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辩证的方法，历史地具体地全面地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

（一）人们的创遣活动是相互联系的。应当把历史人物的活动联系起来 进行考察

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 1846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15 页

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的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他只和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这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外部事实作为并发的原因也能给这种发展以影响，但是这种事实又被默默地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这种思维仿佛能顺利地消化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 年 7 月 14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00—501 页

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从肯定方面表现出来，有时又从否定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 年 10 月 27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弟 485 页

至于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等阐明的那些思想，不是首先产生在英国又是产生在哪儿呢！我们决不能因为密尔顿（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艾尔杰楠·悉尼、博林布罗克和舍夫茨别利的法国继承者比他们的先辈更为出色便忘了他们的先辈！

恩格斯：《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1847 年 1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25 页

⋯⋯基佐先生忘记了：在法国革命时使他心惊胆怕的自由思想正是从英国输入法国的。洛克是这种自由思想的始祖，而在舍夫茨别利和博林布罗克那里自由思想就已经具有一种巧妙的形式，这种形式后来在法国得到了十分顺利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基佐先生认为毁灭了法国革命的那种自由思想正是具有宗教性质的英国革命的重要产物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 年 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249 页

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鲁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正是以爱尔维修所赋予的形式回到了它的祖国英国。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亡命英国的法国人卡贝受到了当地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当他回到法国时，他已经成了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象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07—168 页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

恩格斯：《反杜林论》（1786 年 9 月—1787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6 页

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简述中提到康德一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

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①。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的教书匠们已经把关于德国大哲学家和他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而且已经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不得不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那末，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1882 年 9 月 21 日）。《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77—378 页

新事物和旧事物之间的真实的从而是最简单的联系，总是在新事物自身已取得完善的形式后才被发现，而我们可以说，微分学通过泰勒定理和马克劳林定理才获得这种形式。因此，将微分学引到严格的代数基础上的任务， 要等到拉格朗日来承担。在这方面，或许约·兰登——18 世纪中叶的英国数学家——在其《剩余分析》中已走在他的前面。但我还得先到博物馆查阅这本书，才能对此作出判断。

马克思：《数学手稿》1975 年版第 144—145 页

最后，在生物学研究的领域中，有了特别是从上世纪中叶以来系统地进行的科学旅行和科学探险，有了生活在当地的专家对世界各大洲的欧洲殖民地的更精确的考察，此外还有了古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进步，特别是从系统地应用显微镜和发现细胞以来的进步，这一切积聚了大量的材料，使得应用比较的方法成为可能而且同时成为必要。一方面，由于有了比较自然地理学，确定了各种不同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对各种不同的有机体按照他们同类的器官来加以相互比较，不仅就它们的成熟状态，而且就它们的一切发展阶段来加以比较。这种研究进行得愈是深刻和精确，那种固定不变的有机界的僵硬系统就愈是一触即溃。不仅动物和植物的个别的种日益无可挽救地相互融合起来，而且出现了象文昌鱼和南美肺鱼这样的动物，这种动物嘲笑了以往的一切分类方法；最后，人们遇见了甚至不能说它们是属于植物界还是属于动物界的有机体。古生物学记录中的空白愈来愈多地填补起来了，甚至迫使最顽固的分子也承认整个有机界的发展史和个别机体的发展史之间存在着令人惊异的类似，承认那条可以把人们从植物学和动物学似乎愈来愈深地陷进去的迷宫中引导出来的阿莉阿德尼线。值得注意的是：和康德攻击太阳系的永恒性差不多同时，卡·弗·沃尔弗在 1759 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

① “于德国”是笔误，应当说“于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 但是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四十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怔法的批判以后， 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

（恩格斯在 1883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才的预见的东西，到了奥肯、拉马克、贝尔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 1859 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 年—1883 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52—453 页

同样，在化学中，燃素说经过百年的实验工作提供了这样一些材料，借助于这些材料，拉瓦锡才能在普利斯特列制出的氧中发现了幻想的燃素的真实对立物，因而推翻了全部的燃素说。但是燃素说者的实验结果并不因此而完全被排除。相反地，这些实验结果仍然存在，只是它们的公式被倒过来了， 从燃素说的语言翻译成了现今通用的化学的语言，因此它们还保持着自己的有效性。

黑格尔的辩证法同合理的辩证法的关系，正如热素说同热之唯动说的关系，燃素说同拉瓦锡理论的关系一样。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 年—1883 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7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