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象征性管理技法

“为政以德”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信条。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兆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他看来，管理者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这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而运转。

“为政以德”的思想源自《尚书》。据《尚书·皋陶谟》记载，传说皋陶和禹在帝舜面前，讨论治理国家的事情，皋陶指出：“相信并按照先王的道德处理政务，这样就能够使谋略实现，大臣之间也就能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了。”

接着，皋陶具体指明了管理者所需要遵循的德行有九种，包括：

态度豁达，毫不拘束，又能恭敬谨慎；
性情温和而又有主见；
行为谦逊而又严肃认真；
虽有才干，但办事仍不马虎疏忽；
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又不为纷杂的意见所迷惑，而能刚毅果断；
行为正直而态度温和；
从大处着眼又能从小处着手；
刚正而不鲁莽；
勇敢而又善良。

皋陶认为，作为一个管理者，如果每天都能恭敬而努力地按上述九种德行中的三种办事，那就可以做卿大夫了；如果每天都能够庄重而恭敬地按其中的六种德行来约束自己，那就可以当诸候了；如果天子能够兼备上述九种德行，并以之布施政教，选官用贤，随机应变，那就可以建立治理国家的大功业了。

因此，儒家十分重视领导者的道德修养。针对当时社会管理阶层中的道德败坏现象，孔子指出：“道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合乎义理的事情不能全力以赴地去做，自己有缺点，不能迅速改正，这些正是我感到忧虑的地方。”据此，孔子正面提出“崇尚道德”的原则。他认为，衡量一个领导者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志，就在于他的品德如何。孔子举例道：譬如有这么一个领导者，他的领导才能之美妙比得上周公，但只要他骄傲而且吝啬，那就不值一谈了。

那么，为什么领导者只要“崇尚道德”就能够取得“无为而治”的管理效果呢？这其实就是儒家所反复论证的“修身治国”、“正己安人”的关系。孔子指出：“统治者本身的行为正当，不发布命令，事情也行得通：统治者本身的行为不正当，即使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信从。”在儒家看来，统治者的德行好像风，而老百姓的德行就如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统治者的道德导向是相当重要的。

儒家认为，国家最高领导者是各级官吏和广大老百姓的表率，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具有示范的意义。最高领导者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就能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这样，各级官吏和广大老百姓就能自觉地按照封建社会的道德准则去行动，处理好各自的事情。从而，最高领导者就不必绞尽脑汁地去考虑和处理国家管理的具体事务，更不必费尽心机地去指挥人们做这做那，而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道德

规范，就足可以把国家治理好了。这就是道德导向的“无为而治”。

儒家所强调的“为政以德”本身就包含着要求管理者以身作则的意思。“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答，曰：‘无倦’。”管理者首先自己要给老百姓带头，然后才能让他们勤劳地工作；并且，管理者要永远以身作则，永远不要懈怠。

因此，孔子特别称赞古代传说中的“圣王”大禹，他说：“禹，我对他实在挑不出毛病了！他自己吃得很坏，却把祭品办得极其丰盛；穿得很坏，却把祭服做得极其华美；住得很坏，却把力量完全用于沟渠水利。禹，我对他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了！”在孔子看来，对于像禹这样品德高尚，吃苦在前而享受在后的领导者，的确是无可指摘的了。

儒家这种强调“为政以德”，重视精神价值导向的领导方式，同现代“企业文化”理论家所提倡的“象征性管理”相比，简直可以说是维妙维肖。

所谓“象征性管理”，美国管理学家笛尔（ T.L.Deal ）和肯尼迪

（A.A.Kennedy）在其合著的《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s）一书中解释道：“在文化强有力的公司，是由管理人员来引导员工支持和塑造企业文化的。我们把这些管理人员称为“象征性管理者’，因为他们花费很多时间来思考文化的价值观，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由于日常工作的起伏而引起的价值观冲突之上。”

笛尔和肯尼迪在该书中指出：任何一位管理人员，都会遇到三类事情：一类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一类是值得注意的“一般事”，再一类是事关全局的“大事”。象征性管理者的技能之一，就是能够分辨这三类事情的轻重缓急。他们不会拘泥于“小事”，而会成为料理“大事”的“演出专家”

——在其中扮演着有名气的“演员”和“导演”的角色。他们从来不会放过可以加强和改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观念，并使之戏剧化的机会。总之，“我们把他们称之为‘象征性管理者’，是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对周围发生的文化事件给予象征性的影响。”

儒家心目中“为政以德”的理想“圣王”，也正是这样一类“象征性管理者”，他们所一贯强调、始终坚持的道德教养和精神价值，必然对于管理组织发挥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