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墨子知识论中的“立仪”

墨子的知识论和孔子相反的另一个特点，即知识的客观价值问题。孔子有“生知”、“学知”、“困而不学”的“不知”，以及“小知”、“大受” 之区别。墨子反之，他说“争于明者，众人知之”（公输），知与不知之区别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叫做“立仪”。如果不准此客观的仪法而认识事物，虽聪明君子也非智者。他说：

“为义而不能，必无排（非）其道，譬若匠人之斫而不能，无排其绳。”

（贵义）

他所谓的“道”即方法的客观准则，如匠人之绳规，不是形而上学的道。这就是他的三表法。

“子墨子曰：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按意谓在转动无定向之物上而测方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动词，去声）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

第二表所谓“原之者”，在上项讲墨子的知识素材论处，已略论其概要，有时也称第一表。

这里且拿他的非命为例。他在非命篇中反复用此三表，以证明天命是虚无的。他说，桀、纣之乱，汤、武之治，世未易，民未渝，其治乱所以不同者，是因为命无之故。（第一表）命之有无，要察众人耳目之情，那一个听见或看见命之为物呢？（第二表）执有命者，赏罚都以命为前提，是赏罚无标准，必乱于政而害于事，既然有害而无利，故命为凶言。（第三表）第一

表，证之于古而未信；第二表，取之于实而未举；第三表，验之于国民生活而未利，所以他说：

“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非命下）他用这一仪法普遍地解析事理，如明鬼、非攻、非乐、兼爱。他的知识论的缺点主要在于抹杀认识的发展过程。例如证之于古是他的第一表，但古人的知识有信有误，信误原是人类知识的一过程。在知识过程的某阶段为信者，到了其他一阶段可能反为误。然而他却认定一阶段的古人知识都可信。又如取之于实是他的第二表，但实的真假，是有时间、地点、条件的，真假的判断也是人类知识的一过程。在知识过程的某地某时为真者，到了另一地另一时可能反为假。他却以有限的见闻来原察真实。验之于国民生活是他的第三表，利害之认识是有阶级性的。在知识过程的某阶段是以一阶级的利为普遍的利，到了其他一阶段反为别一阶级的害。然而他却以一阶级之利为永恒的利。

在这里，我们并非指责墨子的方法论，而是说明他的知识论的局限性。然而他的方法论敢于从历史实际、社会实际以及人民利益来论证知识的真伪，却是前无古人的创见，是从他的“无所顾虑的态度”而产生的知识武器，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因为，他的三表法，在战国的确不利于旧贵族的专政，他的非命论即用此武器针对氏族贵族进行了无情的袭击，对西周的天命论给以有力的否定。

战国初年的基本问题是人类的贫富贵贱之区别。传统的氏族制下的贵贱之区别，在理论上就形成人类性同异之辨别；在墨子方法论解剖之下，这一破产的理论是难以立足的。所以，我们要看他如何基于三表仪法破坏历史的古老传统。

墨子的尚贤论富有科学的精神，富有破坏氏族遗制的威力，在上面已经详论过了；兹择其中关于贫富贵贱的论断，纳于三表法，以窥探其知识论的人民性：

第一表，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圣王以义举贤能，贤能者为贵富；以义罚不肖，不肖者为贫贱。暴王以亲族定富贵，以非我族类定贫贱（墨子的先王观是理想的）。

第二表，原察乎众人耳目之实：欲富贵是人的天性，人们都愿竞以义求富贵，不愿恃亲族求富贵，一切国民如农与工肆之人都是这样。

第三表，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是合于人民利益的原则的，如果能者举之，无能者下之，那么贵贱无常的升降就有利于国并有益于民了。

这是战国显族阶级的逻辑。这个证件不是封建性的，而是古代性的，因为国民代替了氏族的激烈变革的历史，才反映于人类意识上有这样的阶级观念。

墨子三表法的价值，是在于其勇于和传统思想作斗争这一点。他的第一表“本之”，敢于批判了古言古服的先王传统，得出理想化的今言今服的先王理想；他的第二表“原之”，敢于批判了习俗的传统成见，得出以社会实情来判断是非的新命题；他的第三表“用之”，敢于批判了只问其当然的传统的是非善恶，得出了须问其所以然的国民阶级的利益尺度。这便是“无所顾虑的态度”，本身是具有科学性的。因此，这个言表，他叫做“革思”言表。

墨子是忠于他的思想方法的，并有殉主义的精神。请看墨子“革思”的

自信。他说：

“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攈（拾）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贵义）墨子立仪的知识论，上面已经说过，是企图建立知识的客观标准。它虽

然是绝对的标准论，因而是形而上学的，但它是主观主义知识论的反对物。他为了证明知识的客观价值，不惜于把人类性向“机械化”方面规定，以反对西周春秋时代传统的信仰。因此，他在知识活动的领域上，错误地否定了人类的感情（六情）作用，以强调他的物仪或思维尺度。他说：

“必去六辟（僻）。嘿（默）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用），必为圣人。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恶，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目），从事于义，必为圣人。”（贵义）

这样看来，仁义的客观尺度（即利），只有去了六情才能现出实用来。这是大胆的古代国民的前锋思想。这一点常遭后来学者所批判，例如庄子天下篇就说：“其道大觳（尽也，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