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公孙龙诡辩思想的总评价

综合前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下：第一，公孙龙所代表的离坚白的逻辑学之所以成为诡辩，首先因为他的世界观是以概念离事物而独有的，以种类离个体而自存的；其次因为在概念论上是以共名与别名可在绝对分离中来把握的。所以此派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而以绝对主义与分离主义二者为支柱，来证成其诡辩。此派诡辩的逻辑价值，我们可从下列几点来衡量：

（一）此派的离异观点，虽可矫惠施合同异派之失，然片面的夸大，推至极端，见离而不见合，见异而不见同，遂流于诡辩。

（二）庄子齐物论的观点，将相对主义绝对化，将变化的观点绝对化， 以致泯灭彼此，不见差别；公孙龙的观点虽可矫庄子之失，然侧面的肿胀， 持之太过，流于绝对静止，遂陷于诡辩。

（三）此派所持“指不至物”之义，虽没有思、孟学派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宗教观，但竟将概念与事物绝对离而为二，徒知违异而不知主观和客观照应的底蕴，遂流于诡辩。

第二，此派逻辑虽为诡辩，但它也并非纯粹的迷妄，其中尚具有“一粒真理”。例如名实论说：

“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不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以当，不当也； 不当而当，乱也。⋯⋯其以当而当也；以当而当，正也。”

凡此云云，在概念真妄判断上，有其部分的是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谓此派“控名责实，参伍不失，不可不察”，想系指此。此外，如像有尽与无尽、运动与静止、具体与抽象等所固有的自己矛盾，此派虽在主观里坚决地否认，而其论题则在客观上表现出直观的察知；就此点言，此派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地位，颇近于古代希腊的芝诺。至若此派的著作喜设为主客之辩，展转论难，愈转而愈深，俨如佛典的百论疏，则不仅足以证其逻辑范畴的丰富， 而且也是古代逻辑史资料的宝藏。

第三，此派的逻辑思想中，虽尚有“一粒真理”，然其所持论题，因矫枉过正，几无不循他自己主观的看法，而陷于另一极端的谬误。因此，此派虽然吸收了当时的自然科学的成果，但科学到了他的手中却为其唯心主义服务去了。在运用自然科学的知识进行“坚白离”与“坚白盈”的对立斗争中， 墨经作者一派是在正途上，而公孙龙派是在歧路中。此点拟于下章详论，这里暂不讨论。

第四，此派逻辑的思想，一方面开除社会与生产的名实，从马儿、石头里面辨析兼别同异，滑入概念的游戏；他方面，此派取辩之物，由其将具体事物纳入逻辑范畴而言，所凭借的古逻辑遗产是比较丰富的。此派形成于逻辑思想发展的时代，因而可能承藉孔、墨、思、孟、惠、庄等人的遗产，以成一家之言，但倘与墨经取辩之物更富于生产及社会的名实相比较，那就大有逊色了。尤其重要的是，此派的缺点，除了取辩之物本身，更在其取辩的方法及其所得论题之为完全错误，这是与此派在实际历史进程上之为保守派相对应的。

第五，更具体言之，此派逻辑思想之历史的意义，似在下列几点：

（一）由离坚白以衬托“氏所以别贵贱”之礼，严限绝对分立之名，故此派在当时或是氏族贵族专制的拥护者，反对“贤人”民主要求的保守学派。此派“是别非兼”，而墨经“是兼非别”，所谓“名墨訾应”，其更深的根

源，或即在此。

（二）此派所持“力与知，果不若”的论题（坚白论），明白地说实践无裨于认识，其否定真理的客观标准也至明显，故其与墨经一派对立，更非无故。

（三）因保守，故复古。名实论结尾处所谓“至矣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至矣哉古之明王！”正可以说明此点。

所以郭沫若也说：“毫无疑问，公孙龙是位帮闲者。⋯⋯他一身是做着上层的食客，⋯⋯在上层的卵翼之下提出他的一些诡辞来，⋯⋯是应该认为反动言论的掩饰的。⋯⋯事实上他自己也时而透露着自己的立场，例如他说‘异则君臣争而两明’，‘两明而道丧’，⋯⋯在他的政治主张上分明表示着臣不能与君相争，争则天下丧乱。这把先秦的初期学者的革命意义完全否认了。”（名辩思潮的批判，见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版，页二七九——二八○）

据此可知，此派以逻辑中的范畴“疆畴”于君臣，其绝对的分离观点， 即是通过君臣阶级差别的道德的折射而反映出的意识；其绝对的静止观点， 即是通过反对进取而主张保守复古的政治实践的折射而反映出的意识；其以概念离事物而独有、共相离别相而自存的观点，即是氏族贵族世界观的抽象的代数符号。黑格尔说：“逻辑是反映于思维中的时代。”其实我们应进一步说：逻辑是通过了逻辑学者的实践态度及现实主张或政治见解，而折射出来的思维中的时代。因为，意识形态不是直接反映时代的经济，而是通过道德和政治等折射而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