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历史功绩，要根据历史活动家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报供了新的东西。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 年春）。《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150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现代经济制度除了资产阶级以外，还必然造成并组织无产阶级。他

们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在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混乱的社会生产消灭以前，将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消灭这种基础，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就应该指向这种基础。而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观点，现在已为正在争取自己解放的全体无产阶级所领会，但是当这两位朋友在四十年代参加当时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社会运动时，这样的见解还是完全新的东西。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 年秋）。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86—87 页

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

列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13 年底）。

《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558 页

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①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德国的现代经济学派只有借口批判马克思而抄他一点东西（常常抄错了），才可以超过庸俗的自由贸易派。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 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70 页

结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为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作出这样的解释，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认为满足了。我们也可以暂且到此为止。不过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认为需要提醒一下，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够了。马克思曾经第一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并且发现，并非任何仿佛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都会在任何条件下使该商品具有与所消耗的劳动量相当的数量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们一起简单地说，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那末我们在这里总是以马克思所作的那些附带条件为当然前提的。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其余的可以在马克思 1859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和《资本论》第一卷里找到。

恩格斯：《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 年

① 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编者注

单行本导言》（1891 年 4 月 30 日）。《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42—343 页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发表于 1913 年 3 月）。《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43 页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 年 3 月 5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2—333 页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

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象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而这一点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马克思进而研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他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今天已为大家所默认了。他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

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他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因而，他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洛贝尔图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完全不可能作出的，但是这个区别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关于这一点，这第二卷又是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明，以后我们会知道，第三卷更是这样。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本身，发现了它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且证明，这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根据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我们现在才具有的第一个合理的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1885 年 5 月 5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79—281 页

这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亚·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如马尔萨斯正确指出的，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仍然是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他根据这样一种交换来给生产劳动下定义，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1861 年 8

月—1863 年 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1 第 148 页

可变资本相对量递减的规律和这个规律对雇佣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曾经被古典学派某些优秀的经济学家感觉到，但是没有被他们所理解。在这方面，最大的功绩应归于约翰·巴顿，虽然他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把不变资本同固定资本混为一谈，把可变资本同流动资本混为一谈。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 9 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92—693 页注

（79）

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杜罗·德·拉·马尔以探究古罗马上地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为了解这个曾经征服过世界的城市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此相较，孟德斯鸠关于罗马盛衰的论述差不多就象是小学生的作业。年高德劭的列列韦尔由于细心研究了使波兰农民从自由民变为农奴的经济条件，在阐明他的祖国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一大群全部货色仅仅是诅咒俄国的著作家做出了远为更大的贡献。

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1858 年 3 月 30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450—451 页

在军事学术上也不能利用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每个在战史上因采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将领，不是新的物质器材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在图伦和老弗里茨的时代之间，在步兵学上发生了革命，由刺刀代替了戈矛以及燧石枪代替了火绳枪。老弗里茨在军事科学上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当时作战方法的范围内第一个改造并改良了旧式的战术而使之适合于新式武器。同样，拿破仑的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之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并且他把这种战略和战术发展到那样完善的程度，以致现代的将军们一般地不仅不能胜过他，而且只能试图在自己最光辉和最成功的作战中抄袭他罢了。

恩格斯：《1852 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1851 年 4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565 页

另一个方向，只有一个代表人物，即布鲁诺·鲍威尔。他的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对福音书和使徒书给了无情的批判，而且还在于他第一个不但认真地研究了犹大的和希腊一亚历山大里亚的成分，并且还认真地研究了纯希腊的和希腊一罗马的成分，而正是后者才给基督教开辟了成为世界宗教的道路。那种所谓基督教是一下子便体态完备地从犹太教里产生出来，并凭自己一劳永逸地大体上确定的教义和伦理从巴勒斯坦征服了世界的奇谈，从布鲁诺·鲍威尔时起再也站不住脚了；它只能在神学院里和那些要“为人民保存宗教”而不惜损害科学的人们中间苟延残喘。斐洛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葛派的——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虽然还远未详细地弄清，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已经得到证明，这主要归功于布鲁诺·鲍威尔；他基本上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太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它——至少就其成为世界宗教时的状况而言——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当然，鲍威尔也象一切对根深蒂固的偏见做斗争的人们一样，在许多地方做得太过分了。为了也要根据文献来肯定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对形成中的基督教的影响，为了要说明新约的作者们是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直接剽窃者，鲍威尔不得不把新宗教的兴起推迟五十年，丢开罗马史学家的与此不符的记述，并且一般地以很随意的方式来叙述历史。照他的意见，基督教只是到了弗拉维王朝时才真正诞生，而新约著作则只是在阿德里安、安敦尼和马可·奥里略的时代才有的。因此，在鲍威尔这里，新约中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的任何历史背景都消失了；这些故事就成了这样一种传说，其中把最初教会的内在发展阶段和内部精神斗争都归之于多少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在鲍威尔看来，新宗教的诞生地不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而是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 年 6 月

—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31

—53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