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庄子的主观唯心主义第一节 庄子言行里的身世消息

庄子的思想，从其影响于中国士大夫的历史看来，实在不是“异端”， 而是“正统”。上自秦、汉、魏、晋的黄、老与玄学，中至宋、元、明的理学，下至近代的唯心主义都有其血液贯注着。正如宋人叶适所说：

“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 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水心文集）

这个战国时代的一家之言，“似之而非”地降服了不少学者，这一个“辩者之囿”，“饰人之心，易人之意”，更以“能胜人之口”，服人之心。庄子后学所著的天下篇说：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 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环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 而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 可谓调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这就是以诡辩方法道出了无穷天理的唯心主义哲学。我们将要逐步来分解他的环玮理论，随着他的诡辩方法，跟着他应帝应王，游内游外，寓古非今，内天外人，说明他的思想本质。

庄子的身世虽不可确考，但据他当时的活动看来，可以知道大概情形。他的生卒年代，约与孟子同时，据马叙伦的庄子年表，他的活动年代起于周烈王七年，迄于赧王二十九年。庄子一书，大约内篇可据，而外篇、杂篇多为其门人或后学所著。

他的身世，据史记说，是蒙人。刘向别录中说“宋之蒙人”，蒙当为原来宋国的地方。庄子做过蒙之漆园吏，后来这地方被楚国所吞并。

他似乎是一个感受亡国命运的没落小贵族。他和楚国关系最深，史载他和楚威王、楚襄王都有往来，他往来于赵、魏诸侯之间，惟“王公大臣不能器之”（史记）。他又是一个贫穷的人，如山木篇所记“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外物篇所记“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魏）监河侯”。他自比于惊觉末世的殷族比干，“此比干之见剖心徵也夫！”（山木）

他在战国的贫富变化的时代，惊怖于现实的残酷斗争，在精神上寻求安慰，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上害怕“人灭天”。他以为，在这个时代，“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多数人是“决性命之情而饕富贵”的不仁之人。他又以为从尧、舜以至当时，是由乱世而至“人食人”的社会，因此，社会与人类都成了他的怀疑对象。他对于现实，常没有办法地叹息“悲也夫”。山木篇载他和魏王问答的故事，就可以看出他如何承认“惫”（潦倒）于社会。魏王看他穿得太不成样子，问他“你为何这样的惫呢？”他说：“我不过贫罢了， 并没有惫，惫与贫是有分别的。士不能实行他的理想是惫，衣履弊穿是贫，” 他设了一套寓言之后，说：

“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见剖心徵也夫！”

（山木）

在他的什么年龄宋国亡国，不可确考。但他“有亡国之事”的暗示，见于至乐篇。他礼赞“亡”者，而自己解决了“亡”的矛盾，统一于自然：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 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 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矉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由这个半真半假的寓言看来，一则暗示“有亡国之事”，二则憧憬“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之景象，三则回念“父母闾里”的宗族，这正是亡国大夫剖心的话。死亡虽不是他的主张，但他是以死亡与生存等一齐观的。内心上的齐生死、齐存亡，调和了外界存亡生死的矛盾。所以，他的妻死了，他笑而歌，因为他在心理上归顺了自然。同样，他的国亡了，他也可以笑而歌， 因为他在心理上归顺了自然。在庄子的思想中有一个秘密，即没有国家的社会和有国家的社会是一样的，国家社会人群至少在心理上是灭亡了的。他的寓言中所例比的事物，总是拿人和木石鱼鸟等量齐观，这个假言的大前题是他的一切辩说的依据。他并不就主张毁灭，而是把现存的人间社会关系同一于现存的无知觉的大块自然，自存自毁，故不合理的是最合理的。因此，在言论知识方面，最不合理的逻辑，也就是最合理的逻辑了。

他似受过国家的羁累，在史记中有这样的一段故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

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 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他似乎痛苦于“为有国者所羁”，但他没有走入悲剧的路径，反之他在主观上却企图设计喜剧，他表现出超人随俗的内心调和，甚至表现出至人与爬虫、木、石相齐的天人合一思想。他既不愿意在庙堂之上贵显自己，也不愿意对社会的腐朽一面作斗争，故秋水篇记载着他宁愿像一个乌龟曳尾于涂中，这可与史记言欲为孤豚游戏于污渎之中相证：

“‘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庄子处于“昏上乱相之间”，“惫”于国家社会的光明前途，他并非真正如他的先族比干的见剖心徵，而是以自己的人格化为鸟兽鱼龟，还原于内心的统一。时势虽使他潦倒而无所措其手足，但是他又可以在“时势适然” 的心内消解上，取得问题的答案。例如秋水篇所记载：

“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徒。默默乎河伯，汝恶知贵贱之门，小大之家？⋯⋯以道观之， 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谓谢施，无一而

行，与道参差。严乎若国之有君，其无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 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

当时，兼并灭国的形势实在给人以极大的刺激。一方面被灭者“男为人臣，女为人妾”，降在奴隶；他方面只要是智能之士，又可在“士无定主” 的裂口之下逃出灭亡的悲惨结果。庄子游于楚、魏之间，固然潦倒得可怜， 但他曾被王公大人尊礼，他于是在内心上找到了生死、存亡、贵贱、大小的适时顺俗之道，他说：

“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戮耻不足以为辱。”（同上）

在没有国族没有社稷的坏境之下，犹之乎鱼类没有泉水而处于陆地，故胠箧篇说，“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但庄子自比于这样的悲局的鱼儿时，则说：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泃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天运）

这是何等的内心虚无的解答！他认为当时天下之人都是迷惑的。他说：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地）在他看来，不管什么人，除他以外，都是一样的大惑小惑的人，所谓“今世之仁人， 蒿目而忧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骈拇）。他把殉仁义的君子与殉货财之小人，认为“其殉一也”。他自己在“不亦悲乎”的悲局中，既不要求人为的改造，在亡国命运到来之时，也只求远祸而已。他说：

“忠谏不听，蹲循勿争。故夫子胥争之以残其形。”（至乐） 他的自处远祸之道，又是这样：

“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养生主）

他把救时的人们，都喻为不知全生远害的人，这样的人“命之曰‘菑人’， 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为人菑夫”（人间世）。因此，在一个大悲局中， 无可奈何，“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同上）“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 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同上）这样地成为“无用之用”。

他在“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的矛盾中，必然作出听命于自然的结论。例如：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 “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大宗师）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誊、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

庄子是一个在大悲局中的“无可奈何”的人，于是一切以自然的命来解脱，把“成也，毁也”，看作成毁皆相对，同时又是“无不成也，无不毁也”， 故他在精神上，主张齐生死，齐存亡。

他虽然有乌托邦的理想，“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一切还原于自然，而破坏传统的信仰，但他并不坚持实现这种理想，并不否定现状，而反求其“安时而顺处”。不管现状是什么，都是对的（或也可以

说没有对与不对的），人们对之“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就可以乐生远祸。故他对于当时统治阶级的绝续或国家的存亡，在内心上都认为是相对的， 绝则绝也好，续则续也好，存则存也好，亡则亡也好，例如他说：

“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偿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缮性）

如果有人要求免俗变时，他就斥之为“倒置之民”。从这一论点出发， 他肯定了一切现状，现在有的都可以存在，不必加以改善，他说：

“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人间世）

因此，他虽然痛恨“窃国者侯”的强暴行为，但又以为国家制度和阶级的存在是合理的，不过在理想上是“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 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在宥）。他把国家成立以来的阶级尊卑制度比做自然，好像“五官殊职”，好像“四时殊气”， 决不能更改。他说：

“末学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 故圣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 而况人道乎？宗庙尚亲，朝庭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

（天道）

这段讲阶级存在的绝对理由的话在外篇，但从庄子的从俗之论看来，在思想上尚为符合，内篇的人间世也说：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 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人间世）

他以“不可奈何”与“固有所不得已”的理由，承认了君臣之义，同样地，以不得已的理由，承认了君道，如在宥篇说“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这虽然不是“神农、黄帝之法则”，但亦非“尧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 之义，只是在“不得已”的理由之下，承认现状。由这里的“俗”义，又可以推出：社会阶级的存在都是“天生万民，必授之职”的自然，“恶成不及改”，改则就要逆俗了。

他和世俗处，不问世俗的是非善恶，都主张“安时而处顺”，就是说， 凡存在的皆是合理的。合理的自然流行，让它自己去流行。人类只可“入其俗，从其俗”。人的创造活动，他喻之为“落（络）马首，穿牛鼻”，好像就不自然了，主张“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秋水）。所谓“无以人灭天”，指不以人力修改自然，一如“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一如所谓“牛马四足”。人在大自然之中，生活方法要顺自然的原来样子，“任其性命之情”，不要做“有为而累”的人道，“长于水，安于水”。所以，你原来是奴隶主，你好好地做奴隶主；你如果是奴隶，也就好好地去做奴隶，不必改变二者间的关系，使白者变黑，黑者变白。例如徐无鬼篇就说农商庶人百工之职，要“顺比于岁不物于易”。所谓“无以故灭命” 的“故”，即所谓“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之“故”，故然而然，不必追求其改变，贵者不必傲贱，贱者亦不必反贵。一切存在都可照样存在，灭国是多事，复国也是多事，都反乎自然了。庄子在这里，是不是在心理上救

亡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