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蒲鲁东①

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以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忘掉。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被驳倒，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谁要是稍微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研究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1887 年 1 月 10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462 页

蒲鲁东最初的试笔作品，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象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在蒲鲁东的这一著作中，风格方面还算强健的肌肉组织还占优势，——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可以看出，蒲鲁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性的勇气，用来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理性的机智的怪论，致命的批判，刻薄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特性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象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 年 1 月 24 日）。《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40—141 页

但是，蒲鲁东还力图赢得更大的胜利。他在写了许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小文章以后，终于在 1846 年出版了他那包括两大卷的《贫困的哲学》。在这部应使他名垂千古的著作中，蒲鲁东运用经过粗暴歪曲了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来论证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先验的魔法来论证一种自由工人联合的新社会主义体系。这个体系是如此之新颖，以致它在《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 Bazaars or Offices》[“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或交换所”] 的名称下，早在十年以前就在英国十个不同城市中破产过十次了。

这部冗长的、臃肿的伪科学著作，不仅对以往一切经济学家，而且对以往一切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极其粗暴的指责，它没有给轻率的法国人留下任何印象。这种叙述和论断的方式他们从来还没有见到过，它比蒲鲁东上一部著作中的那些可笑的奇谈怪论还要更不合他们的胃口。这类奇谈怪论在这本书

①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1809—1865 年），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刨始人之一。——编者注

中也颇不少（例如，蒲鲁东曾一本正经地宣布“他是耶和华的私人仇敌”），但是它们隐藏在伪辩证法的论断下面。法国人又宣称：《c’est un ouvrage remarquable》[“这是一部卓越的著作”]，并把它搁在一边。在德国，这部著作自然受到了较大的尊重。

马克思当时发表了一部既机智而又严正的著作来驳斥蒲鲁东（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 年布鲁塞尔和巴黎版）——这部著作按其思想方式和语言来说，要比蒲鲁东那部矫揉造作的荒唐东西千百倍地更带法国味。

至于蒲鲁东这两部著作中所包含的对现存社会关系的批评，那末，在读完这两本书之后，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种批评等于零。

至于谈到蒲鲁东关于社会改造的计划，那末，如前面所说的，它们只有一个优点，即它们早在许多年以前就在英国的无数次破产中光辉地表现了自己。

这就是革命前的蒲鲁东。

恩格斯：《蒲鲁东》（1848 年 1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669—670 页

在蒲鲁东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详细的信中把这本书的内容告诉了我，信中附带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不久以后，我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评（通过我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 年巴黎版），其形式的激烈竟使我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

为了评价他的两卷厚厚的著作，我不得不介绍您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驳他的著作。在那里，我顺便指出了，由于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主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①。

其次，我还指出，他对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是多么不够，有时甚至是幼稚的；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从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不从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引导出科学，我特别指出，蒲鲁东对整个问题的基础——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终是模糊、错误和不彻底的，他还错误地把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空想主义的解释看成一种新科学的基础。关于他的一般观点，我是用以下的话概述我的判断的：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而不是在

① “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见我的著作第 113 页）

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②）。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

（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上面这个判决尽管非常严厉，我现在仍然担保每个字都是正确的。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 年 1 月 14 日）。《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43—145 页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了。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必须改变范畴，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象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表现于其中各个力量时胜时败的现代运动。例如，在十八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没有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粹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历史罢了。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 年 12 月 28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29—330 页

总括起来说，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师傅的地位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谈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只要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足够了。无论就形式或实质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吗？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 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36 页

② 括弧中的这句话是马克思在本文中加上去的。——编者注

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各种现象间的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权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 年 5 月—1373 年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475 页

蒲鲁东和拉萨尔的差别只在于拉萨尔是一个真正的法学家和黑格尔主义者，而蒲鲁东在法学和哲学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却不过是一个涉猎者。

我知道得很清楚：以经常自相矛盾著称的蒲鲁东，有时在某些地方也发表一些意见，好象表明他很想根据事实来说明观念。但是，这些言论对他的思想的基本倾向说来是毫不足道的，何况这些言论即使偶尔出现也表现得极其混乱和自相矛盾。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 年 5 月—1873 年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538 页

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除各种弊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地，是使它“确立”，使它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允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病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

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他的理论把交换和商品生产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 年 10

—12 月）。《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17 页

无政府主义者的“始祖”蒲鲁东说：世界上存在着一成不变的正义，这种正义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因此蒲鲁东被称为形而上学者。马克思借助辩证方法和蒲鲁东作斗争，并证明说：既然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那末“正义”也一定要变化，因而“不变的正义”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呓语（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 1906 年 12 月—1907 年 1 月）。《斯大林全集》

第 1 卷第 280 页

他那本关于《政变》①的著作应当认为不仅是一部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然而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他在这里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他那篇反对波兰的最后的著作②也是一样，在这里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

① 指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

② 指蒲鲁东的《1815 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书》。蒲鲁东在本书中反对修改 1815 年维也纳会议关于波兰的决议，反对欧洲民主力量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俄国沙皇制度的压迫政策辩护。——编者注

人们常常拿蒲鲁东和卢梭相比。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更象尼·兰盖，不过兰盖的《民法论》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

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 年 1 月 24 日）。《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47 页

二月革命对蒲鲁东来说的确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正好在几星期前他还不容争辩地证明说，“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在六月起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说还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梯也尔先生在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向整个欧洲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问答的基础上。同梯也尔先生相比，蒲鲁东的确成了洪水泛滥前的庞然巨物了。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 年 1 月 24 日）。《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4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