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其所无事”：自动化管理技法

在儒家的经典中，传说的古代圣王常常被描绘成“无为而治”的典范。孔子感叹地说：“伟大啊，尧这样的君主！他是多么崇高啊！只有天最高最大，而只有尧能够效法天。他的恩德是多么广博呀，老百姓都不知道怎样来赞美他。多么伟大啊，他所取得的功绩！多么光辉啊，他所制定的礼仪制度！”关于尧“无为而治”的情况，《十八史略》记载道：尧统治天下 5O 年。

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我治理天下这么久，不知有何成效，老百姓是拥戴自己呢，还是不拥戴自己呢？问左右，回答是“不知道”。问外朝官，回答也是“不知道”。问民间有识之士也说不知道。于是尧就微服私访来到广阔的大街上。在这里，尧听到一首童谣：“万民安又康，尧舜真圣德；不识又不知，遵循帝规则。”尧又看到一位老人，嘴里含着饭，挺着大肚子，一边敲着乐器一边唱着歌儿：“太阳出来就劳作，日头下山就休息。要喝水，就凿井；要吃饭，就耕田。自己过日子，不靠任何人；皇帝有威力，与我何相干！”依照上面的记载，一般老百姓对于帝尧的统治“不识不知”，说不出来，

甚至还认为统治者与自己的生活“不相干”。这在儒家看来，正说明尧的领导方式达到了出神人化的地步，也就是在管理上达到“无为而治”的极致。尧为古代传说中的“圣王”，关于他的治国之道，后人多有理想化的描

述。《文韬·盈虚》篇中记述道：

帝尧当君主时，不用金银珠玉作装饰品，不穿锦绣华丽的衣服、不观赏珍贵奇异的物品，不把玩好器物当作宝贝珍藏，不听淫逸的音乐，不用白粉粉饰宫廷的墙壁，不作雕梁画栋的装饰，庭院的野草不加修剪。以鹿皮为裘衣抵御寒冷，用粗布衣遮蔽身体。吃粗粮做的饭，喝野菜煮的汤。不因派劳役修宫室而耽误农民耕织的时间。抵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顺其自然地治理国家。对忠心耿耿，正直奉法的官员，就升高其爵位；廉洁爱民的，就给他优厚的俸禄。对百姓中有孝敬父母、慈爱幼小的，就尊敬爱护他； 尽力从事农耕、发展蚕桑的，就慰劳勉励他。为了辨别善恶，对于秉性善良， 品德高尚的人，就在他们门前挂以标志，以示崇敬⋯⋯

帝尧作为君主，要求自己心志公平，节操端正，并以法令制度禁止邪恶诈伪。对于所厌恶的人，如果有功也要同样给予奖赏：对于所喜爱的人，如果有罪也要同样进行惩罚。对于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要进行慰问和赡养；对遭受天灾人祸的家庭，要给予救济。帝尧本人的生活却十分朴素，向人民征用的赋税劳役也很轻。因此，全国人民富足安乐而无饥寒之苦， 百姓尊崇君主好像日月一样，亲近君主好像父母一样帝尧是否真的如此贤德，治国是否真的如此得道，后人实在难以考证。不过，儒家学者们都是相信如此的。正是从帝尧和其他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中，儒家得出结论： 管理国家必须顺应客观规律，顺其自然，因势利导。这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要“行其所无事”。

孟子在谈到大禹治水时指出：“禹的使水运行，就是行其所无事，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假如聪明人也能行其所无事，不违反事物的自然规律，那他的聪明也就不小了。”在儒家看来，治国就像治水一样，要顺其自然，行其所无事。其具体内容就是要求管理者“巧于使民”、“惠而不费”、“为而不为”，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极端。

关于“巧于使民”。《荀子·哀公》篇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鲁定公手下有一个人很会驾驭马车，名叫东野毕。定公为此而感到自豪。向颜渊说道：“这个东野毕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好驭手了吧？”颜渊听了却不冷不热地回答道：“是不错、可是他的马也快要逃跑了。”定公很不高兴， 对左右说：“原来君子也会说人家坏话啊！”

三天以后，养马的官员前来报告，说东野毕的马果真逃跑了。定公一听， 立刻把颜渊召来，问道：“前几天你对我说‘东野毕尽管会驾车，但他的马快要逃跑了’，现在果真给你不幸而言中，不知你当时是怎么知道的呢？”

颜渊不慌不忙地回答：“噢，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前的好‘圣王’帝舜善于使用民众，好驭手造父善于驾驭马匹。使用民众不穷尽其力， 则民众不会离去；驾驭马匹不穷尽其力，则马匹不会逃跑。而现在像东野毕这样驭马，抓得太紧，不留丝毫余地，紧赶慢赶，远跑近跑，马力已经充分发挥出来了，却还要马儿跑个不停。我就是据此而断定，东野毕的马一定会逃跑的。”

这里颜渊所说的道理，同《韩诗外传》记载、孔子所谈的“御民之道”， 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两人都把治民比喻作驭马。孔子指出：驭马的方法得当，驭手就和马匹取得和谐，配合默契，各得其乐；治民的方法得当，君主和人民也能取得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纷纷前来归附。颜渊则认为：善于驭马，不穷尽马力，则马匹不会逃跑；善于治民，不穷尽民力，则人民不会离散。——这从领导方式上讲，就是要求领导者对于下属的管理要留有余地， 顺其自然，行其所无事，也就是“无为而治”。

关于“惠而不费”。据《论语·尧曰》篇记载，孔子认为治理政事有五种美德，其中第一种就是“惠而不费”，——给人民以好处，而自己却无所耗费。孔子进一步解释道：顺应着人民能得利益之处因而使他们得利，这不就是给人民以好处而自己却无所耗费吗？

据《贞观政要·卷一》记载，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待臣们说过： “隋朝的时候，横征暴敛，老百姓即使有财物，也得不到保障。而自从我取得天下以后，着眼于使百姓休养生息，而无所征敛。人人都可以谋生，财富都得到保障——这就是我对于老百姓的最大赏赐。如果我一边横征暴敛，一边又给下属以赏赐，那还不如不给呢！”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儒家“惠而不费”原则的诠释。

唐太宗的大臣魏征进一步把这种“惠而不费”的做法同“无为而治”的原则挂上钩。他接着太宗上面的话说：像尧舜那样的英明圣主统治天下，老百姓都还说什么“自己种田自己吃饭，自己凿井自己饮水，皇帝同我有什么相干呢？”现在陛下您这样关心和养育百姓，真正像尧舜那样，百姓都得到统治者的好处却不知不觉罢了。——在魏征看来，“惠而不费”，就是要求统治者切实为人民办事，为人民着想，使人们安居乐业而不直接感受到统治者的存在。

魏征接着引用的一个故事也说明了“惠而不费”，“行其所无事”，乃至“无为而治”的道理。这故事讲道：

春秋时期，有一次晋文公外出打猎，在一个水泽之地迷了路，遇到一位渔夫。文公对渔夫说：“我是你的君主，快给我带路，我会重赏你的。”渔夫说：“臣愿意给你带路而接受赏赐。”于是，渔夫左指右引，终于把公文一行带出了水泽。这时，文公说：“好，现在你需要什么赏赐，尽管说吧！”

可是，渔夫却一个字也不提赏赐的事，反而对文公说：“鸿鹄生活在大

海里，如果飞到小河沟，就会有被人射中的危险；鼋龟生活在深渊中，如果跑到浅水塘，就会有被人钓走的危险。您作为君主，不在宫中治理国家大事， 却为了打猎跑到这荒野水泽中来，未免走得太远了吧？”

渔夫接着说：“君主之所以为君主，其职责是要尊天地，敬社稷，保四海，爱百姓，薄赋敛，轻租税——如果您这样做了，那臣下我也就等于得到赏赐了。如果您不这样做，造成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那么，即使臣下我现在拿了您的重赏，却不能保存，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里，渔夫不但不接受晋文公的私人赏赐，反而对他讲了一番如何治国保民的大道理。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百姓对于统治者之所谓“惠”的看法，以及对于“无为而治”管理方式的热切期望。

关于“为而不为”。孟子指出：“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管理者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真正有所作为。荀子也提出：“故仁者之行道也” 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这里的“无为”就是不要有意地去做； “无强”就是不要勉强地去做。管理者既然要“行道”，那当然要有所作为； 但是，这种“有为”，又不是有意地去行为，而是按照管理的客观规律去做。从这个角度看，又可以说是“无为”。如此看来，顺其自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是“为而不为”的一层含义。

上下分工，不要越俎代庖，则是“为而不为”的另一层含义。荀子说： “昔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在荀子看来，像舜这样高明的领导者，其领导活动并不是事无巨细，每一件事都给予明确的指示，可是一切事情都办得很成功。这当然就要实行分工，上下各负其责。

我们知道，管理就其基本含义来说，就是通过组织和协调众人之长而去实现一定目标的活动。因此，它既是“有为”的又是“无为”的。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以组织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目标，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从而为整个组织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就是“有为”。但是上述所说的领导工作都是战略性的工作，领导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下属的具体工作进行包办；如果硬要勉为其难，只能是劳而无功，上下不讨好。所以， 管理工作又是“无为”的。

《荀子·尧问》篇所记载的尧与舜之间的对话，正说明了领导者之“为” 与“不为”之间的辩证关系，据记载道：

尧向舜请教说“我想使天下都归顺，该如何作为呢？”舜回答说：“不需要专门去作为。如果您掌管政事专心致志而没有过错，即使是微小的事情也不松懈，忠诚守信始终如一，那么天下自然就会归顺。掌管政事专心致志， 就要像天地那样前后一致，做微小的事情也毫不松懈，就要像日月那样运行不息。忠诚充满于内心，表现于外表，显露于四海。那么，天下就像放在居室里的东西一样，随时可取。既然如此，使天下归顺，又哪里用得上专门去努力呢？”

在舜看来，天下根本不是统治者刻意去求来的。如果统治者诚诚恳恳地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那么，大可不必绞尽脑汁或殚精竭力，就可以获取天下。在这里，统治者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是“有为”，获取天下则属于“无为”即“不为之为”了。

从现代观点来看，这种“行其所无事”的领导行为，可以说是“不管之管”，也就是所谓“自动化管理”。台湾交通大学曾仕强教授在谈到“中国式管理”的特点时说道：“中国人不喜欢人家管他，大多存有‘自己会管好

自己’的观念，大家都向往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动化境界。中道管理，就是要‘由有为而无为’，经由训练、辅导、考验，从不信任到信任，先管制而后放手让部属去做。管理者不是不管，而是‘成员由自助而自立，能按照预定的目标，完成其任务或自动纠正其方向，将上级的监督和指挥减少到最低限度’。无为而治是儒、道、法家共同的理想，但它并非单纯的无为，却是要做到无为，亦即走向自动化管理。”

其实，“不管之管”的自动化管理方式，不仅适用于中国人，而且也适用于西方人。美国管理学家米勒，在其所著的《美国企业精神》一书中，曾经记载了一位企业总经理的体会：“管理人员必须完全摆脱幻想。完全控制

——事事都要插手，既不可能又不需要。有趣的是，我们的管理人员发现， 不试图完全控制，反而能得到更多的权力——完成事情的权力！”这里所描绘的，其实就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最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