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教后刑

《苟子·宥坐》有则故事，说的是孔子为鲁司寇时，有一位父亲控告儿子，孔子拘留之，三月不断案。其后原告撤诉，孔子就把被告（儿子）放了。季康子听了很不高兴，说：“这老头子欺骗我，教我要以孝治天下，现在杀一人可以警告天下，可是他却把他放了。”冉求把季氏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慨然长叹说：“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治）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狱讼）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不肃）令而谨（严）诛，贼也；今生也有时，敛也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虐也。已此三者，然后可刑也。《书》曰：‘义刑义杀， 勿庸以即，予维曰未有顺事，’言先教也。”这里的对话，不一定完全出自孔子之口，也不必是当时实录，但其中“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 “嫚令而谨诛，贼也”，“不教而责成，虐也”诸句，与《论语·尧曰》孔子答子张问政时所说的“四恶”很相似：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按时兑现） 谓之贼⋯⋯。’”

在孔子看来，帝王将相，百官公卿，他们的价值不在于会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腐化享乐，也不在于养尊处优，用无形的等级来维系特权。一个统治者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他们能够为人民谋福利，能想到普通老百姓未想到的事情，做到普通老百姓做不到的事情。他对人民是组织者，是管理者， 他可以调配好辖下的人力物力来安定社会，尽可能地造福于人民。就像《左传》上说的那样：即征调徭役不违农时。《尚书·尧典》曰：“食哉唯时。” 即此意。惠民的统治者应当不违农时，在农闲时抽调谣役，做到“岁月日时无易（错乱），”使其“百谷用成”（《尚书·洪范》）。让人民在保证生产前提下服役，虽劳之而无怨：“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论语·尧曰》）

重教，即重视礼教。上文所引的“信之”、“教之”即其事。信之，使人民相信统治者，这是身教。教之，大概属于言教。儒家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社会应是有秩序的社会，人民应该在社会的秩序中过文明的生活。教，正是帮助人民认识自己的理性、理解社会的秩序、明白文明的规范的必要措施。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膝文公上》）荀子曰：“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痒序，修六礼， 明七教，所以道（导）之也。《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荀子·大略》）人是有食色本性的动物，故首当足食、富之。但是，人又是具有爱类、和群的社会性的高等动物，故需要教之诲之，让他们在人格上自觉、在道德上自律。教，正是在“足食、富之”基础上，提高人的个性修养，增强人的道德觉悟的积极措施。孔子出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者情怀，主张积极施教，向人民晓谕事理。这样做，从积极意义上讲，可以促成人们知礼知节、知规知矩，过合乎道义、合乎礼教的文明生活；从消极意义讲，可以规劝人们遵纪守法、循规蹈矩，避免陷于刑律。他反对那种“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的愚民、惘民做法，尖锐指出：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尧曰》）认为不教，这无异于坑民、害民的恶政。孔子的这一思想可以用他自己的两句名言来概括：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可使，不可使”的“使”，即“小人学道则易使”的“使”，“易使”是人民大众晓知“道” 之后。达到的遵纪守法、循规蹈矩的状态。孔子认为，如果人民知道规矩， 依礼而行，那就可以放手让他们去自由行使权利；如果还不知道规矩，不能依礼而行，那就要开导他们，使其知道。这是“教之”的准确表述。

轻刑，即不以刑罚为重，这一思想体现在下列格言之中：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关于孔子的刑法思想，前已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