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唐宋时期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度量衡单位制的改进

一、唐代度量衡的管理制度

唐宋时期的度量衡基本沿用隋制，制度严明，单位量值相对稳定，度量衡技术也有一定的发展。

唐宋时期，由于实物地租苛繁，商业范围扩大，度量衡器具使用也越来越广泛。唐朝统治阶级意识到要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必须加强对度量衡的管理。《唐律》是我国现今保存最古老、最系统的封建法律著作。由长孙无忌主撰的《唐律疏议·杂律门》中专有校斛斗秤度一节，规定度量衡事务由太府寺管理，每年八月校准度量衡器具，地方上使用的器具则由所在州县官校， 并加盖印署方准使用。凡执行者不按规定校验，私造不合规定的器具而在市上使用，用以称量出入官府财物的器具，量值有所增减等，都要分别受到杖刑，打五十至七十大板。监校者没有发觉或知情不报者，都要治罪。唐初即将度量衡管理法制化，对统一度量衡和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现存唐尺颇多，有拨镂牙尺，刻花铜尺，鎏金、错银铜铁尺，骨、木制尺，共三十余支。刻花铜尺镂刻精美，多以圈点布满纹饰空白处，是唐尺独有的风格。拨镂牙尺更是历代牙雕之精品，尺上各种花纹刻工精湛，线条流畅，纹饰中的鸟兽、人物、屋宇、亭台等皆生趣盎然，所敷色彩富丽而又端庄，这些皆“非盛唐所不办”。（图 5）所见著录的唐代拨镂牙尺，多流传至日本，据《东瀛珠光》记载，今藏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唐尺共十支，皆是日本国遣唐使节带回去的。目前据我们所收集到的唐尺，尺度均在 29—30.5

厘米之间，从 38 支唐尺中求得每尺的平均值为 30.2 厘米。此外从唐代银铤

中折算出每斤的重量约合今 664 克左右。容量制度不明。

二、宋代度量衡管理措施以及单位制的改进

1. 宋代度量衡的管理措施

北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的当年（960 年），即下令依前代旧式制作权衡器颁于天下，禁止民间私造。每当开拓一个地区，必定废除当地旧制，推行统一的制度。据《宋史·律历志》记载：“度量权衡，皆太府掌造，以给内外官司及民间之用。凡遇改元，即差变法，各以年号印而识之。其印有方印、长印、八角印，明制度而防伪滥也。”宋代管理度量衡行政之权，亦属太府， 所有内外官司以及民间需用，均由太府掌造，但校印非每年举行，凡遇改元之年，印烙器具。南宋时也坚持了这一制度。(53)

唐宋时期的度量衡，继承了隋朝统一的制度，五百多年间，单位量值相对稳定，这是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有必然联系的。

度量衡单位制的改进

随着度量衡使用范围日趋广泛和对精度要求的不断提高，唐宋时期在度量衡单位制和器具的制造上也有所改进。秦汉以来，长度和容量皆为十进位制，唯重量非十进位。唐初制造“开元通宝”，规定每枚重二铢四累，十枚重一两，后来感到十钱为一两比二十四铢为一两更便于计算，于是就改用十钱为一两。宋代又将十进位的分、厘代替了钱以下的累、黍。这样，重量单位除仍用十六两为一斤外，其它单位也都采用了十进位制。唐“开元通宝” 使用了两、三百年，唐代以后还流通了一千多年，对于稳定单位量值起着重要的作用。

北宋初期，官府虽然发布了度量衡制度和统一的命令，但所规定的标准器则并不准确，在执行中产生许多弊端和争讼。景德年间（1004—1007 年）， 掌管内藏库的官员刘承珪，创制了两种小型精密的戥秤作为国家衡重的标准器：一种以两、钱、分、厘十进位制，最大称量为一钱半，分度值为一厘； 一种以两、铢、累、黍非十进位制，最大称量为一两，分度值为一累。两者互相参校，可以得到两、钱、分、厘和铢、累、黍等单位的标准量值，又用一两戥秤称淳化年间（990—994 年）制造的铜钱，每枚重二铢四累合一钱， 积二千四百枚合十五斤。根据一钱半、一两的戥秤和十五斤的标准重量，新铸了一批成套砝码作为衡重标准器，置于太府寺内府、外府，并颁于四方大都。又规定使用一百斤大秤时，必须悬于丝绳，称重时“却立以视，不可得而抑按”。自从建立了这一套权衡器标准之后，“奸弊无所指，中外以为便”

（《宋史·律历志》）。

宋代容量单位也有进步。自南北朝以来容量单位量值不断增长，至隋、唐已三倍于古，斛所盛谷物太重，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此外，古史所记斛与石两个单位往往混用，宋代改制将十斗为一斛（或称一石），改为五斗为一斛，十斗（二斛）为一石；并且明确规定“凡岁赋，谷以石计”（《宋史·食货志》）。秦汉之斛多为圆柱形。唐宋斛大，若仍为圆柱形，则上口大而不易平准，故改为口狭底广，“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54)此后元、明、清各代相沿。宋代改制使古度量衡益臻完善。(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