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阶级社会里，个人活动和阶级的关系

历史人物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个人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

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还没有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 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3—84 页

某一阶级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反对另一阶级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社会关系，总是构成这样一种集体，而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个集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个集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 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2—83 页

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而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个人”在每个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综合起来，归结为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的集团的活动，一句话，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的天真幼稚的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 年末—1895 年初）。《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388—389 页

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

谁直接为某种政策辩护，这并不重要，因为在现代崇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一个大财主都可以随便“雇佣”或者收买或者诱使一些律师、作家甚至议员、教授、神甫等等，让他们来捍卫各种各样的观点。我们是生活在商业时代，资产阶级是并不以买卖名誉和良心为羞愧的。还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不加思索地或者惯于盲目地拥护那些在一定的资产阶级中间占统治地位的观点。

不，直接为某些观点辩护的人是谁，这在政治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提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

例如“欧洲”，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家，现在正在军备上进行疯狂的障碍赛跑。在成千种报纸上，从成千个讲坛上，用成千种调子高喊着、叫嚣着爱国主义、文化、祖国、和平、进步等等，——所有这一切无非是要为各种杀人武器、大炮、“无畏舰”（最新型战舰）等等再行支出上千万上万万卢布寻找理由。

对于“爱国志士们”的这些话我要说：公众先生们！别相信空话，最好

是看看对谁有利！

列宁：《对谁有利？》（发表于 1913 年 4 月 11

日）。《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33 页

如果你们没有指出哪些阶级的利益，哪些当前的主要利益决定着各政党的本质和它们的政策的本质，那末，事实上你们就是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你们就是抛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

列宁，《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发表于 1907

年）。《列宁全集》第 12 卷第 485 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十分详细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那些阶级，只有从一定阶级的观点上进行批判，就是说，批判不是建立在“个人” 的道德判断上，而是建立在对实际发生的社会过程的确切表达上，才是有根据的。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 年末—1895 年初）。

《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420 页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1867 年 7 月 25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07—208 页

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象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 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4 页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 年 5 月 18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43—344 页

斯大林：你反对把人简单分为富人和穷人。当然，有中间阶层，也有你所说的技术知识分子，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有很诚实的好人。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也有不诚实的坏人。什么人都有。但是人类社会首先是分为富人和穷人、有产者和被剥削者，撇开这个基本划分，撇开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就是撇开基本事实。我不否认中间阶层的存在，这些中间阶层不是站在这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中的一个阶级方面，便是在这一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或半中立的立场。但是，我重说一遍，撇开社会的这一基本划分和两个基本阶级间

的这一基本斗争，就是忽视事实。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1934 年 7 月 23 日）。《斯大林文选》第 6 页

如果桑乔在他的“圣书”①里所说的同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在上一个世纪所说的完全一样，那末这是可笑的不符合时代的东西。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他用自夸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来代替积极活动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他的唯一的功绩（而这是违背他的意志的，他自己不知道的）在于：他表达了那些想变成真正资产者的现代德国小资产者的期望。十分自然，同这些市民在实际行动中的鼠目寸光和懦弱无能相称的是市民哲学家当中的“唯一者” 的那种晔众取宠、夸夸其谈、欺世盗名的言论；同这些市民的现实关系完全相称的是这样的情况：这些市民不想了解自己的这位理论空谈家，而这位空谈家也根本不了解市民；他们彼此之间意见不一致，于是这位空谈家不得不鼓吹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 1846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480

—481 页

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 年 12 月—1852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第 632 页

分工是先前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甚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象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假象、它们拥有的权力好象和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

① 指《唯一者和他的所有者》。——编者注

1846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3 页

我们在《引论》里①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97 页

如果某种学说要求每个社会活动家严峻客观地分析现实，以及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各阶级间的关系，——那末凭着什么奇迹可以由此作出结论，说社会洁动家不应当同情这个或那个阶级，说他“不应该”这样做呢？在这里谈应该不应该，简直是可笑的，因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 年底）。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153 页

象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 年 3 月 5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第 509 页

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和可能由此产生的异议，我还要指出，我是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谈的，我谈个别人的行为，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阶级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因此，我也不准备分析资产阶级各个集团间和各个党派间的差别，因为这些集团和派别只具有历史上的和理论上的意义。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 1845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582 页注

闵采尔是当时处于现存一切正式社会关系之外的那一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就是无产阶级的萌芽的代表人物，⋯⋯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 年）。《马克

① 恩格斯指的是《引论》第一章的开头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6—57 页）。最初在《前进报》上《反杜林论》前十四章是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总标题发表的。从单行本第一版开始，头两章划为全书的总的《引论》，而后面十二章构成了第一编《哲学》。同时各章的序数没有改变，引论和第一编的各章仍用同一序数。——编者注

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458—459 页

约翰·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代表工厂主反对工人阶级和贫民，代表商人反对旧式高利贷者，代表金融贵族反对作为债务人的国家，他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甚至证明资产阶级的理智是人类的正常理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 年 8 月—1859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67

—68 页

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做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未来的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 年 12 月 28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0—331 页

1902 年，在普列韦当权时代，一个地主兼贵族首领当了省长，——因残酷迫害和欺压农民（在萨拉托夫省）而为沙皇及其黑帮党羽“赏识”，—— 1905 年，组织了黑帮匪徒和蹂躏暴行（巴拉朔夫城的蹂躏事件），——1906 年，当了内务大臣，从第一届国家杜马被驱散起，当了内阁总理。简略说来，斯托雷平的政治履历就是如此。反革命政府首脑的这个履历，也是在我国实行了反革命统治的阶级的履历，斯托雷平不过是这个阶级的代表或奴仆而已。这个阶级就是以第一号贵族、最大的地主尼古位·罗曼诺夫为首的俄国贵族。

列宁：《斯托雷平和革命》（1911 年 10 月 18 日）。

《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230—231 页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米留可夫个人比较聪明，而在于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对问题的阶级实质和政治上的相互关系，比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小资产阶级领袖们认识得更清楚，了解得更透彻。因为资产阶级真正是一个阶级力量，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在君主国内或最民主的共和国内，都必然居于统治地位，并且必然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小资产阶级，亦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全体英雄们，按其经济实质来说，无非是阶级软弱无力的表现，由此也就产生出动摇、空谈和一筹莫展。

列宁：《论粮食税》（1921 年 4 月 21 日）。《列

宁选集》第 4 卷第 533—53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