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人？

荀子在《王制》篇提到：任用贤能之人，不需要等待固定的次序，去除不贤不能之人，在需要等待片刻的时间。如果王公士大夫的子孙，言行不能合于礼义，就贬为庶人。如果庶人的子孙，能够好学行礼，就拔擢为卿相士大夫。此外，孔也说过：“犁牛之子，□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由此可知，根据儒家的看法，用人之际，应该以贤能为拔举之唯一考虑，不其出身或等第，只要是贤能之士就应该重用。

以贤能为用人的唯一标准，方能得到贤能之士，而没有的人也就不敢鱼目混珠或滥竽充数。《论语·颜渊》记载子夏的话说：“舜有天下，选于众， 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反之， 如果以其他的因素做为用人的标准，则非但得不到贤能之士，更可能用上一批坏事之人。

既然想要得到的是贤能之士，就不应当考虑与自己的亲疏关系。“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无私人以官职事业。”金石珠玉可以用来做人情，官职事业则是依客观的条件来分派。因此，荀子在《哀公》篇又指出，明君用人凭理智来思索相关的客观条件，昏君用人则凭主观情感上的好恶。

这点说来容易，做起来则不然。每个人都知道应该任用贤能之士，但是， 往往只是在嘴上说说。真正用人时，却根据其他的因素做出决定。因此，荀子在《致士》篇说：“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必用贤。夫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贤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 不亦难乎？”

如何判定一个人是值得委以重任的贤者呢？贤者的客观标准何在？

简单说来，任贤之道即在于“论德使能而官施之”。以“德”与“能” 为用人的根本标准，这才是“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在理想的情况下，最好能够品德与才能兼备。贤相的条件得同时具有知与仁：“知而不仁， 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王霸之佐也。”

若是品德与才能无法兼备时，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呢？这也等于问：德与能，孰轻孰重？

基于儒家德治主义的一贯立场，贤臣的第一要件，就是要有良好的道德， 其次才考虑是否有卓越的才能。《论语·为政》：“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行。”

《荀子·哀公》中记载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如何“取人”，孔子的回答是， 不取急功好利之人，不取伶牙利齿之人，不取口若悬河之人。就像弓矢必须调整之后方能求其强劲，马匹必须驯服之后方能求其良好，同样的，臣子必须品德忠诚之后方能要求其知能。臣子若无品德却多知能，就像是豺狼一样， 千万不可接近。

简言之，任贤之际，最好的状况是德能兼备，万一无法兼顾时则以德为重。不过，这只是用人的一般原则。由于各种不同的职务需要不同的人才， 因此，在实际的情况中，我们必须根据职务的性质，来找适当的人才：这就是“分工”的问题。此外，各人的德能之间会有高低的不同，德能低者则授以较低的职位，德能高者则授以较高的职位；这是“分层”的问题。换言之， 用人之道不仅在于求得兼具德能者，更要在求得之后，“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荀子在《君道》篇指出，用人之道要注意“因材授官”的原则。谨慎踏实，注意细节而无遗漏的人，是“官人使吏之材”，可以做低层的官吏。人品端正，安分守己遵循法度的人，是“士大夫官师之材”，可以做中层的官吏。知道各种政策的所以然之理，掌握各种制度的精神而不拘泥于条文者， 是“卿相辅佐之材”，可以做高层的官吏。

• “九用”官人法

《文王官人》还提出了“九用”官人法。

所谓“九用”，就是对于九种不同气质和特长的管理人才，分别任用他们担任九个方面的工作。①公正、仁义而有智谋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国家各级官员；②仁慈、厚道而懂得事理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基层领导人；

③正直、忠诚而有信用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纪律监察官员；④谨慎、明察而廉洁、公正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法官；⑤公平、正直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财务管理官员；⑥谨慎、明察而廉洁、公正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主管分配和赏赐的官员；⑦善于谋利和经营事务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领导人；⑧善于交际并能广泛搞好关系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外交官员；⑨勇猛、刚毅、善于估计形势和果断决策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军事领导人。总之，“因方而用之，此之谓官能”。身为一国之君，最主要的工作即在识别人才，分别授以相当的官位，而不致大才小用或小才大用。

以上提到人才都是可用之才，不过，君主除了要注意可用之才，还要知道何者是不可用之才。所以，方能知所取舍，而不致受到蒙蔽。《荀子·臣道》中依才德将人臣分为四等：态臣、篡臣、功臣、圣臣。态臣是以媚态取悦君主的人，如苏秦之流。篡臣只顾个人利益而篡夺君主的威望，如孟尝之流。对内能够统合百姓，对外能够抗拒危难，百姓亲和他，士人信任他，忠于君主，爱护百姓，并且毫不懈怠，这就是功臣，如管仲之流。尊君爱民， 人民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政令教化，能够迅速地回应突然的变化，对于各种施政原则的应用甚为恰当，可立为典范，这就是圣臣，如伊尹之流。“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

《荀子·大略》：“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最佳的人才是能说能做的“国宝”， 其次是能做不能说的“国器”，再其次是只能说而不能做的“国用”，最差的是言行不一的“国妖”。

此外，善妒之人不可用。理由是：“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妒臣， 则贤人不至。”如果君主任用一个忌才的臣子，不论这个臣子的能力有多么高强，都是不划算的。因为，他会使得其他的人才无法被君主所用；如此， 君主得到一个人才，却损失了千百个人才。荀子指出，“下臣事君以货，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能够为君主延揽人才的臣子才是最好的。荀子有特别欣赏能够应变的人。事事请示上级的人固然谨慎，但不如能够当下自做决定的人。能够循规蹈矩，固然不错，但不如能知统类的人。知统类， 即是知事情之所以然，如此，方能懂得变通，而“其知虑足以应待万变”。

不过，应变并非权谋。《荀子·王霸》：“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 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之人为之则亡。”应变只是对事而言， 做人的德性却没有应变的需要。一个有道德的人，若能懂得应变，当然最好；

若是有道德而不能应变，亦是个安分守己的人；荀子最为反对的是只知权谋却毫无品德的人，君主也绝不可任用这种人。重德性而轻权谋，这点是儒家与法家最为不同的地方。

在上述的说法中，对于人才的任用，儒家提出了各种客观标准，也提出一些事前考察的方法。这些标准固然有高有低，但是，能够全部合乎这些标准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尤其是能够通过孟子那种考验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在实际的状况中，这些理想是很难做到的。比较实际的作法是，只要一个人并非绝不可用，而又合乎某一个任用标准时，即属可用之才。在个人才能方面，孔子主张用人如用器，有一分长用一分长，有一分才用一分才。《论语·微子》中记载，周公告诉他的儿子鲁公说：“无求备于一人”。由此可见，儒家在用人的看法上，有其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其现实主义的一面。

君主在遵循上述原则任用贤才之后，就得把治事之权真正的交出来信之任之，大胆用人：尊贤举贤，目的是要贤才发挥才干，起到“治国平天下” 的作用，成就“博施济众”的伟业，而不是叶公好龙似地假尊贤，也不是储藏珍宝似地将贤才束之高阁，置之不用。否则，有贤不用，与无贤相同。《说苑·尊贤》：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如何？”孔子曰：“在尊贤而贱不肖。” 子路曰：“范中行尊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孔子曰：“范中行氏尊贤不能用也。”孔子认为，人君发现了贤才，就应当信之任之，大胆用之。要做到信之任之，大胆用之，首先必须在心理上放心，大胆放权，让贤才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力来施展才华。其次，要很好地做到信之任之，大胆用之，还必须力排谮言，有始有终。相传尧欲传天下给舜，鲧出来反对，曰：“不祥哉！ 孰（怎么）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以相同的理由阻拦，尧仍不为所动，又举兵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再也没人反对传贤的事。孔子评价说：“尧之知舜之贤，非其难，夫至乎诛谏者，必传舜，乃其难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知贤举贤困难， 但得贤之后，不信众人之诋毁，对贤者坚信不疑，更是难乎其难。三人成虎， 众口铄金，虽曾子之母，汉文之君，犹自难免，何况他人乎！难怪历史上好人不寿，贤者落拓，屡见不鲜了！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能够知人善任，举贤用贤的一代明君，他曾说： “有贤不用与无贤等，用而不信与不用等。”不少君主在授官之后，仍然喜欢不时提出意见，甚至插手其间。孟子在《梁惠王》篇指出，勿教玉人琢玉， 即表示，要尊重专家。此外，《荀子·君道》：“今人主有大患：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让贤能之士受到各种干扰、牵制，这样并不能达到任贤的目的。按理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确定一个人是贤能之士，就应该让他充分地发挥，而不是处处掣肘。

但是，信任亦非完全的放任。在任贤之后，仍需要适当的考核，方为周全的用人之道。《荀子·君道》：“行仪动静，度之以礼；知虑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积久，校之以功。”考核一个人的方法是，看他的言行举止是否合乎礼法，看他的判断取舍是否有实际的成果，经过一段时间，看他是否有功绩。事后的考核工作，不仅可以矫正事前考察工作的可能误差，也可以防范贤能之士在受到重用之后变质的可能。

·用人注意事项

儒家能善用人才方面是有巨大贡献的，大致可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口是心非。《荀子·致士》：“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必用贤。”用贤这句话人人会说，就好像亲贤人远小人也是人皆能云。问题是，谁是小人、谁是贤人？如果用人者分辨贤人的方式是看他能否顺从己意、曲意承欢，则属口是心非者，因为这时并不是真正地以才德本身做为用人的标准。

二、重私人好恶关系而不重客观之德能。《荀子·君道》：“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县贵爵赏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 能中是者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也哉。”这段的意思是说，有人想要找一个神射手，当然是以箭术的优劣为标准，怎么能以个人关系的远近亲疏来取舍呢？想要用人者，亦是如此。对于自己所亲爱的人，可以给珠宝，却不可给官位。拿珠宝给一个不适任的人，是爱他；拿官位给一个不适任的人，却是害他。

三、身边留有小人。《荀子·大略》：“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妒臣，则贤人不至。”如果自己先用的是小人，后进者也很难不是小人。仲弓曾问孔子：“焉知贤才而举之？”孔子回答说：“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如果你能先任用你所知道的贤才， 别人看到你用人是以贤德为重，自然会向你推荐类似的人了。此外，樊迟曾问孔子如何知人。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进一步发挥此意说：舜任皋陶，汤任伊尹，贤人得用，小人自然离开了。（《论语·颜渊》）

四、得之而不用，或用之而加以掣肘。《荀子·君道》：“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无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大患：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求得贤才，就应当放心地委以重任。备而不用，或用而不信，都无法真正发挥贤才的功能，也失去原初求才的本意。此外，《孟子·梁惠王》提到居上位者常有“教玉人雕琢玉”的毛病。换言之，要尊重专家，不要外行领导内行。

五、本身不能容人、不能以礼待之。《荀子·致士》：“川渊深而鱼龟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俗话常说“小庙容不下大菩萨”，其实不是庙小，而是心小。如果主持人容得下大菩萨，则庙会也随之而大起来。

六、不知因材适用。“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不能辨识人才适用之处， 亦是用人失败的一大原因。《荀子·君道》提到“材人”之道，也就是因材任官的原理。其中指出，有官人使吏之材、有士大夫官师之材、有卿相辅佐之材也，而人主之道即在于因才论官而无失其次。曾国藩曾说过：“人材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缺一。”其中的转移之道， 即在强调因材适用，若能用得恰当，则鸡鸣狗盗之徒皆可发挥奇效。孔子也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他人也，求备焉。”（《论语·子路》）“器之”就表示，君子用人因材用之；“求备”则表示，小人用人就希望他无所不能而要求无度。

七、不知培育人才。在用人方面，除了要能知人善任之外，还得主动地培育人才。这是一般人最容易忽略的，而总希望眼前就有现成的人才可用。

《荀子·宥坐》：“为教而责成功，虐也。”一般说来，儒家之重视教育即

在于培育人才。而清末担当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在此感触更深。他说： “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又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由磨练而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