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后期墨家的科学思想

后期墨学所发展墨学的部分，更有自然科学思想。这是最具特色的，并且是和其唯物主义思想分不开的。他们在社会经济领域内，讨论到经济学的“自然价格”，也在生产技术发展的当时，研究到自然科学。按墨经共有三百五十余条，由于文法简约，讹夺过多，号为难读之书，其中讲逻辑的最多， 占第一位，讲自然科学的占第二位，讲道德定理的占第三位，讲心理学的占第四位，其他如经济政治等理论、对各家学说的批判又次之。这里特就科学思想部分论述如下：

第一，墨经中所讲的物质，时间、空间、量、运动诸范畴，不但和当时各派的形而上学的认识，有严格的分别，而且具有古代唯物主义的特点。这些范畴，是哲学的，也是科学的。从因果关系来看，它们是科学的，从理论的还元来看，它们是哲学的。（一）墨经肯定物质是第一性，也是客观的实体。从科学上看来，物是有比较的。

经下：“物甚，不甚，说在若是。”

说：“物，甚长甚短。是言是也。言是也者，莫甚于是。”其次，物质是可认识的实在，例如：

经下：“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 说：“物，或伤之，然也。见之，知也。告之，使知也。”

这是拿病伤之义来说明物质的性质，指一般的自然变化。墨经中所讲的科学变化，多指物理变化，而少化学变化。科学的物质（物）对象有了变化

（然），其变化的理由即“所以然”。我们要知其所以然，依经验也可能明其大数，如航行于是江三峡的老船夫能预测气候，但这是不可言传的，如果“使人知之”，就须求出其中的因果定律。

（二）墨经详细地讲到时、空范畴。

经上：“久（时间），弥异时也。”说：“久，合古今旦莫（暮）。” 经上：“宇（空间），弥异所也。”说：“宇，蒙东西南北。” “弥”指周遍之义。“久”与“宇”即哲学上的时间与空间的范畴。“时”

即科学上的时间，“所”即科学上的“空间”。墨经讲“时”、“所”，多属于几何学的领域。因此，产生了联结的范畴：

经上：“栌，间虚也。”说：“栌，虚也者，两木之间，谓其无木也。” 张惠言说：“与夹者相及则谓之‘间’，但就其虚处则谓之‘栌’，例

如两点之间的空隙。”

经上：“盈，莫不有也。” “盈”，粱启超解释为“函”，近似。如经说上：“异处不相盈，相非，

是相外也”。上面讲的物质的盈虚即科学上物质性能的相吸相排。因此，经上又说：

“撄，相得也。” “次，无间而不相撄也。”

“撄”，谓联结。“次”，谓不联结，如所谓“有间，在中也。”（经上）墨学就使用了这样盈虚之理，反对了诡辩学派的“坚白同异”之说：

经下：“不坚白，说在无久无宇。若坚白，说在因。” 说：“无，坚得白，必相虚也。”

（三）墨经讲到运动与变化。运动范畴，在墨经中是科学的，也是哲学

的。例如：

经上：“动，或徙也。”说：“动，遍际徙⋯⋯。” 经下：“宇，或徙。”说：“宇，长徙而有处。⋯⋯”

“或”字即古“域”字，指方位。“徙”，即移动。“遍际徙”即周遍空间而移动。这里说的运动，偏重科学的对象，与老子所谓“反者，道之动” 的运动有别。因为墨经偏重机械的运动，静便成为动之一部分，例如：

经说上：“时，或有久，或无久。”

经上：“止，以久也”。说：“无久之不止，若矢过楹。有久之不止， 若人过梁。”

“久”指时间范畴，“时”指可分割的时间，“止”指静态。所以说静态是从时间分割看出来的。墨家注重科学，故动静的变化在时间上是可计算的，经说上所谓“尽，俱止动”。墨经又说：

经下：“行修以久。说在先后。”

说：“行者，行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

“行”作行路的意思，详见下节解释。这里，如果把“行”作广义的行动或劳动解释，那么劳动过程是积功而成，由近而远；劳动时间便指所谓先后的“久”。从这里，可以看出墨家思想和生产劳动相关联的特征。墨家据此反对诡辩者所谓“今日适越而昔至”的命题。

（四）墨经怎样讲变化呢？春秋到战国的思潮中，各家都有变异的观念， 这是古代社会变革时期反映在意识上的特征。墨经所说的“变化”不是“大而化之”的神化，也不是“万物以不同形相蝉”的虚化，而是一物到他物的转移或物质不灭的相互损益。生产者看见麦种变化而为新麦，木头变化而为输与鸢，谁也不会想到麦子和木头是“无”，谁也不会否定他的“手”。墨学就反映了这种意识。“损己而益所为”（经上），“死生利若一，无择也”

（大取），即以“利”的变化而权其损益。

经上：“化，徵易也。”说：“化，若鼃为鹑。”

荀子说：“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

（正名篇）这话和这里讲的“化”相似。“化”仅征验其“易”，如虾蟆之变为鹑。这里没有天地、乾坤、贵贱、动静、刚柔、吉凶的易理，故既非“阴阳不测之谓神”，也不至“观变⋯⋯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传）墨经里所说的变化只就损益方面而言：

经上：“损，偏去也。”

说：“损，偏也者，兼之体也。其体或去或存。谓其存者，损。”

这正反对了“其成也毁也，其毁也成也”（庄子）的理论。这仅是说， 天下事物，没有的，可以没有算了，而尝有之物，变来变去，不过是损益， 永为尝有而不灭。故又说：

经下：“可无也；有之而不可去，说在尝然。” 说：“可无也；已然则尝然，不可无也。”

这就是说，存在的事物不能说成什么“无”，给老子的“无，名天地之始”的命题以有力的打击。不可去而尝然之事物是有变化的。变化的形态有六：

经上：“为：存、亡、易、荡、治、化。”

说：“为：甲台，存也；病，亡也；买鬻，易也；霄（消）尽，荡也；

顺长，治也；鼃鼠，化也。”

这些变化的形态，合而言之，不外成、亡二者，即生存和死亡二者，成、亡之结果谓之“已”。例如：

经上：“已：成、亡。”

说：“已：为衣，成也；治病，亡也。”

旧校释家对此条的解释都不确切。此条说的是，例如做衣的结果，由布变衣，“成也”；治病的结果，不治而死，“亡也”。不管生成和死亡，其形态是有相对的稳定性的，叫做“已”。墨经举例过简，常省略了推论，因此比较难懂。这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旧唯物论者只解释事物，大都不谈鬼神。这里墨经讲的事物变化的道理，好像科学家凡尔离说的：“宇宙间的一切现象，不问它是起于人类的加工或是一般的物理学诸法则，都不是现实的新创造，不过是物材的改变而已。结合——分离。”

（五）墨经中有量变与量定之说，例如： 经下：“偏去，莫加少，说在故。”

说：“俱一，无变。”

这是说，增减物体的一部分，在一定的程度上，并不能变其物性，物性仍“一”而未变化；但是，如果达到了饱和点，就会发生变故，即开始由量变发生质变。

经下：“异类不仳（比），说在量。”

说：“异，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 此条旧校释者不解其义。“异类不仳”，在形式逻辑上讲来，是类概念

的规定，因此，“木”和“夜”不是同类，不能比较（长短），“智”和“粟” 不是同类，不能比较（多少），推而至于贵族、亲戚、劳动者和商人也不能比较（价格），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何以“说在量”？这就没有人解释了。“一个几何学上的简单例子，便可以说明这个道理。为了决定并比较一切直线形的面积起见，我们把一切直线形分解而为三角形。其次再使这个三角形本身，还元而为与其形态上完全不同的表现——还元而为它的底边和它的高度乘积的一半。”（资本论，参看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页八）这个共通物， 便是一个通约出来的量。有这一个共同量，则比较便可能了。同样地，经济学上的同为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使用价值与使用价值具有不同的类，是不能比较的，而其所以能比较，是因为它们被还元而为一定的劳动量。数学上的通约也是此一定量还元的道理。

（六）墨经关于科学的定理，涉及的范围很广，如几何学、物理学、光学、数学等。兹举几例如下：“体，分于兼也。”说：“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端，体之无厚而最前者也。”说：“端，是无间也。”“穷， 或（域）有前不容尺也。”“尺，前于区而后于端。”“区，物一体也。说在俱一惟是。”“厚，有所大也。”说云：“区无所大。”上面所讲的名词， 用现代语译出来，“体”指分量，“兼”指全量，“端”指点，“尺”指线， “区”指面，“厚”指体积。这些都是几何学的术语。

“平，同高也。”说：“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平也；同然，平也。” “中，同长也。”说：“中，心，自是往相若也。” “圜，一中同长也。”说：“圜，规写交也。” “方，柱隅四杂也。”说：“方，矩见交也。”

以上讲的是几何学有关圆和方的定理。“力，刑（形）之所以奋也。”

说：“力，重之谓。下，举。重，奋也。”“正而不可摇，说在转。”说： “正，丸，无所处而不中，县转也。”

以上讲的是力学。 “景迎日，说在转。”

“景之大小，说在杝（斜）正、远近”。说：“景，木杝，景短大；木正，景长小。光小于木，则景大于木；非独大小也，远近⋯⋯。”“临鉴而立，景到（倒），多而若少。说在寡区。”说：“临，正鉴，景寡。貌能（态）、白黑、远近、杝正、异于光。”按墨经论光学有八条，皆讹夺而难解，引以上三例作证。

自然科学的发达，是以社会的生产力的发达为前提的。后期墨家参与了生产劳动，他们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来源，不能不说是因为他们掌握当时生产技术的知识。为要具体地了解此点，我们试以考工记当作一个测量的尺度来说明一下。考工记今列为周礼的冬官，自江永以来即认它是春秋时代齐国的著作。郭沫若曾考证考工记是春秋年间的齐国官书：

“考工记毫无疑问是先秦古书。且看那开首的叙记里说到‘有虞氏上陶， 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可知时已不属西周，而书亦非周人所作。又说到‘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 郑、宋、鲁、吴、越等国入战国以后都先后灭亡，其技艺亦早已‘迁乎其地’， 可知这所说的还是春秋时代的情形。又说到‘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原注：这个“庐”字也不是“庐舍”的“庐”，考工记“庐人为庐器”，是做戈戟枪矛的杆子，也可以说就是殳。古语说“侏儒扶庐”，就是矮子爬棍棒。） 胡无弓车’，或‘燕之角，荆之干，妢胡之哿，吴、越之金锡’，作者之国别连燕、秦、荆楚、妢胡都是除外了的。当时重要的国家所没有提到的只有齐和晋。‘妢胡’，旧注以为‘胡子之国在楚旁’，这样的小国不应有被举的资格；我疑‘妢’是‘汾’，指晋国，胡仍是‘胡无弓车’之胡，如此则只剩下齐国一国了。再看书中所用的度量衡多是齐制，如冶氏为杀矢的‘重三垸’，‘垸’据郑玄注即东莱称重六两大半两（大半两即三分之二两）的‘环’；如栗氏为量的釜豆等量名都是齐制，又如‘梓人为饮器，勺一升， 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即所谓‘齐旧四量：豆、区、釜、锺，四升为豆’（左传昭公三年）。据此我们尽可以断定：考工记是春秋年间的齐国的官书。”（十批判书页二七至二八）

郭氏断定考工记为齐国的官书，比江永更详尽了。但“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一语，似尚不足以证明考工记作于郑、宋、鲁、吴、越等国未灭亡以前，因为在灭亡以后，其技艺“迁乎其地”，似更可检证其“弗能为良”。并且就上下文的口气来推敲：“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 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

因此，与其定考工记作于郑、宋、鲁、吴、越等国尚未灭亡的春秋时代， 不如定于“其技艺早已迁其地”的战国时期，更合于原文的语意。我们以为， 考工记颇有可能出于齐稷下学士先生，他们可能依据旧存档案编撰成书；由于其书成于战国，遂为孟子所据，按往旧造说，以成其理想化的井田制度论。若果如此，则后期墨家可能与肿涨孔学的孟子相反，从另一角度上着眼，即依据考工记里的农业与手工业的劳动工具的制造与使用的生产经验，提炼出

自然科学知识，而完成墨子思想通约的有机的一环。此所谓一环，只是指后期墨家的某种承藉关系，如果作全面的考察，那末墨家应该是综合当时自然科学成果的伟大的学派。他们利用自然科学完成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那些歪曲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各派展开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