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官得人”：分级管理技法

孔子说：“自己无所作为而天下得到治理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干了什么呢，只不过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之上罢了。”舜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一般儒家学者都认为其关键在于舜“所任用的人都非常得当，所以自己能够优游自在而非常安逸。”如《大戴礼记·王言》上说：“以前舜一靠禹一靠皋陶，自己不用亲自动手却使天下得到治理。”《新序·杂事三》上说：“作为一个君主，访求人才的确是需要亲自操劳的，但得到人才之后，自己却非常安逸。例如舜选拔和任用了一大批贤明的人才，他自己就可以端坐朝廷、无所作为，却使天下得到治理。”上述情况，用赵歧《孟子注》上的话来说，那就是：“言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

关于舜的“任官得人”，孔子指出：“舜有五位贤臣，天下便因此太平。”按照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注解，这里的“五位贤臣”，指的是：禹、稷、契、皋陶、伯益。——这五位都是当时舜手下最著名的大臣。

其实，按《尚书·尧典》记载，当时舜所任用的大臣远远不止这五个人。具体来说，舜任命禹担任“司空”，治理水土，并主持政务，统率百官；任命弃担任“后稷”，教导人民种植庄稼；任命契担任“司徒”，教育人民遵守伦常道德；任命皋陶担任法官，掌握刑律法制；任命槻殳、斨、伯与等人担任“百工”，组织手工业生产：任命益和朱、虎、熊、罴等人担任“虞官”，掌管山林川泽和草木鸟兽；任命伯夷担任“秩宗”，负责祭祀鬼神；任命夔担任乐官，负责管理文化娱乐；任命龙担任“纳言”，负责沟通上下联系⋯⋯ 如此，加上四方诸侯的首领（“四岳”），舜所任命和领导的官员，至少有20 多名，他们各负其责，分别处理有关的管理事务。

按照历史传说，舜的领导国家的职位是尧禅让的。后来，舜又根据“让贤”的同一原则，把这一职位禅让给了禹。而尧、舜、禹三位“圣王”在位时，都能任用贤人作为自己的辅佐。关于上述情况，荀子用歌谣的形式予以宣扬，诸如：“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贤不失序”；“劳心力，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举舜畎亩，任之天下身休息”；“禹传士，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等等。

荀子本人则特别论证“任官得人”与“无为而治”之间的因果关系。他指出：治国有正确的方法，君王有专门的职责。像那种具体的行政事务，是应该由各级官员去做的。至于君主的职责，则是选择一个好的宰相，以便率领百吏官人，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则可以统一天下，名配尧舜。在荀子看来，“这样的君主，他所主管的事务极其简单却又十分周详，所从事的工作极其安逸却又非常有成效。他可以衣冠整齐地端坐在竹席之上，而天下的老百姓都无不愿意拥戴他为帝王。”

由此，荀子得出结论：“所谓‘君主’，就是具有领导别人的能力的人：所谓‘匹夫’，则是仅仅具有一技之长的人。”君主可以指使别人办事，老百姓却不可把自己的事情推给别人。君主一个人要处理天下所有的政事，但是每天还有空余时间，因为实际上需要处理的事情并不多，这是由于任用别人去干的缘故。

荀子指出：大到治理整个天下，小到治理一个诸侯国，要是不分大小，每一件事情都要君主亲自动手，那就没有比这更加劳苦憔悴的了。如果是这

样，那么，即使是奴婢也不愿意同君主交换地位。如此看来，治理天下，统一四海，为什么非得要君主亲自去干呢？“事事都要君主亲自干，那是把君主当作一般服劳役的人——这是墨子的学说。讲求道德，任用贤能而领导他们，则是君主的明智选择——这是儒家所一贯主张的。”

在荀子看来，国家最高管理者的职责就在于“官人”，即选拔有道德有才能的人，任用他们担任各级官职，处理好政务。相反，如果像墨家所主张的那样，“减少劳役，删减官吏，在上位者事必躬亲，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同功共劳”，那就是把国家管理者的作用降低到一般股役之人的水平。荀子认为，这是不足取的。

“任官得人”而“无为而治”，其奥妙就在于最高领导者可以集中众人之长，而免去众人之劳。据《论语·宪问》记载，孔子提到，郑国的行政命令，是由裨谌拟稿，世叔提意见，子羽修改，最后由子产作文词上的加工的。这就涉及到分工协作的问题。在孔子看来，即使是昏庸的领导者，如果能够集众人之所长，也可以做到昏而不亡。比如，卫灵公虽然昏乱，但他有仲叔圉接待宾客，祝鮀管理祭祀，王叔贾统率军队，像这样，怎么会败亡呢？

正面的例子，则可以举出孔子的学生宓子贱。孔子曾经称赞他是一位成功的领导者，他的领导经验是什么呢？据《韩诗外传八》记载：宓子贱担任单父县的县长时，“像父亲那样服事的有三人，像兄长那样服事的有五人，像朋友那样相处的有十二人，拜之为师的有一人。”正是由于集中众人之长，而免去众人之劳，所以宓子贱才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劳神苦思”。有人问其中的“秘窍”，宓子贱回答道：“我说的是任用别人，你说的是自己出力；自己出力当然就会劳累，任用别人当然就会安逸。”孔子认为宓子贱深得尧舜“无为而治”领导方式之真传，称赞道：“子贱的业绩，简直可以同尧舜相媲美了！”

“任官得人”而“无为而治”，其关键在于一个“得”字，这就是用人要得当。荀子指出：如果君主所确立的治国原则是正确的，所任用的宰相是有才德的，那么就可以做到自己十分安逸而国家安定，功绩很大而名声很高，上可以统一天下，下可以称霸诸侯。相反，如果君主所确立的治国原则是不正确的，所任用的宰相是无德无才的，那么，就会自己十分劳累而国家动乱不已，事业失败而名声很坏。这样，国家就会遇到危机。

由此看来，用人得当与否，是治国成败的关键。所以荀子指出：能够恰当地任用贤人，就能取得天下；不恰当地任用了坏人，就会丧失社稷。“既然君主能够恰当地任用贤人，那他自己又有什么劳累呢？他只不过是正正衣冠就可以把天下安定了。”关于这方面的成功例子，荀子举出商汤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吕尚，武王任用召公，成王任用周公旦，乃至齐桓公任用管仲等等，以资证明。

孟子则指出，国家的最高管理者，对于那些确有才干的治国人才，就应该不耻下问，上门求贤。他说：“所以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臣子；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商量的话，就亲自到臣子那里去。这叫作尊重人才，乐于服从道理。如果不是这样，便不足和他有所作为了。”例如，商汤王对于伊尹，先向伊尹学习，然后以他为臣，于是不大费力气而统一了天下；齐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学习，然后以他为臣，于是不大费力气而称霸于诸侯。在这里，就求贤而言，君主是比较劳累的；但就治国乃至称王称霸而言，则不用君主费心了。这就是用人得当的结果。

“任官得人”而“无为而治”，这就要求最高领导者对于下属必须高度信任，充分放权。据《尚书·立政》记载，周文王从来不去代替他的官员发布命令，对于处理监狱方面的事情、管理臣民的事情，都根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即“准夫”和“牧夫”）的意见而决定取舍，文王本人从来不加以不适当的干预。

关于最高领导者对下属的信任和放权，儒家喜欢引用齐桓公信用管仲的例子加以说明。据《说苑·尊贤》记载：齐桓公任用管仲治理国家，管仲说： “我出身卑贱，无法管理身份高贵的人。”齐桓公任命管仲为“上卿”，但齐国仍然得不到治理。桓公问道：“这是什么原因？”管仲回答说：“我家中贫穷，无法指挥富人。”齐桓公把齐国一年的租税赏给管仲，但齐国仍然得不到治理。桓公问：“这又是什么原因？”管仲回答说：“我同您非亲非故，无法控制同您关系亲密的人。”齐桓公拜管仲为“仲父”，于是齐国得到治理并称霸天下。

对此，孔子发表评论道：“管仲纵使再有本事，如果得不到上述三个方面的权威，恐怕也不能使他的君主称霸诸候。”反过来说，齐桓公之所以称霸诸侯，正是由于他对管仲高度信任充分放权的结果。

《孔子家语·屈节解》中则记载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孔子的学生宓子贱，仕于鲁国，被任命为单父县的县长，担心鲁君听信谗言，使自己不能放手管理。于是在赴任辞行时，请鲁君派他的两名亲信一起到单父县工作。有一次，子贱口授，命鲁君的这两位亲信书写行政文书。在这两人书写时，子贱时不时碰他们的手肘，使他们无法动笔；而写不出来子贱还要发火。于是这两个人害怕了，只好请求回到鲁君那里去。

鲁君觉得很奇怪，问孔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孔子微微一笑，说道：“子贱有才有德，现在降格到单父去当县长，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变着法子规劝您，请放手让他工作，给予充分信任罢了。”鲁君听后恍然大悟，于是专门派人告诉宓子贱：“从今以后，单父一县不属于我所管了。请你就放手按照你的主张去治理吧，只要五年向我汇报一次就行了。”宓子贱得到这把“尚方宝剑”，得以放手推行自己的管理方针，于是单父县得到大治。

上面这个例子，鲁君从宓子贱的“恶作剧”中，悟出对于下属必须高度信任的道理，放手让宓子贱去从事管理，只需要五年才汇报一次——这种“放权”程度真可以说是够大胆的了！

任官得人，对下属充分放权；那么，最高领导者干什么呢？荀子的回答是：“抓大事。”他指出：“管理之道管近不管远，管明不管暗。”在荀子看来，最高管理者如果能够把身边的事情处理好，那么远处的事情自然也就得到治理；如果能够把明显的事情治理好，那么那些还不明显的事情自然也会随着发生变化；如果能够把主要的事情处理恰当，那么其它一切事情自然也就有了正确的原则。荀子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就达到治理天下的最高水平了。

在荀子看来，高明的领导者善于抓住事情的纲要，昏庸的领导者却喜欢样样都管；抓住纲要则事事都得到治理，样样都管倒反事事都会荒废。事半功倍与事倍功半，这里头有一个充满着辩证法的深刻哲理。因此，荀子特别强调：作为国家的最高管理者，一个君主的基本职责仅仅在于选择一个能干的宰相，颁布一个统一的法规，明确一个主要的原则，并以此来统帅一切，照耀一切——这就是最高领导者所要抓的“大事”。

儒家所主张的“任官得人，无为而治”，与现代管理理论所提倡的“分级管理”原则相比，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国学者怀尔德（L，Wilder），汇集了当今世界各地著名管理专家的经验之谈，出版了《怎样管理》（How to Manage）一书，其中谈到了“分级管理”的原则。比较一下儒家的“任官得人”思想和当代管理大师们的经验之谈，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儒家主张，领导者应该集中众人之所长，“尚贤推德天下治”。当代管理大师们则指出：“企业的经理群众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智能结构，只有把具备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才组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出整体的效能。”
儒家强调，领导者要用人得当，“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当代管理大师们则认为：“选择人才是组织工作最重要的一环。一群技术超群，态度谦虚的人在一起工作，当然要胜过一群技术不佳而又整天互相恭维的人所组成的团体了。”
儒家要求，领导者对于下属必须充分信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当代管理大师们则论证：“对于部属的充分信赖，这一点是最重要的。经营管理者一旦把职务分派给自己的部属，就必须对他们有着相当的信任。也就是说，不要雇用你不信任的人，而一旦同意录用，就应该对他们充满信心。”
儒家提倡，领导者要放权而抓“大事”，“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当代管理大师们则确定：“通过有效的分权和授权，实行分级管理，逐级监督，各负其责，是现代管理的一个原则。最高层的完全集权制的必然结果是消灭了必要的管理层次。实际上任何有才能的管理者的管理幅度都有极限，超越了极限，只能造成管理的混乱和低效。只有分级管理才能够使管理者摆脱其他事务，从事他最主要的职能。”

总之，儒家的“任官得人”与当代管理大师们所推崇的“分级管理”原则，可以说得上是“英雄所见略同”！

荀子认为，任何一种组织之内，只能有一个最高的权力中心；否则，必定会因内部的矛盾冲突而造成动荡不安。《荀子·致士》“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 如此，在组织上请求最高权力中心的单一化。但是，君主毕竟只是一个人，他不可能事事皆亲力亲为，因此必须找一些人来帮他治理国家。由此看来，治权的分散，是不得不做的事。

荀子在《君道》篇说：君主的眼睛看不到门墙之外的景物，他的耳朵也听不到一里之外的声音，但是他却必须对远远近近发生的事，有个概略的了解：否则即有受到蒙蔽的危机。耳目所及的范围如此之狭，而其统辖的领土却如此之广，因此，君主首先需要培养亲信，帮他收集各方面的信息。而且，这些亲信的智慧必须足以分辨是非，其品德必须端正诚实而令人信任。

其次，君主不能终日忙于政事，他需要休息，也需要娱乐。此外，他可能会生病，甚至亡故。但是，国事却如涌泉未曾稍停，一不处理，就会乱成一团。因此，不能靠君主一人来治国，而需要卿相加以辅佐。而且，这些卿相的德望要能让百姓信服，其智虑必须足以应付各种变化。

最后，君主与邻国不能不有所往来，但是，这些邻国未必都能以亲善相待，因此，君主需要派遣代表，表达他的意思，并代为定夺。这些代表的口才要能把复杂的事情说清楚，其智虑要足以解决困惑，遇到难题能够刚毅果决，不必事事回国请示，却能维护国家的利益及颜面。

荀子在《尧问》篇中，提到两则故事。一则提到周公批评自己的儿子“好

自用”，并认为这样的格局太小。这表示，做大事者，要懂得让别人帮自己做事，也要舍得把事情让出来给别人去做。事实上，即使别人的能力不如自己，也要舍得把事情分出去。否则，永远只能做一人之事，规模无法宏大。真正能做事的是贤臣、君主似乎是不能做事或不需要做事的。也就是，一个想要做事的君主并不是最好的君主。一个君主本身不做事，却能找到贤臣来为他做事，这样就是最好的君主了。

拥有政权的君主，不必同时掌握治权。在最理想的状况中，政权的拥有者完全不涉人实质的管理活动，而把这方面的事务完全委托给臣子。

另一则故事提到，魏武侯与臣子讨论政事，他自己提出的看法往往切中肯綮，没有一个臣子能够赶得上他。因此，魏武侯在退朝时，君臣没人比得上他，可是他在退朝时却忧形于色。楚庄王的理由是：“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拟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意思是说，诸候若得到能够教导自己者辅佐，即可统一天下；若得到能够匡正自己者辅佐，即可称霸天下；若得到与自己能力相当者辅佐，即可维持生存；反之，若是凡事皆由自己思索而身边没有比得上自己的人，则会灭亡。荀子在《王霸》篇指出：“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经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君主的本事在于善于用人为自己做事，匹夫的本事在于用自己来做事。君主的优势在于能够用人为自己做事，匹夫则没有这种优势，凡事必须自己动手。为人君者如果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反而学匹夫一般地事必躬亲，结果必定是“劳苦耗悴莫甚焉”。这样辛苦的王位，即使要身为奴婢者来坐，他都不愿意。

从上面几段，可以看出荀子由正面、反面各种角度来劝说君主分散治权。不过，分散治权并不是愠无章法的。《荀子·王霸》：“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恭己而已矣。”由此可知，治权“分散”之际，仍得注意合理的分划，也就是治权“分工”的问题。

经由治权的分工，君主不仅有许多臣子帮他做事，而且有许多具备不同才能的臣子为他做各种不同性质的事。但是君主不可能直接管理每一个臣子，因此，在治权分工之外，仍然需要注意分层负责、分层控制的问题。简言之，就是治权“分层”的问题。

荀子在《王霸》篇指出：“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这里明白表示治权分层的重要性，其中的“近、明、一”指的就是宰相。换言之，君主任命宰相为百官之长，由他来论列百官的优劣，考察百事的得失；而君主只要考核宰相一人即可。

荀子接着说：“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为也。”“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之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

因此，一个君主如果能够任命“贤相”，分层负责，由他管理百官，依照个人的才能及事情的性质予以适当的分工，如此把治权分散出去，最后即可成为尧舜那样无为而治的“圣君”。无为而治是儒家的理想，也是道家的理想，一般人也常常提到这个概念。不过，我们必须指出，“无为”并不是

什么都不做的意思。简单地说，无为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结果。

把无为当做方法来运用，就是不过度地干与，如同老子说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让开一步，放手给别人。君主能够把治权分散出去，就表示是一种无为的做法。经由这种做法，最后达到的结果是安定而不烦扰的政治局面。君主不必整日忙于政事，平日里只要轻松地端正自己的仪容就可以了，这是一种无为的境地。简言之，要运用无为的做法，才能达到无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