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中国古代的重要节日

第一节 节日的内涵及中国传统节日的概貌

任何社会都以某种具有文化意义的时间框架规定着人们的生活节律，节日就是使连续不断、平淡无奇的时间之流分割开来的有力手段。某些节日被看成是奇妙的、庄严的转折点，充满了神秘的不安与恐惧，人们试图通过举行相应的仪式来保卫自己，以平安地渡过危机。在另外一些节日中，人们则企图强化自然或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节日仪式规定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告诉人们它自身的起源、本性和命运。它使人能超越混乱，平稳而充满信心地把握未来和自己的命运。节日将时间之流分割为神圣与世俗两种相互对立、辅助的状态，使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

B.马林诺夫斯基指出，食物是人与自然的主要联系之一。节日中的许多仪式和习俗都强调了人类赖以为生的某些动植物的重要性，由此演化出宗教上的供献牺牲与聚餐。(1)在节日中，人们将食物奉献给神祇，祈求它们保佑人们将来获得更多的食物；同时，人们还必须相互馈赠食物，举行盛大宴会以共享食物。为了实现人神之间与人人之间的食物共享，奢侈浪费的供献和宴饮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更何况这也有助于保证供奉与发起者的社会地位。

食物崇拜与性行为仪式之间有紧密联系。在原始时代，人们期望食物繁殖的心愿常常通过模拟的或实际的性行为仪式来表达，他们认为这种作法可以刺激动植物相应的生殖繁衍，从而获得丰产。从另一方面看，性仪式也具有保证人类自身繁衍的目的。

节日是常态生活的中断。人们在节日中的许多行为会违反现行的行为准则或道德观念，可是却不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些作法被认为具有纪念某些已经消逝的事物的功能。节日的回忆功能不仅是人类远古生活状态的重演，或曾经是合理的行为方式的再现，而且是人类从日益加剧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压力中暂时解脱出来的手段。社会走向文明化的过程便是人类用理性、社会约束力战胜人的本能、人的自然属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人们必须承受日益沉重的文明压力。于是，节日变成某种安全阀，人类本能得以在此期间释放而不受惩罚。不过，文明进程的不可逆转使得节日中的许多变态行为采取了化妆与升华的形式，离其本来意义越来越远。

节日可以根据许多宽泛的标准加以界定，这里我们特别强调节日的传统性和集体性。这样，本文所论述的节日的定义便是：节日是按照一定的历法或季节顺序，在每年特定时间或季节举行的仪式或庆典。它被用于庆祝、纪念、重演、预演某些重大事件——农业的、宗教的或社会文化的，它赋予个人及其所属宗教的、政治的或社会经济的集团以凝聚力与存在的意义。

节日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同样古老，其发展受到产食经济形式的强有力限制。中国的悠久历史造成了节日内涵的多层次迭压，但建立于传统农业社会之上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决定着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节日的基本面貌。自仰韶文化所标志的中国新石器革命以来，中国节日的特性总是为农业因素决定着的。

农耕制度是人为地再现自然过程以获得食物的经济形式。它与畜牧狩猎

经济的差异在于，人们必须经过一个较长周期的劳动，在特定季节获得所需食物。这种周期性的生产方式导致人与自然所构成的宇宙有秩序地循环运行的观念。自然界的四季循环被看作相等或相似于人的生命周期，同样经历着诞生、成熟、死亡、再生这种过程。人们必须顺应自然秩序，在特定的时刻做或不做某些事以防止自然循环的中断，或举行某些仪式以模拟、再现自然循环和农耕过程，确保其顺利运转与交替。伴随这些仪式的，是节日习俗中盛行的土地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以及与农耕有关的鬼神崇拜。

从历时过程来看，中国农业的初始形态和农业经济重心的转移对节日格局的形成与变迁起着决定性作用。最早产生于半干旱气候条件下的沟壑纵横的黄河谷地、以黍稷栽培为中心的杂谷型农业与其进一步发展，造就了北方经济在隋唐以前的优势地位。春秋少雨、作物生长于雨量和日照都相对合适的夏季的气候特征决定了古代中国“春祈秋报”的节日模式。

在刀耕火种农业阶段，作物生长周期决定着初民的生活节律。被研究者们称为“农年”的时间观念所指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从耕作周期的开始到结束称为一个“农年”，其结束——作物收获期可以准确地把握，而其开端则不固定，需根据物候与星象来决定，从而这些星象和物候也就具有标志岁首的功能。(2)当时的岁首大致是在农历春分前后。据考证，中国农民曾将大火星（心宿二）看作标志农耕开始的星辰，它的名称暗示着原始农业春耕前的放火烧荒。当冬至点代替春分点而成为新的岁首标志之后，大火星成为东方苍龙七宿的一部分，转化为雨的象征。(3)

农年，作为与后来的历年相对应的概念，显示出早期农民的时间观念并非完全闭合的首尾相接的时间之环，在两个生活周期之间有一段含混的不确定的时间。在这个时段上，古代中国人曾经作出各种确定岁首的尝试，即使在天文学和历法制定十分完备之后。这些尝试在流传至今的节日习俗中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农业经济重心在宋代的南移，对以北方文化为基础的节日格局作出了大幅度修正。以插秧技术的发明带动起来的稻作经济的勃兴，凭借多熟制的发展，承受了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对水利的依赖成为几个强盛的历时悠久的统一王朝的坚固基础。文化中心随着经济中心南移，使节日文化中的北方特征受到削弱，新的更加繁忙的食物获得体系的确立，需要更加频繁的祈报祷赛日程表，新的节日逐步分化出来。这种变化表现于寒食节转化为清明节， 端午节中纪念屈原的观念和龙舟竞渡习俗的广泛传播等。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今天中国农民所遵从的节日框架基本上是在宋代确立的，而且节日内涵的世俗化进程，也是在宋代开始加快的。

道教和佛教是对中国节日文化发生显著影响的两大宗教。道教吸收了中国古老的民间宗教成分，在佛教影响下，使之日益完备，它的本土性使之易于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佛教乘儒家思想之衰敝而来，其异质文化特征使得它必须适当地改变自己的教义与神灵，以适应中国社会。尽管两大宗教各有其独特节日，如道教的上元、六月六、中元，下元，佛教的浴佛、盂兰盆、腊八等，但相比之下，佛教对中国节日的影响更大。不过，在几乎任何情况下， 宗教节日为一般中国农民接受，都是以粗糙的直接的祈求转化为间接的更为精致的仪式性象征为前提的。

外来民族对汉族节日的影响，以在中原地区建立过政权的北方民族为突出。一般认为，秋千是北方山戎的节日游戏，清明射柳起初是辽代宫廷中的

求雨仪礼。元、清两代外族君王则引进了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的某些仪式与习俗。

社会阶层不同，对节日习俗的解释自然存在差异。统治阶层的解释在传统社会中无疑具有权威性和统一性，它们充斥于历史文献。但是，文人士大夫可以在吉日良辰风流自赏地行九曲流觞之礼或登高饮菊花酒，普通群众则不过将自己卑微的愿望诉之于神佛以求得保佑。这种分裂造成了有害的后果，文人往往用合理主义的说教解释习俗的由来，忽视甚至抨击具有悠久文化渊源的民间习俗。然而，儒家学说回避了对超验世界的探索，这使得上流社会有时也不得不皈依于异教的或世俗的神祇的怀抱，以寻求安慰。这就产生了上下交流的契机。屈原之死成为端午节的起因，显然是文人教化的结果， 紫姑卜和城隍之为文人所乐道，则无疑显示出强烈的世俗影响。

在本章里，我们将按照基本形成于宋代的节日序列，对中国古代节日中的几个重要节日作一简明描述。我们将试图说明存在于晚近中国社会中的这些节日及其习俗，是如何从可以考定的古代节日及其习俗延续、演变下来的。在此，我们想先按季节顺序对整个中国节日框架作出简要概括，以便为我们后面的叙述勾勒出一幅浅淡的背景。

  1. 新年今天的春节是古代官方法定岁首，但在汉代它只是标志新的生活周期开始的关键日期之一。在《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提出了四个岁首日：“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卒始”。几千年来，人们一直过着多个岁首并存的生活，但以农历新年最为隆重。本章所叙述的新年涵盖了腊月廿四日至正月十五日这个时段，已经失去岁首功熊的腊日也将包括在内。

  2. 春季节日包括下列节日：社日，是向土地神祈求丰收的节日。唐代以后，尤其是北方逐步固定于二月二日；上巳，古代的性自由与祓禊的节日， 汉代以后逐步固定于三月三日；寒食节和清明节，本文将重点介绍这个节日； 浴佛节，六朝以来一般在四月八日举行，是与祈雨有关的佛教节日。春季节日与古代祈年仪礼关系密切，在刀耕火种时期，春季节日才是生活周期的真正开始。尽管岁首逐步提前，但节日的祈年意义仍然保留下来。

  3. 夏季节日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介绍夏季最重要的节日端午节。此时， 古代中国人还过并称为“社伏媵腊”的伏日节，它在汉代以后逐步固定于六月六日。这个节日对西南少数民族有很大影响，他们称之为火把节、星回节。在汉族中，这是向祖先报告夏季收成的时刻，而在少数民族则是作物成熟前的祈年祭。

  4. 秋季节日六朝以后，七夕（七月七日），中元（七月十五日，又称盂兰盆节），中秋，重阳，这四大节构成秋季节日的主体。它们与汉代中国充满狩猎气氛的节日形态有很大区别。根据“春祈秋报”的生活节律，节日里充满着丰收的渴望，同时，人们还必须顺应节令举行一些仪式以确保万物的再生。我们只在本文中介绍七夕、重阳两个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