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公孙龙学派诡辩的概念论和推理论

由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出发，公孙龙学派进而在逻辑上提出其诡辩的概念论。此种诡辩的概念论，是以“白马”与“马”的关系为实例而展开的。

概念论上的“白马”与“马”，即是个体概念与一般概念，或别名与共名的关系问题。墨经论“私”与“类”，荀子论“单”与“兼”，也是讲这一问题。

我们以为，别相是共相的基础，别名是共名的基础，也就是说，先有别相、别名，然后概括别相而得共相，概括别名而得共名。正因为共名是概括别名而得的，所以凡共名所有者，别名必具有之；但别名所有者，共名则不必具有之。

进一步讲来，共名，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可再共而得大共名； 大共名最为一般，最为抽象，但其内包也最为贫乏。别名，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可再别而得个体名；个体名最为特殊，最为具体，但其内包也最为丰富。因此，抽象的东西是灰色的，而具体的东西是常青的。无论别名与共名，都是从实陈事物产生的，故墨家说“名者实之宾”，又说“名以举实”。名之所以能别，是因为事物实际中各有别相；名之所以有共，是因为关联中的个体互具共相。名必符实，始得为真；必实且真，才可以作为实践中的指针。

再进一步讲来，别名与共名的分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无止的互通互转中，别可为共，共又可为别。例如，与兽相对，马为别名；与白马相对，马又为共名。马一方面存在于与兽相对之中，另方面又存在于与白马相对之中，所以马名是别名，同时又是共名。马名如此，他名也是如此。

更进一步讲来，共名本来是在别名之中，离开别名更无共名。例如，马名可以涵蕴兽名，而不足以涵蕴白马名。白马名的内包是马而又白，故较马名为多。共名不能离别名而独有。

上述我们的看法，与公孙龙学派的看法完全不同。此派所持“白马非马” 之论，是以共名与别名之绝对分离、独立自存为前提。换言之，其根据在于种类概念与个体概念之绝对分离，相外而不相容。所以说：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白者不定所白，忘之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白马论）

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的札记中所讲的真理，恰足以暴露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诡辩方法的错误：“辩证法一般的叙述（或研究）方方，必须从最单纯的、通常的、大量的等任意的命题开始，如像树叶是绿色，约翰是人类，黑犬是犬等等之类。在这里（正如黑格尔所曾天才的指示过的那样），便存在着所谓个别范畴及一般范畴的辩证法。（参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二卷第三篇第四章所谓“在可见的各个房屋之外，再也不能有一个房屋——房屋一般—

—的存在。”）结局，对立物（个别范畴与一般范畴的对立）是同一物。个别范畴不导入对一般范畴的关联中，便不存在；而一般范畴只有在个别范畴之中，通过个别范畴，才能存在。一切的个别范畴，都不能完全箝入一般范畴之中等等。一切个别范畴，经过若干的移行而与他种个别范畴（物、现象过程）相结合等等。在这里已经存在着自然的必然性，客观的关联等等的要

素，端绪概念。偶然范畴与必然范畴，现象本质，也已经存在于此。因为当我们说约翰是人类，黑犬是犬，这是树叶等等的时候，就已经将一联的表徵作为偶然范畴而放弃，使本质从现象区别开来，将两者相互对立起来的缘故。这样看，在任意的命题中，剔抉出辩证法全部要素的端绪，然而便可以显示在人类的认识中一般的内在着辩证法（而且不得不如此）。自然科学已经将各种性质的客观的自然，将个别范畴向一般范畴的转化，偶然范畴的转化， 对立物的移行交流，相互关联等，统同显示于我们（这一层也该用任意的最单纯的实证来证明）。”（谈谈辩证法问题，参看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版，页二八○）

这里说“黑犬是犬”，公孙龙说“白马非马”，两相对比，可知后者全然是非辩证法的命题。公孙龙不理解特殊与普遍之辩证的统一，而形而上学地将普遍的马自体从白马这个具体的物分离开来。

我们以为，凡马皆兼有形色，离形无色，离色无形，故白马是马。白者必定所白，不定所白者即不能成其为白；马者必有其色，应“有马”必为黄黑白等有色之马；色者必有其体，应“有黄黑白等有色之马”即是应“有马”； 无马形而有马色，或无马色而有马形，皆不可解。如果所谓“真际”在这里可以勉强借用的话，那么“真际”即在实际之中，故白马是马。我们虽承认凡马不皆是白马，但离开黑黄白等有色之马，更无马在。否则，准此“白马非马”之义，则天下无无色之马，各个具体的马即均不得为马。更推衍下去， 就可得出“万物一马也”的结论，各个具体的物就不得为物了。然而公孙龙明言离开别名另有共名，二者有分无合，异而不同。不但形与色可离，即形与所形，色与所色，以及一般不定所物之纯“真际”的“物”与定于所物之实际的“物”，也都是绝对分离的。如果拿图表示此派的论旨，则其图如下：

此种概念论，就事物之内容而言，显然是诡辩的。且就此派本身的持论来说，也是前后自相矛盾的。兹以其意衍之，此派前后持论的矛盾，应如下式：

天地与其所产物者，皆物也。

物（形色）者，不定所物，定所物者、非物也，故天地与其所产者皆非物也。

就此式的矛盾而论，诚然应受“苛察缴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语）、“辞巧理拙”（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的讥刺。

正因为此派的概念论是巧于辞而拙于理的诡辩，故自昔即为各家所抨击。而古代的批评中比较合理的，有墨经作者、荀子与韩非三家。

墨经作者以为：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墨

子小取）

荀 子 以 为 ： “‘白马非马’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验之名约，以其所受，悖

其所辞，则能禁之矣。”（正名）

韩非承墨经与荀子的传统，更进一步设出实例作了具体的批评： “儿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乘白

马而过关，则顾白马（“白”字疑系衍文）之赋。故藉之虚辞，则能胜一国， 考实按名，不能谩于一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概念之为真为妄，是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列宁曾指出，辩证法和诡辩论的区别就在于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证。

关于公孙龙学派的诡辩的概念论，已如上述。现在，更进而考察此派诡辩的推理论。

我们前面曾引名实论中所谓“彼谓不行”、“此谓不行”、“其谓行彼”、“其谓行此”等语。但其所谓“行”之意义为何，我们并未说明。现在应该指出，此派所说的“行”，即是今日形式逻辑中所谓“推理论式”之“论式”。谓“行”，言推理与论式相合；“不行”，言推理不合于论式。倘将此点作为此派推理论式的原理，则可分为正负两方面如下：

（一）从正面说，即是： “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

此。”

（二）从反面说，即是： “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 倘再将原理所说之“彼”与“此”代以“白”与“马”，并以推理论式

表示之，则其式如下：

（一）正论式： “白”与“马”各有自性而自藏， 今谓白马非马、马白非白，

故谓之白白当乎白、马马当乎马。

（二）反论式：

白定于马非白，马定于白非马， 今谓白马是马、马白是白，

故谓之白白不唯乎白、马马不唯乎马。

此派的推理论式，就通变论中所举，计有八个。这些推理论式大抵都是此派所共同使用的形式，以申述其世界观与概念论，并反驳其论敌。兹分述如下：

第一，“二无一”——按“二”即荀子所谓之“兼”，如言“白马”；

“一”即荀子所谓之“单”，如言“白”言“马”。“二无一”者，仍即是“白马非马”或“马白非白”之义，其式已见前文。

第二，“二无右，二无左”——按“右”即兼之“右项”，如白马之“马”； “左”即兼之“左项”，如白马之“白”。马的种类既然可以离开实际的马而独有，故白马中的“马”不是离开白马而独有的“马”；“物白焉不定所白，定所白者非白”，故定于白马中的“白”就不是不定所白的“白”。如以数学程式表之，即是：

二无右＝白（左）马（右）非马二无左＝白（左）马（右）非白第三， “右不可谓二，左不可谓二”——按此是第二式之换位，也即是从反面来说离开白马之“马”非定于白马之“马”，不定所白之“白”非定于白马之“白”。第四，“左与右可谓二”——按此言定于白马之“马”与定白马之“白”

相与，二者各有定所，互为“与件”，即可谓“白马”（“二”或“兼”）。第五，“羊合牛非马”——按此言羊与牛虽有“有齿”和“无齿”的区

别，但“不俱有而或类焉”。若马与羊牛，则“羊牛有角，马无角；马有尾， 羊牛无尾”；“若举而以是，犹类之不同”，故羊牛相与而非马。是知“羊合牛非马”，也即是前举“二无右，二无左”、“右不可谓二，左不可谓二”

之义。

第六，“牛合羊非鸡”——按此式系驳合同异派的谬论。合同异派以感觉中的“数足”与概念中的“谓足”是无差别的，即“数”鸡足虽二，“谓” 鸡足则一；“数”牛羊足虽四，“谓”牛羊足则一、牛羊鸡“一足”皆同， 故云“非有以非鸡”。“非有以非”，义指“不为不类”。以牛羊鸡为同类， 即指“犬可以为羊”之义。但公孙龙离坚白一派反对这种论式。离坚白学派以为，“牛羊有毛，鸡有羽，⋯⋯材不材其无以类审矣；举是，谓乱名，是狂举”。“乱名”，“狂举”即是“不行”，也即与推理论式不合之义。

第七，“青以白非黄”——据章士钊研究（见逻辑指要），公孙龙似取方图以相解说，其图为：青白黄。此图白为他词，居中。其式为：

白非黄 青为白 故青非黄青为白 白非黄 故黄非青

如果我们将“青以白非黄”代以“白马非马”，则其式为： 白马非马 此马为白马 故此马非马

此马为白马 白马非马 故马非此马

第八，“白以青非碧”——此亦当如章士钊所言，取下列方图以相解说： 白青碧。但此图与前图的涵义相反。易言之，即前图所以示真，此图乃以见妄。所以说：

“黄其正矣，是正举也，⋯⋯木贼金者碧，碧非正举矣，⋯⋯与其碧寗黄。黄其马也，其与类乎！碧其鸡也，其举暴乎！”（通变论）

此言碧于色乃青白之合，使相异者相合，就要争胜争明，而至于暴乱失明，无可分别。所以又说：

“青白不相与而相与，不相胜则两明也。争而明，其色碧也。暴则君臣争而两明也。两明者，昏不明，非正举也。非正举者，名实无当。骊色章马， 故曰两明也。两明而道丧，其无有以正焉。”（同上）

据此可知，“白以青非碧”乃是此派所认为的谬误论式。其式为： 青非白 碧为青 故白非碧

碧为青 青非白 故碧非白

此论式之所以“非正举”，即因此派根本不承认“碧为青”一论题之故。综观上述八个论式，或正或反，皆与此派的世界观及概念论相适应，都

是强调分离，反对合同，主张绝对，反对相对。其方法、其精神，是一贯相承而不可分说的。伍非百不知此理，以为，“公孙各论多与墨经为敌，唯此篇（按即通变论篇），则相互发明”（陈柱公孙龙子集解引），实属错误。章士钊所持名墨“方”“行”之辨，自多可取，惟因对于所谓“青白黄

碧，如甲乙丙丁，乃偶举之符，毫无意义”之说持之过甚，未能辨析黄与碧、马与鸡等符号在古代逻辑家使用上本有“正举”、“狂举”之别，也即本有其约定俗成的相反涵义，故终于在推理论式上抹煞了公孙龙学派与墨经作者的对立。所以他说：“或曰：‘子持名墨訾应之议者，于此独浑名墨而一之， 何也？’曰：‘此为辩之初步也，非可为异同者也。墨曰行，龙曰方，姑各翘一名以起论而已，尚无异同之足言也。’”（名墨方行辨逻辑指要第四八九页）这样，将此派的推理论式与其世界观及概念论的思想内容完全断为两橛，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