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对象是人

人，不光是管理的实施者，更是管理的直接对象。前面说的“安民”，便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所谓“安民”，就是对于老百姓的管理。孟子把“安民”的具体内容列为五项，其中包括尊重有道德的人，使用有能力的人，杰出的人物都有官位，那么，天下的士子都会高兴，愿意到朝廷找个一官半职了；在市场，给予空地以储藏货物，却不征收货物税，如果货物滞销，依法征购，不让它长久积压，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把货物存放在市场上；关卡，只稽查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愿意来来往往了；对于耕田的人，实行井田制，只要求他们助耕公田，而不再另外征税，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高兴，愿意辛勤耕作了；人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不合理的劳役和租税，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安居乐业了。

孟子指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如果真正做到了上述五项，让天下的士农工商各得其所，那么，就不仅使本国的百姓心悦诚服，而且还能使邻国的百姓前来归附，从而扩大统治的基础，像这样，就会天下无敌，“如此而不能统一天下，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关于“安民”的具体做法，孟子举出了儒家心目中的“圣王”尧舜的例子。在尧统治的时代，洪水泛滥，草木丛生，谷物歉收，野兽伤人。尧为此而感到忧虑，于是把舜选拔出来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舜命令伯益驱兽，将山野沼泽地带的草木用烈火烧毁，使鸟兽逃跑隐藏；命令禹治河，引流入海，使中国的土地得以耕种；命令后稷教民稼穑，栽培五谷，使人民得以丰衣足食；又命令契主管教育，教以人伦，把握人与人的关系的大道理以及相应的行为准则，使老百姓和睦相处。

对于上述的“安民”措施，尧概括道：“对于百姓，需要督促他们，纠正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各得其所，然后加以提携和教诲。”这里，涉及到如何满足被管理者基本需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代美国行为科学家马斯洛（A. H. Maslow）曾经提出一个“需要层次论”。他把人类的基本需要从低到高归纳为五类：一是生理上的需要，包括维持生活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各种物质上的需求；二是安全上的需要，指有关免除危险和威胁的各种需求；三是社会性的需要，指感情和归宿上的需求；四是对尊重的需要，包括自尊和得到他人尊重的需求；五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指发展个人潜力，实现个人理想的需求。

比较起来，孟子在上面所举尧舜治国的例子中，涉及到了马斯洛提出的前三类需要：所谓“教民稼穑”，是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治河驱兽”，是满足人民的安全需要；“教人以伦”，是满足人民的社会性需要。

不同的是，孟子所提出的满足人类需要的途径是从群体而不是从个体的角度着眼的。这从后面两种需要满足的途径中，看得更清楚。例如，尽管我们可以把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类比于“对于尊重的需要”；也可以把孟子所说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类比于“自我实现的需要。”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孟子是从“天下”、“国家”、“人民”的角度立论的。儒家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他们所理解的个人或“自我”是融合在社会的“大我”之中的，这同马斯洛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有着根本的区别。

管理的目标在于“安人” “安人”的观念是孔子提出来的。本来，在孔子之前，《尚书·皋陶谟》

就曾经把“知人”和“安民”作为国家管理的基本任务，指出：管理国家，最重要的在于知人善任，在于安定民众。知人善任，那就是有智慧的人，有智慧才能领导别人。安定民众，那就是有恩德的人，有恩德百姓才怀念他。一个治国者，既有智慧又有恩德，还怕什么内忧外患，还怕什么屑小坏人呢？正是沿着上述思路，孔子进一步提出：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必须“修

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本来，这里的“人”只限于统治阶层内部。大概在孔子那个时代，“人”与“民”的称谓还是有区别的。“人”指上层人物，即社会的统治阶层；“民”则指老百姓，即社会的被统治者阶层。但这种区别在孔子那里本来就不十分严格，后来更是逐渐泯灭了。所以，我们可以笼而统之，把“安人”和“安百姓”合称为孔子的“安人”思想。

细加分析，孔子之所谓“安人”，其对象不仅包括统治阶层内部，而且也包括被统治者。而在被统治者中，不仅包括一般的百姓，而且也包括鳏寡孤独老幼病弱这些需要特别照顾的民众；不仅包括境内的“化内之民”，而且包括境外的“化外之民”。所谓“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是对一般老百姓来讲的；所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这是对特殊民众来讲的；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是对境外之民来讲的。由此可见，孔子之所谓“安人”的对象是非常广泛的。

在孔子看来，“安人”作为国家管理的最高目标，不但是一般的管理者，就是像尧舜那样的“圣王”还不一定做得到。孔子说：“修养自己来使所有的老百姓安乐，尧舜大概还没有完全做到哩！”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贡问道：“假如有这么一个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怎么样？可以说是仁道了吗？”孔子答道：“哪里仅仅是仁道，那一定是圣德了！尧舜或者都难以做到哩！”

既然现实中的管理者难以完全做到“安人”，那又为什么要将其树立为管理的根本目标呢？这正反映了孔子的良苦用心。孔子的目的，正是要把“安人”作为必须不断朝之努力的方向，对国家管理者予以激励与鞭策。同时，孔子也正是以“安人”为基调，并与“正己”相合，把“正己安人”作为自己治国学说的最终归结点。

孔子的“安人”思想对于儒家管理目标的设计，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孟子的“仁政”目标，荀子的“王制”目标，以及《礼记》中的“大同”目标等，无一不是以“安人”为其核心的。

“安人”，是“仁政”目标的内核。

孟子所设计的“仁政”目标，其时代背景，是在诸候争雄、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战国中期。当时，从上到下，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适应这一需要，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而推出“不忍人之政”，其目的就在于“安人”。

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有一次梁惠王问孟子：“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天下归于统一，就会安定。”梁惠王接着问：“谁能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不嗜好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

其实，“不嗜好杀人”，只是对当时统治者的最起码的要求。孟子的“仁政”学说，要求统治者“不忍人之心”出发，推行“不忍人之政”，其具体

内容，就是“保民”、“爱民”、“养民”、“教民”、“治民”，而归根结底，也就是“安民”。孟子指出：“老百姓对于生养死葬都没有什么不满，那就是王道的开始”；“一般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尊敬我家里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家里的长辈；爱护我家里的儿女，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家里的儿女。一切政治措施都从这原则出发，要统一天下就像在手心里转动东西那么容易了。”

孟子还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周文王为典型，具体描述道：从前文王治理歧周的时候，薄赋税，轻刑罚，并关心鳏寡孤独这些社会上穷苦无靠的人，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归附。伯夷躲避殷纣王，住在北海之滨，听说文王兴起来了，便说：“何不归到西伯（文王当时爵号）那里去呢，我听说他是善于抚养老人的人。”姜太公躲避殷纣王，住在东海之滨，听说文王兴起来了，便说：“何不归到西伯那里去呢，我听说他是善于抚养老人的人。”

——孟子据此而指出：“天下有善于抚养老人的人，那仁人便把它当作自己的依靠了。”那么，如何抚养老人，安定百姓呢？孟子紧接着就引出了他那著名的“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养民蓝图。

由此看来，孟子所有关于“仁政”目标的设计，包括他那著名的“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养民蓝图，全都是以“安人”为其内核的，正如孟子本人所表明的：“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

“安人”是“王制”目标的基点。

荀子的“王制”目标，是从统治者（“君王”）的角度制定的。他明确认为，在“庶人安政”与“君子安位”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荀子论述道：驾车的马儿惊车，车上的人就坐不稳；被统治的老百姓惊惧政事，在上位的统治者也坐不安。马儿惊车，就要使它安静下来；老百姓惊惧政事，则要施之以恩惠。如果老百姓安于政事了，那么统治者的地位也就安稳了。

在另一个地方，荀子又指出，如果统治者广用人才，那么追求名誉的人就不会前来攻打，而是前来归附；统治者发展生产，那么追求利益的人就不会前来攻打，而是前来投奔；统治者讲求礼义，那么抱有怨恨的人就不会前来攻打，而是前来汇集。这样，国家就像地上的磐石那样安稳，像天上的星宿那样长久。别人的国家都混乱，我们的国家却得到治理；别人的国家都倾危，我们的国家却安定；别人的国家都衰败下来，我们就可以起来征服天下。

——在这里，“安民”、“安君”、“安国”三者连为一体。

尽管荀子的出发点是在于“安君”、“安国”，但其落脚点却还是在于“安人”。他看到了“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安宁”乃人生的最大幸福与快乐。因此，在荀子所设计的“王制”目标中，就多次呈现出这样的图景：“四海之内亲如一家，近处的人不隐瞒自己的能力，远处的人不怨恨自己的劳苦，不论多么偏僻边远的地方，都没有不愉快地服从王者的管理而得到安乐”；“天地万物，无不尽其所美，致其所用，上用以装饰君子士大夫，下用以养育平民老百姓，使之得到安乐”。——在这个“王道乐土”中，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近者尽心，远人归附，真是好一幅乐也融融的“安人” 图画！

“安人”是“大同”目标的主线。 “大同”目标为人们描绘的是这样一幅蓝图：在大道实行的时候，天下

是公有的，所选拔的是有贤德和有能力的人，所讲求的是信义，所修习的是

亲睦。人们不只是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爱自己的子女。老年人有所安排，壮年人发挥用处，幼年人得到抚育，鳏寡孤独和残疾人都得到赡养。男子有职业分工，女子有好的归宿。人们担心财货被丢弃在地上不用，而不是非要据为己有；担心不能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非要为自己谋利。因此，没有阴谋诡计，也没有盗贼动乱，各家的大门甚至不用关闭。——这就叫作“大同”。

在这幅“大同”的蓝图中，“安人”始终是一条突出的主线，人人各得其所，安居乐业；个个讲信修睦，平安相处；社会没有动乱，安定和平—— 真可以说是达到了“安人”的极致。

总之，孔子所倡导的“安人”理想，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根本目标。它就像一根红线，贯串在上述各种具体目标的设计之中。

从孔子的时代直到今天，人类已经走过了 2O 多个世纪，时代进步了，社会变迁了，管理活动的种类也越来越复杂了。作为一种管理活动的根本目标，孔子当年所提出的“安人”的理想，在今天是否还适用呢？换句话说，“安人”的管理目标是否具有某种普遍性呢？

对此，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认为：由于时代的进步，“安人”的具体内容当然不尽相同——或者是农业时代的安宁，或者工业时代的安定；由于社会的变迁，“安人”的具体对象当然不尽相同不尽一致——或者是求得国家组织之安，或者是求得企业组织之安；但是，作为一种抽象的管理目标，“安人”的理想永远不会消失，“安人”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就此而言，“安人”目标具有某种“永恒”的意义。

即从现代工业社会来看，当代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其对于管理目标的探讨中，就特别重视“人”的因素。他认为，企业的目标涉及到八个领域：市场地位、创新、生产率、物质和财政货源、可赢利性、管理人员的绩效和培养、工人的工作和态度、公众责任心。其中，前五个属于“物”的因素，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后三个属于“人”的因素，却往往被某些管理者所忽视。

德鲁克指出，企业目标的制定，决不能忽视后三个关于“人”的关键领域。因为在他看来，“企业是人的群体，企业的活动就是人的活动。人的群体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信念之上，必须把人聚集在共同原则周围。不然的话，企业就会瘫痪，不能够活动，不能够要求它的成员努力工作。”如果说，这些涉及到人的因素似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么管理者就有责任用自己的行动去把它变成实际的目标。

德鲁克强调指出，如果忽视这些关于人的因素的目标，就会造成企业的无能，劳工的动乱，至少是损失工人的生产率，并且会由于不负责任的企业行为而引起公众对于企业的抵制——换句话说，也就是引起企业成员和社会公众的“不安”。因此，德鲁克在自己的“目标管理哲学”中，以主要的精力论述了现代企业管理如何正确处理人的因素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德鲁克的管理目标论也是以“安人”为其基本内涵的。

台湾曾仕强先生，依据陈大齐先生关于“安宁为人生根本要求”的推定

（按：此一推定即“来自于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孟荀二子的启示”），提出现代管理也应该以“安宁”为其最终目标。曾先生指出：“一般组织的目标，无论其为法定的、机能的、技术的、盈利的、个人的，或公共的，由于缺乏更高的最终目标，以资统领，所以常有不能协调甚至严重冲突的现

象⋯⋯假若在这些目标之上，悬一‘安宁’作为普遍而究竟的目标，则每项目标力求达成之际，有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自然易于协调而趋于一致。”

香港徐伟先生批驳了所谓“安人不适用于现代管理”的说法。他指出： “怀疑论者，每以为安人是农业社会的做法，工业社会众人心态大不相同，哪里还能一成不变地讲求安人？即使人安了，而竞争不过别人，又有何用？管理者应付千变万化的环境，已属不易，如果专心安人，岂不误了大事？至少安人并非单一的目标，利润、绩效、安全、使命难道不重要？何况单一目标往往是相当危险的！”

针对上述质疑，徐伟先生指出：

工业社会造成不同的心态，乃是必然的。但是，如果说农业社会的心态全部改变，则显然言过其实。时代虽然改变。人生的根本要求并未变易，即使工业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乃在安人。
当然不能一成不变地讲求安人。工业社会安人的条件，既与农业社会有所不同，就应该随着变换安人的方法，以求切合时宜。一成不变，不足以获得安人的效果；因为安人的目的不变，而安人的方法，决不可以一成不变。
人安了，却竞争不过别人，这是不好的现象；但不理会安人，人更不安，生产力就会因之更为降低，这势必更加竞争不过别人。竞争不过别人，员工必定不安，管理者更加不安，怎能称为安人？所以不能消除竞争，不能应付竞争，乃至不敢面对竞争，都不算安人。
管理者应付千变万化的内外环境，确属不易。但如不知安人，或不专心安人，岂非更增困难？事实上，管理者专心因应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压力，即应以安人为其中心思想，也就是拿安人作为因应的衡量标准。因应的结果，人更安，这才是上策；因应的结果，人更不安，那真是下策。管理者，时时记住安人，才有妥善应付变化的可能。
单一目标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有顾此失彼之虞。但是，安人这一最高目标，却涵盖了人们通常所希望的所有具体目标。在“安人”这一最高层次之下，尚可包含“进步”与“稳定”的第二层次，以及“绩效”、“利润”、“使命”和“安全”的第三层次，乃至其他更加具体的层次。这些具体目标，彼此在“安人”的大前提下，尽可以放心去追求，而无单一目标时所可能引发的弊害。

如此看来，“安人”作为管理的根本目标，具有某种普遍性，它的基本精神适用于不同时代（包括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不同组织形式（包括国家组织、行政组织、经济组织、企业组织等）的管理活动，反映着人类管理活动的某些共性。正因为如此，“安人”的理想目标，才以其永恒魅力，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管理者去思索、去追求、去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