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专横的君主都不得不服从社会经济条件,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根据蒲鲁东先生的意见,由于某些经济原因,金银经过构成价值的状态, 比一切其他产品就更具有成为货币的优越性。现在我们就来进一步考察这些经济原因。
这些经济原因是:“力求占居统治地位的明显趋向”、“在宗法时期” 已经取得的“显著的优势”以及同一事实的其他的转弯抹角说法;这种转弯
驱。——编者注
抹角的说法只能增加我们的困难,因为蒲鲁东先生在解释一个事实时添加了许多枝节,从而使需要说明的事实越来越多了。但是蒲鲁东先生还没有讲完他的所谓经济原因。下面就是那种至高无上和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原因之一: “经过君主的神圣化以后就产生了货币:君主们占有金银,并且在上面
打了自己的印章。”
因此,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君主的专横就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最高原因! 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
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究竟是君主占有了金银,盖上自己的印章使它们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呢,还是普遍的交换手段占有了君主,让他盖上印章并授与政治上的神圣?人们过去和现在给银币盖上的印记,并不表明它的价值,而是表明它的
重量。蒲鲁东先生所说的稳固性和确实性只和钱币的成色有关;这种成色表明一块银市中含有多少纯金属。
马克思:《哲学的贫因》(1847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21—122 页
首先,事实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如果君主要想伪造钱币,那末他就会遭到损失。他在最初发行中虽一度得到利益,但以后每当伪造的钱币以捐税等形式重新回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又要将这些利益失掉。但是非力浦和他的继承人多多少少防止了这种损失,因为他们把伪造的钱币一投入流通,马上就下令照原有成色普遍改铸钱币。
其次,如果菲力浦一世真象蒲鲁东先生那样推论,那末他的推论“从商业观点来说”就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菲力浦一世或者蒲鲁东先生只是根据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供求关系这一点,便以为金子的价值完全象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可以改变的,那末这只表明他们的商业才能很差。
如果菲力浦皇帝命令把一缪伊粮食叫做二缨伊粮食,那他就成了骗子。他就是欺骗了一切收租的人,一切收一百缪伊粮食的人;由于他的好意,这些人本来可以收一百缪伊粮食,现在只能收五十缪伊了。假定皇帝欠人一百缪伊粮食,那他现在只要还五十缪伊就行了。但是在贸易中,一百缪伊粮食一点也不会比从前五十缪伊有更多的价值。名称是改变了,事物却并没有变化。无论是供应的或是需求的粮食的数量,都不会仅仅由于名称的改变而有所增减。因此,尽管名称改变,只要供求关系不变,那末粮食的价格也不会有任何实际的变化。人们在谈到供求的时候,指的是物品的供求,而不是物品的名称。菲力浦一世并不象蒲鲁东所说的那样创造了金银,他只是创造了钱币的名称。你把法国的克什米尔呢充作亚洲的克什米尔呢也许会欺骗一两个购买者,但是一旦骗术被拆穿,那末你的所谓亚洲的克什米尔呢的价格就会回跌到法国克什米尔呢的价格。菲力浦一世在金银上盖印了假标记,这种伎俩只能在未被揭穿前骗一骗人。象别的老板一样,用冒牌商品欺骗顾客只能蒙混一时。他迟早一定会感到贸易规律的严峻。蒲鲁东先生想证明的是这一点吗?不,不是这一点。在他看来,使货币获得价值的不是贸易,而是君主。实际上他证明了什么呢?他证明贸易比君主更有权力。即使君主下命令使一马克今后成为两马克,但是贸易却总是告诉你:这两个新的马克只值从前一个马克。
但是这并没有把价值取决于劳动量这个问题推进一步。重新变成从前那一个马克的这两个马克的价值,究竟是由生产费用来确定还是由供求规律来确定?这个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22—12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