生的熟鸡蛋所行的巫术，死者的来访才会顺利。他们在墓上将蛋敲破， 或者把它扔在身后。涕泗交流之后，他们便与故人共享食物与欢乐了。(23) 有趣的是，以鸡蛋祀祖的习俗在我国也长期存在，除了上面提到的汉代进韭卵于祖祢的记载而外，清代山东荣成县也有清明时令儿童持香楮、小燕、熟鸡蛋去土地祠供奉的作法。

清明出游踏青与古代上巳节男女在郊外自由交往的习俗有关。唐高宗于龙朔二年曾下诏斥责：“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24)但郊游之风反而愈演愈烈。吴自牧《梦粱录》以生花妙笔描绘了宋时杭州清明野游的盛景：“宴于郊者，则就名园方圃、奇花异卉之处；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不过，普通农民在大部分情况下，无非是同姓乡民聚集于家族墓地，奠祭之后共享微薄的祭品，随后便散去了；或许有人会醉舞狂歌，以此作为紧张耕作前的娱乐；讲究点儿的大家族会在宗祠里唱几天戏，以展孝思，以娱族众。

郊游时采回花草插于门上、头上，在清明节时非常普遍，尤以插带柳枝为多。《岁时杂记》记宋代风俗：“今人寒食节，家家折柳插门上，唯江淮间尤盛，无一家不插者”。《清嘉录》也说：“清明日，满街叫卖杨柳，人家买之插于门上，农人以插柳日晴雨占水旱，若雨，主水。”显然，插柳活动有祈年意义，河南孟津人甚至将青苗插在麦地里以祈年。从本质上说，这些都是对生命力复苏的渴望。

总之，无论是寒食改火，还是清明扫墓都表达了人们对生命再生的渴望。随着时代发展，其更新意义都被忘却了：改火仪式已湮没无闻，扫墓祭祖被看作追念先祖、教育后人，团结同族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