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技法

儒家认为，管理者本身必须对治乱成败负担最大的责任，而治乱成败的关键就在于管理者本身是否完成修己的工夫。换句话说，儒家谈领导，不着重被领导者应该怎么样，而是强调领导者本身应该如何。在某种意义上，说教的对象是老板、而不是员工。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一套修己以治人的德治主义。儒家强调自我修养、道德修养，且强调修养对管理的重要；例如《中庸》就明白指出修己对于治人的必要性；“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扩大来说，在儒家的心目中，不仅统治者需要修养，被统治者同样的需要修养；“自天下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只不过，儒家对统治者要求较高，而且要求从统治者自身做起。

根据儒家的理想，领导者应该具备哪些条件？领导者应该如何修己？在此，儒家提出许多规范性的说法。其次，我们要运用分析的方法澄清修己与治人之间的关系，并检讨修己是否可以成为治人的充分条件。接着，我们要从批判的层次来问，领导者为了什么而要修己？是什么动力使得一个人想要去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此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反省这种管理思想在实际推行时，是否有效。这里先说明何谓儒家心目中理想的领导者。

儒家用了不少名词来指称理想人格，诸如：圣者、贤者、仁者、君子。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君子一词。君子原指有贵族身分的人，但孔子转而用来指有道德修养的人。“君子”与“小人”原来指的是社会地位的分别，在上位之统治者为君子，在下位之被统治者为小人。但是，自孔子以后，儒家开始以“德”言君子；如此，有德行的庶民亦可称为君。在先秦儒家的典籍中， “君子”一词有时以位言，有时以德言。不过，到了后代，“君子”与“小人”竟然完全转化成道德层级的区分。

君子在未见用之前，一方面要“博学、深谋、修身、端行”另一方面要知时运之限，不怨天尤人，君子固然有用世之忱，但是刀也不能过于急切而失了分寸，《孟子·滕文公》：“古之人未当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不按正当的方式出仕，就好像急着出嫁的女子瞒着父母与人私奔一般。

若是时机来临，亦要先衡量一番，不可有官就做、有位就占，来者不拒。

《论语·于罕》：“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此处并非一般说的待价而沽之意，而是表示要审慎地衡量用世之时机、场合是否恰当。

儒家认为，若有出仕的机会，要先忖度自己能力、估量自己是否真有任事之才。否则，承允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职务，不只是造成自己的损害，更有愧忠人之事的道义。因此，当孔子为漆雕开安排职位时，漆雕开辞谢说，我对自己还没有十足的信心。孔子听了反而甚表欣慰。（《论语·公冶长》）

其次，在出仕之际，亦须谨慎思量，此一场合是否有益于大道之行？因此，当鲁国的权臣季氏请孔子门人闵子骞出任费宰时，闵子骞坚决地拒绝了。

（《论语·雍也》）而另一位门人冉求为季氏聚敛财富时，孔子怒道：“非吾徒也，小人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此外，孔子也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儒家之所以如此强调出仕之道，主要是希望能够于出仕之际，在一开始先端正其心。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不可不慎乎其始。在儒家看来，

若只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出仕，根本违反了出仕的意义；最糟的是，这种人日后甚至可以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损害公众的权益。

孔子以上说的，都是比较理想的情况。另一方面，儒家也承认，我们在某些时候可以为了基本生活的维持而出仕。但是，这时之出仕求取俸禄，其实也不是为了求取名利富贵，而是为了生存。《孟子·万章》：“仁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为贫。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意思是说，出仕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贫穷的问题，但是，在个人生活贫穷而无以聊生之际，为了生存，也只得出仕。不过，孟子特别指出，既然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而出仕，则不应当担任职责重大的高官，也不应当领取超过生活所需的厚禄。

此外，曾经有人问孟子：君子在什么情况下才出仕？孟子回答说：有三种出仕的情况。最好的情况是上司亲自登门恭敬地邀请，并且表明愿意依照他的意见行事，这样就可出仕；若是出仕之后，上司仍然像原初一样有礼貌，但是却未能言听计从，君子就要离开了。其次，上司虽然恭敬地邀请，却没有表示将完全依照君子的想法行事，这样也可出仕；只是等到上司礼貌开始减退时，君子就要离开了。最糟的一种情况是，君子没有饭吃，国君听到后，怕他饿死而有损自己的名声，于是拿俸禄周济他；这时君子为了免死也可以接受。（《孟子·告子》）

儒家要求统治者修养自己，修身可以使管理者的内在品质得到提升。儒家有关修身的说法很多，若是根据《中庸》的说法，“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如此，修身之道在于好学、力行、知耻，其目标在于具备智、仁、勇三德。

“好学近乎知”，就是说，我们可以经由学问、知识的累积而成为智者。对于学问的重视，古今中外皆然，理由正如牛顿所言，站在前人的肩头可以使我们看得更远。《荀子·劝学》也指出：“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事实上，人类之所以能不断地进步，就在于他能不断地累积知识，把前代的经验传递到后代。

“好学”是一种主动自发的态度，它不会停止，真正好学的人乃是活到老学到老，如孔子自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此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环境不断在变动，人也不能抱残守缺、故步自封。

当然，一般所强调的学习，都要求能够活学活用，否则只能成为堆砌知识的书呆子。在儒家亦不例外。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就表示，学之后还得应用。他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这就表示，不能死记材料，要能加以消化、融会贯通。《中庸》提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可谓综合了上述两段话的意思。学、问之后，不但要能加以思辨，还要能加以笃行。力行并不等于仁，只是一个人能够老老实实真诚行事，比较不会虚伪油滑。儒家重实践、不尚空言，重笃实、不尚虚夸。孔子指出，“君子耻其言而敏其行”（《论语·宪问》）。因此，宁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宁可“讷于言而敏其行”（《论事·里仁》）。此外，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论语·里仁》）

儒家学问主要追求的对象并不在于理论知识，而在于实践知识。因此，学问的实际表示在于能否笃行。《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如果要在理论知识及实践表现中选择，儒家当然以后者为主。对他们而言，能够实践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宋儒强调“事上磨炼”的意思。

最后，说到“知耻近乎勇”，知耻就是知道自己的缺点。一般人可以很敏锐地察觉别人的缺点，也可以很犀利地批评别人短处。但是，对自己的缺点就很迟钝，更怯懦于自我批评。因此，一个敢于面对自己缺点而试图加以改正的人，就是勇者。好学、力行、知耻分言之为三，其实三者只是一事。好学者，德性之开发也，力行者，德性之践履也知耻者，以德性不如人也。

·警惕三件事

《论语》先后在各篇中提出：君子要警惕三件事：年轻时不要迷恋女色；壮年时不要争强好胜；

老年时不要贪求无厌。

·三益三害

君子具有三种乐趣—— 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乐，以宣扬别人的好处为乐，

以结交公众贤明的朋友为乐，如此，便对君子有益：

又有三种事情会对君子有害—— 以骄傲为乐，

以浪荡飘游为乐，以大吃大喝为乐，

如此，便对君子有百害而无一益。

·杜绝四种毛病

君子杜绝的四种毛病是：

①不凭空臆测；

②不绝对肯定；

③不拘泥固执；

④不自以为是。

·尊祟五种行为

君子要尊祟的五种行为是：

①庄重；

②宽厚；

③诚实；

④勤敏；

⑤慈惠。

·提倡五种美德

君子应提倡的五种美德是：

①给人民以好处，自己却无所耗费；

②使用百姓，却不使他们怨恨；

③有所欲求，却不贪婪；

④安泰矜持，却不骄傲；

⑤态度威严，却不凶猛。

·行为九项规范

君子在言行举止等方面以下面九项规范为准：

①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没有；

②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没有；

③脸上的颜色，考虑是否温和；

④容貌态度，考虑是否庄重；

⑤说的言语，考虑是否忠诚老实；

⑥对待工作，考虑是否严肃认真；

⑦遇到疑问，考虑怎样请教别人；

⑧将要发怒，考虑有什么后患；

⑨看见可以得到的，考虑自己该不该得。

·六言六蔽

这是孔子对子路说的：

子曰：“由也，女（汝）闻六言六蔽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尖刻）；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仁、智、信、直、勇、刚”本是好品质，“仁、智、勇”是孔子提倡的“三达德”；直和刚他也赞赏过，如以“友直”为益友，以“直道以事人”为善行，以任用“直”者为善政；又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何以“不好学”，都成了弊病呢？结合到他关于“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胆怯），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的论述，可知任何优良品质都必须服从一定的准绳，都必须合乎“礼”的规范，一个人必须把他充沛的好心善意用良好的、合乎礼仪的态度，恰如其分地、也是小心谨慎地表达出来，达到主观愿望与客观形式的完美统一，那才是善言善行。否则，即使是满腔热忱，一副好心，也会适得其反。看来，任何东西，任何言行都得有个节度（礼），这个节度自然只有通过学习来获得，难怪孔子要说“不学礼无以立”了。

学习，可以增强自己的才能，可能发展自己的个性，可以提高自己的修养，使自己成为德才兼备的君子，从而步入上流社会，实现“学而优则仕” 的最终目的。孔子说：“耕也，馁在中也；学也，禄在其中也。”（《论语·卫灵公》）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莘莘学子，可无勉乎？面对动荡社会，“大夫无常俸，社稷无常位”，高岸为谷，幽谷为陵。结合他远祖的陡然跌落和他自己成才的实际，让孔子感到世族不可常保，父兄不可长依，唯有学习能保自己立身安命。所以他深有感慨地说：

可与言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勇力不足恃也，族姓不足称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闻于四方，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说苑·建本》）

“族姓不足称，宗祖不足道”，既是对当时社会变迁的经验总结，也是像他这样无爵位可继、无财可受的青年自我奋斗的座右铭。

·仕而优则学孔子说：

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饬（修饰）。不饬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饬也；近而逾明者，学也。譬之如圩邪，

水潦集焉，菅蒲生焉，从上观之，谁知其非源水也？（《尚书大传·略说》、

《大戴礼记·劝学》、《说苑·建本》同）

他语重心长地说：在位的君子们呀，不可不学习；就像接见客人不可不修饰。不修饰就没有仪表，没仪表对方对你就没有敬心，无敬心就没有礼仪等级，无礼仪等级你就难以立足政坛。那远远看去很风光的仪表不是修饰出来的吗？那接近人让人觉得贤明的，不是学来的吗？就比如那积水潭吧，污泥浊水流进去，繁茂的水草长出来，那里虽然并无源头活水，但从外表看去，谁知道它的底细，谁不为它的水草丰茂而赞叹呢？如果学得稍认真一些，附庸些风雅，那就会获得“说（悦）诗书，敦礼乐”的美名。因而孔子非常赞赏那些当了官之后，能发现自己不足而有意向学的人。鲁昭公时，鲁国大夫孟僖子由于在一次外事活动中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将死，又派自己的两个儿子从孔子问礼，于是孔子高兴地说：“能补过者，君子也！”（《左传》昭公七年）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

若或统治者认真地倡行教化，重视教育，那对政治的好处更不待言。从消极方面讲，“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叛）矣夫！”（《论语·雍也》）这是指加强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而言，如果加强文化教育（这里主要是政治思想教育，即“约之以礼”），就会增强向心力，避免反叛的事情发生。从积极方面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如果统治者提高了修养，增强了人性，成为仁者，就会善待百姓和他周围的人；平民习于礼乐等级，懂得了自己的本份，那就不会有非份之想，就会心悦诚服地服从统治了。倘若成功地进行教化，让人民在人口繁衍（庶）、衣食丰足（富）的基础上，礼乐蔚然，弦歌之声不绝，人们在这种雍雍和和的气氛中充分地享受人生的乐趣，那又还有谁愿意揭竿而起，铤而走险呢？

可见，“学”无论对个人、对社会，也无论对君子、对小人，都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也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求学方法“五多”

孔子认为学习方法有五多，即多闻、多见、多问、多思、多习。

孔子论“多闻”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默而识（牢记）之。”（同前）“君子多闻，质（对正）而守之；多志（记），质而亲之；精知，略而行之。”（《礼记·缁衣》引子曰）特别是自己不懂的东西，更应加意听取：“多闻阙疑。”（《论语·为政》）若或早晨闻知大道，那怕晚上死了也值得：“朝闻道，夕死可也。”（《论语·里仁》）

论“多见”曰：“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多见阙殆（危险），则寡悔。”（《论语·为政》）“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季氏》）都讲的是善于观察而获得知识并提高修养。“多见”还包括走出家门作实地考察。他为了学三代礼制，曾到过洛阳“观礼于周室”，曾到过夏禹后代的封国杞和殷人的后代宋作过访问，他自云：“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征信）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序，吾是以观之。”（《礼记·礼运》）《夏时》为历书，《坤乾》是殷代占筮书，当时在鲁国是看不到的，孔子去杞、宋二国看到了，并用以考知了夏、殷二代的立国之道。通过这番

考察和比较，孔子对三代之礼得出了两点结论：一是相为因革：“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二是认为周礼最好：“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些划时代的结论都是他从“多见”中得来的。

“多问”，孔子自己是不知就问，从不装懂。他曾有机会进入鲁国太庙， “每事问”。守庙的人说：“谁说陬人（纥）之子知礼呀？进太庙，每事问。”他听了说：“这就是求知于礼呀。”（论语·八佾》）他也鼓励凡事都要问个究竟，问个所以然：“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知如之何也已矣。”

（《论语·卫灵公》）。对老不提的学生，他是不屑一提的。 “多思”即独立思考。孔子的名言是“学而不思则罔（惘然无知），思

而不学则殆（怠惰）”（《论语·为政》），主张学思结合，反对两个极端。只思不学只会养成怠惰之习，孔子曾说：“吾尝终日而思焉，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又说：“不学而好思，虽知不广矣。”（《韩诗外传》一）一个空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到头来必将一事无成。另一方面，好学不思，不得精义，不能贯通，也将惘惘然收获不大。孔子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即使是老师说的也可以提出相反意见，他曾经批评颜回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也。”（《论语·先进》）但后来一经考察，发现颜回实际是用心思考的，他便高兴地说：“吾与回言语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考察）其私（家庭作业），亦足以发（发挥），回也不愚。”（《论语·为政》）

孔子本人就是个好学又善思的典型，凡学必究其所以，从不马虎。他曾从师襄学琴，一首曲子弹了十天，还不换新的，师襄说：“可以弹新的了。” 孔子答：“我仅学会曲调，还未得其技巧。”又练了些日子，师襄说：“已经熟习技巧了。”孔子答：“我还未得其寓意所在。”又练了些日子，师襄说：“可以换新的了。”孔子还是答曰：“我还未想见作者的为人。”再练下去，一直练到他进入了肃穆地深思、舒心地高望而远眺的境界时，他才深沉地说：“我得其为人矣！其为人黝黑黝黑的，修长修长的，高瞻远瞩，大有称王天下的气度！这不是文王，又有谁能作成这曲子呢？”师襄听了离席再拜，原来这正是周文王所作的《文王操》（《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除了弄通作品本身的内涵外，还能举一反三，从平凡处看出不平凡，从常物中引申出深奥的学问。孔子见大江大河必观，因为他从逝水不复中看出了时光的宝贵、生命的可珍：“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论事·子罕》）已成了人们珍时惜阴的千古良训。又如孔子观于鲁桓庙，见有偏倒的器皿（欹器），问守庙者：“此何器？”守庙者曰：“此盖宥坐（置座右以为戒）之器。”孔子说：“吾闻宥坐之器者，虚（空）则欹（偏），中则正，满则覆。”于是叫弟子注水，果然如此。孔子喟然叹曰：“唉！那有满而不覆者呢。”子路问：“请问怎样才保证满而不覆呢？”孔子说：“聪明圣知（智），守（保持）之以愚；功被（施）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盖）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荀子·宥坐》）因小见大，因浅见深，非好学深思，孰能至此！

“多习”即反覆练习、温习。一是温习课本：“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温习旧课程，获得新见解，这就像再次获得老师指点一样。从平常处发现不平常的道理，这才是高人一等的学问。旧材料中蕴含着新内容，旧知识中隐藏着新知识，这需要不断开发，不断温习。宋人

张载有诗云：“芭蕉心尽含新心，心含新心暗已随，愿学芭蕉养新德，长作新叶长新知。”对这一道理作了形象的描述。二是反覆练习。孔子当时所学和所传的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实践性强，不能停留于纸上谈兵，因而需要练习。将理论的学习与实际的操作结合起来，既巩固了所学内容，又从操作中获得美的陶冶，那确实是心身受益的活动。因此《论语》开篇第一章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将操练礼乐等活动与远方遇故友的悦怿相提并论。可见多练习给人带来了无穷乐趣，难怪曾子要把‘传不习乎’作为自己“三省吾身’的内容了。

·满招损，谦受益

在学习态度上孔子要求人们要有谦虚的态度和持久的毅力。《尚书·大诰》曰：“满招损，谦受益，时（是）天之道。”《易经》也专有《谦卦》，赞扬“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可见，谦这种美德亦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孔子则使这一美德更加发扬光大。他认为即使一个人很聪明，也应以“谦” 养德，以便进入“贤”的境界：“巧而好度（规矩）必节（合乎规范），勇而好同（合群）必胜，知（智）而好谦必贤。”（《荀子·仲尼》）否则，才能虽优，若不谦逊，也不值称赞，他甚至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假令）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聪明人和圣人尚且贵谦，更何况求学之士呢？

首先，孔子要求人们实事求是，切不可不懂装懂，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矣。”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聪明（智）人。既不是不懂装懂，又不是假意谦恭。作为求学之士，应该时时注意保持谦虚的形象，以便随时从他人那里获得教益，就像江河谦下而纳百川，大海谦下而容众水：“大哉江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广；人下天下之士，故大。”（《尸子·明堂》引孔子曰）因为每个人（天下之士）都掌握着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善于向他们学习，则可以积腋成裘，积小知以成大智，就像子贡说的：“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贤者识其大者，不肖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论语·子张》）因而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在三个一群的普通人中，必有值得为师的人，从积极方面讲，可以向贤者学习优秀（“善者”）的东西；从消极方面讲，也可以从不贤者身上吸取教训

（“不善”）。这和其“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修养方法是一致的。尽管当时没有专职教师，更没有良师，孔子却并不缺乏老师，他学无常师，有能便师，他曾“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学官名于郯子”，“学琴于师襄”。甚至有人说，孔子还向七岁小儿项橐请教过（《史记·甘罗传》）。只要有一技之长，一闻之见，他都不放过向他学习的机会，不管这个人年龄大小，知识多寡和才能强弱，只要有供自己取裁的，他都谦虚地求教。他赞扬孔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并提倡“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冒犯自己）而不校（计较）”等谦虚宽和的学风。而反对那种“学曾未知胧赘则然欲人师”的无聊行为（《荀子·宥坐》）。谦虚是求知的法宝，也是成仁的有效途径，《荀子·子道》记载孔子与子路的一则故事足以形象地说明这一真理：

子路盛服见孔子，孔子曰：“是（如此）裾裾（傲慢）何也？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

不可涉也。非维下流水多邪？今汝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谏汝矣？由！”子路趋而出，改服而入，盖犹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语汝：奋（表现）于言进华（虚华），奋于行者伐（夸耀），色（表情）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紧要原则）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重要关键）也。言要败知（智），行至则仁。既知且仁，夫恶有不足矣哉！”

老子说“大辩若讷”，苏轼说“大智若愚”。真正聪明人并不在表面上表现出来，因为聪明者知道知识的无限性；同时，也只有表现得不聪明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聪明人，因为他谦逊好学，故能转益多师，对新知来者不拒，就像江河低下而纳百川，大海低下而纳众流，最终成就其大海的业绩一样，谦逊者也能够积累点滴知识，成为博学的伟人。

如果正确运用谦德，可以收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孔子每到一国，必然获知该国的政治，有人不理解，问子贡：“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请求）之与？抑与（主动提供）之与？”子贡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也许）异乎之求之与？”（《论语·学而》）子贡的意思是说：孔子是以温厚、善良、恭敬、俭朴、逊让的态度，获取了各国的政治情报，孔子获取情报的方法，是与他人不同的。而这种态度中，最本质的即是谦虚而已。

有时，孔子还运用谦虚的态度渡过了难关。他曾自云：“吾有知乎？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次一个农夫问他一个问题，他本来对此空空如也，毫无所知，于是他就放下架子，谦虚地旁敲侧击，从那个问题两侧相关的事问起，结果终于弄清了问题，渡过了难关。看来谦虚在孔子那里确实是件灵验的求知法宝。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一天，孔子吃饱粗糙的饭食，喝足清凉的冷水，头枕手臂，仰身而卧。忽然一片白云飘过头顶，孔子喟然长叹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俨然一副不慕富贵、以苦为乐、自甘淡泊的苦行僧模样。但是，有时孔子又对弟子说：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似乎他又不是一个全然漠视富贵、彻底忘记物质享受的人。原来要紧的是是否取之得当，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若取之无道，孔子是不屑一为的。因为他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一次孔子问公明贾：“真的吗？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吗？”公明贾说：“此传话者失实之过。公叔文子时（适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当说则说，当笑则笑，此人之常情。同样，当取则取，当拿则拿，人们也是能够理解的并乐于提供的。衡量这当与不当的准绳则是义与不义。“义”就是孔子去取的原则，因此他常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李氏》）。甚至将重义轻利作为君子的优秀品质之一：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推而广之，义是君子处理天下大事的行为准则，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敌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行事处事，不绝对地迎合，不一概地否定，是非之际，不感情用事，而是以义作为标准。（《论语·里仁》）因此，孔子号召人们“见义勇为”（《论语·为政》），对合乎道义、原则的东西去勇于追求它、实践它，继承这一观点的孟子，甚至鼓励大家“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可见，“义”是关键，是人们行为、言论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身正”才能“令行”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篇》）政就是正派。这段话的意思是，你若修身养性，带头正派，又有谁敢不正派呢？

孔子非常重视执政者本身的品行修养在治理国家方面所起的效果。他对季康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篇》）其意是说，执政者想把国家治理好，老百姓也想把国家搞好。执政者的作风好比风，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往哪边刮，草往哪边倒。又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篇》）其意是说，执政者己身修得端正，就算不下命令，人民也能自觉行动；若己身不正，虽强行命令，也不能够叫老百姓服从。所以，作为一个执政者，就必须做到“先之劳之”（《论语·子路篇》）。一个执政者，当以正身为前提。季康子曾对孔子提问，怎样才能得到人民的尊敬？是不是忠于职守，勤

政爱民就可以了？孔子回答说： “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

政篇》）这段话意思是，为政者如果办事严肃认真，人民对你的政令也就能严肃认真；为政者如果能孝敬父母，慈爱幼子，人民也就能对你尽心竭力；为政者对贤能之人给予选用，对没有能力的人给予教育，人民也就能勤勉向上了。

孔子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论语·子路篇》）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自身行为能遵守礼法以自正，从政何难？不能遵守礼法而多污点，何能正人呢？”

管理者如果能正身以行，便能端正他人的行为，做到为政者应有的要求。这就是正人先正己的道理。

·节用而爱人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篇》）

为政者在治理国家时，一定很节省经费，财政方面须有所节度，努力为人民谋富足安乐的生活；为了获得人民的信赖，征用民力，以不妨害生产为前提，须避开农忙季节，将人民的便利与否列入考虑。这个原则，即使在今天，亦不失其积极意义。

孔子在《论语·季氏篇》中讲道：“乐晏乐，损矣（沉溺于酒色了就有害）”。同时在《论语·学而篇》也说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君子居住不求华厦，饮食不求锦食，才能不为物质欲望所困。孔子主张节约政府经费，为政者绝不能用此过奢侈浮华的生活，须将其用于教育、文化、军事、国防等方面。

在企业经营方面，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一铢一毫都必须看重。滥用经

费不好，为私利私欲而用也不好。

·克己复礼

颜渊向孔子询问有关“仁”的事情。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篇》）

“克己”，古解是“约身”，即自身须彬彬有礼的意思；“复”，作“返” 解。新注“克”则是胜，战胜私欲的意思。中国南宋儒家学说代表人物朱熹的注解是，能战胜自己的欲望，能回返到天理的理便是仁。为了破除私欲，为了能行仁，只有克服自己的私欲，回到礼法。“克己复礼”可以解释为导入天理。

中国明代政治家、思想家王阳明说：“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克己”就是要消灭自己心中的贼。“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只能靠自己，靠别人是没有用的。怎样才能做到呢？这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礼对人一生的行为，具有指导、节制、总合、公平判断等作用。同时也能使人际关系更臻圆满，如果有礼度，便能够行仁。

·信赏必罚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法，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

孔子认为，以法律或禁令的手段来整饬人民，并对违反规制者处以刑罚，只能使人民为躲避制裁暂时免于犯罪，并不能使人民对自己的坏行为有些微的羞耻；而以道德来训导人民，人民不但有知耻心，且能格。

无论是国家的治理或是企业的经营，根本之道在于遵循道德礼教，不依规制或刑罚的原则，可称之为德治主义和礼治主义。以德教化民众或公司员工，民众和公司员工的品德总会提高，可以使企业的组织及营运更具弹性。施行德治的重要手段在于赏罚分明。这是在国家管理及企业经营时，所

不可缺的一个根本条件，而信赏必罚在实际运用上是相当困难的。

从孔子的思想上来看的话，罚就是刑，赏就是德。这是明君领导臣下，统御他们的两个必要方式。至于臣子是惧刑罚而喜恩赏的，因此，君主本身在施行刑德时，要让众臣惧于刑的威力而不犯罪，鼓励他们去得到恩赏。

·温良恭俭让宽信敏惠

孔子说：善为五德者为仁，“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篇》）意思是，仁者应当具有五德。五德就是谦恭、宽厚、诚信、勤敏、慈惠。能恭敬谦虚，人们就不会轻视你；为人宽厚，别人就会追随你；能讲信用，别人就能信任你；做事勤奋敏捷，就能成功、有成绩；能以仁爱慈惠待人，则别人会甘愿受你驱使。

［温］所谓的温，就是对人来说过冷过热都不适合。为此《论语·子张篇》中孔子弟子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意思是君子给人的印象会有三种变化：远望感觉很威严，接近感到温和可亲，听他说话感到很严肃。“三变”之说很恰当地揭示了经营者应有的经营态度。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接近自己的部下时态度要温和。这样做，部下就会不断与你接触，彼此就能顺利沟通思想。反之，态度傲慢，部下就会害怕老板，不与老板接触。这样的话，老板与部下的距离会越来越大，企业的整体感不知不觉中也就消失了。

［良］所谓良，是指易亲近、正直。《论语·颜渊篇》中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宪问篇》中有“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前引文意思是，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则与此相反。后引文意思是，夫子到该说话的时候才说，所以别人不讨厌他说话；快乐时才笑，所以别人不讨厌他笑；该取的财才取，所以别人不讨厌他取。这些全是所谓“良”的条件，也就是强调正直与帮助他人的重要性。

在经营者的立场上看“良”，帮助他人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帮了别人，自己眼前就会出现更多的工作机会。

［恭］孔子的弟子们在赞美孔子伟大品德时常用“恭”字来形容他。“恭” 是孔于主张的“仁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说是儒教精髓之一。

恭，并不单指只在语言、态度上恭敬。《论语》中说：“恭而无礼则劳。”

（《论语·泰伯篇》）意思是，尽管你注意态度恭敬，但如不符合“礼”也是徒劳的。就是说，不光有恭敬态度就行了，没有“礼”的恭敬对对方仍是不恭的。理想的态度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篇》）即：既温和又严厉，虽严厉但没有压抑感，既礼数周到又不让人感到拘谨。人们都讨厌傲慢的人，称其为“讨厌鬼”，这种人被单位辞退的情况并

不少见。对经营者也是一样。经营者如对客户态度傲慢，对方感觉不到你的诚意，就不会同你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讲，经营者是被客户所“辞退”。这样经营者经营的事物势必受到损害，不会有别的结果。部下对上司也是同样，谁也不愿为态度骄横的人努力工作。因此，经营者在接人待物时必须恭敬，有诚意。

［俭］孔子非常注重俭朴这种美德。孔子对春秋时代齐国的政治家管仲评价很高，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意思是，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统一天下，恢复了天下的秩序。如果没有管仲，也许到今天我们还披头散发，衣襟向左边开，像落后民族那样呢。但另一方面，孔子也批评过管仲：“安不知俭乎。”就是说，管仲不是一个俭朴的人。而在俭这方面被孔子奉为楷模的是禹。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意思是，禹，我挑不出他的缺点。他每天吃得很俭朴，却向宗庙奉献了丰厚的供品，他平常穿破衣，祭祀时穿的衣服却很华美，住在矮小的屋中却依然致力于水利事业。对禹，我确实无可指责呀！

孔子对禹倍加赞赏，禹的俭朴作风应该也是现代领导者的榜样。中国古代有名的经济学家陶朱公就制订过“决不可浪费一寸线、半张纸的家训。

［让］让，是指谦虚的美德。在《论语·里仁篇》中可以看到孔子以礼让治国的主张。“子曰：能以礼让为国（治国）乎？何有（这有什么难的呢）？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又怎样对待礼仪呢）？”孔子认为把礼让的精神用之于治国是天经地义的，而且强调切忌徒具形式，要从实质上推行礼让。在一个经营机构，上下级之间若仅仅是形式的客套，忘记礼的精神，再怎么讲究礼的形式也会与本来的礼背道而驰。

《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了一段话：“君子曰：‘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栾庞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务乎？”刑善，同行善。这段话的意思是：谦让，

是礼的主体。范宣子能谦让，他下面的人都谦让，就是栾庞这样蛮横的人，也不敢不谦让。晋国因此而团结，几世都依赖这个，是由于取法善行的缘故啊！一人取法于善行，百姓都友好协调，能不效力于国家吗？’“由此而推论，治国者，懂谦让，就能赶走邪恶之人，建立安定的国家。任用自称有功的小人，不久小人就会凌驾于君主之上，国家就会变乱，直至灭亡。这是因为失去了上下之礼和谦让精神的缘故。

在企业这种组织中有谦让的风气与秩序，就不会让无能力、无声望的人在重要职位上掌权。然而一旦失去了礼让精神，组织失控，上下关系破坏了，组织被抱有野心的人控制，那危机马上就会到来。

因此，经营者决不能忘记孔子的话：“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篇》）

［宽］宽——就是宽容。孔子的弟子子张曾说：“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事·子张篇》）意思是，君子尊重贤人，同时也能容纳普通人；奖励好人，同时也怜惜无能的人。这既是子张的想法，自然也是孔子的观点。因孔子曾强调过，君子在尊敬有德之人同时还应以宽容态度对待普通人。弟子仲弓向孔子请教治国之法时，孔子回答“允许小过”（“赦小过”，见“子路篇”）。在孔子的基本思想中，宽容是重要的一点。

把握好“宽”的分寸是一门学问。在人事政策上宽容，部下会放纵：反之，过严厉，部下会害怕，畏缩不前，丧失主动性，企业活力也会受损。孔于赞赏政治家子产“对宽容辅以严励，对严厉辅以宽容”的主张，就是说，宽容中有严厉，严厉中有宽容，使两者取得平衡。（“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是和。”见《左传·昭公二十年》）这也就是今人所说的辩证法吧。

［信］《论语·子张篇》中写道：“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意思是，统治者得到人们信任后才能使唤人们。如还未得到人们信赖就使役人，则人们会认为政府虐待他们。《论语·尧曰篇》中“信则民任”的说法，也是这个意思。

中国很久以前就以国家受人民信任程度为衡量政治的标准。那就是《论语·颜渊篇》中的“民无信则不立”。就是说，没有人民的信任，国家是立不起来的。这不只对政界，对于现代经营者也可完全照搬采用。经营者得不到职员的信赖，干什么也不会有成绩。如走到这一步，那他就是“孤立的经营者”。而且没有信赖关系，组织的向心力就不存在了，活力也不能焕发出来。

［敏］孔子说：“敏则有功”（《论语·尧曰篇》），就是说勤奋、行动敏捷就能成功。在西方，有“只有早起的鸟才能吃到虫子”这样的谚语。干事业也是这样，只有具备勤敏作风的人才能成功。

［惠］所谓惠，对政治家而言，要以“民之所利而利之”，即经常想到国民的利益，给老百姓以恩惠。对企业经营者来说，则应常想到职员的利益，就是应想法使职员能安心工作。这样职员就会拼命工作，为企业带来发展。

·以义致利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篇》）这句话的意思是，以君子而言，第一任务在探求道之所在，而不是谋求衣食，耕田，常常饿肚子，而学习则能得到俸禄。故君子担忧的是学问，而不是贫穷。

孔子在社会分工合作的前提下，提出了“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篇》）的主张。孔子认为：高级知识分子是深研专门的学问且时时动脑，指导经济生产，治理国家使天下安定；

所以，并不需要从事实际的生产，只要能妥善管理国家的经济，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得享俸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孔子还认为，能第一考虑“义”的是君子，而小人却是最先想到“利”。

所谓“利”，就是对每个人自己都方便合适的事物，所以一定会跟别人起冲突。为追求利益而生活可说是追逐利益却反而丧失利益，就利来说这是错误的，最后会造成无尽的悔恨。原因就在于不明了“义者利之本也”这句话。

孔子说，品行方正的人常会以“道义”为标准，来体察万物；但是品行不佳的人，在面对任何事时，只会马上以利来衡量而已。

品德方正的人注重道义，所谓“得道多益”就是透过道义给予他人利益，且在不损及他人利益的前提之下，品德方正的人最后会得到本身所应得的利益。

就企业而言，今日最大任务乃是优先考虑对社会服务的公共性事物，来增进国家利益及促进企业的国际化。特别是企业经营者为了己身的私利私欲，忘却道义与义务，沉溺于金钱的追逐，使得社会成为个人私有物；或是政治家忘却国民的整体利益而一味追求私利等等，这都是人类所应引以为戒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