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有时可能使平庸可笑的人物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著的《政变》。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 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 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

① 斯加纳列尔，出自意大利民间假面喜剧的人物，一般是说大话的庸人和胆小鬼的典型。——编者注

② 杜尔卡马腊，出自意大利民间假面喜剧的人物，一般是滑头和骗子的典型。——编者注

造戌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1869 年 6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 1 卷第 598—599 页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但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平静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威严可畏的无产阶级， 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经常存在有暴力爆发的威胁，而这种爆发又不能提供任何彻底解决问题的希望，——这就是好象专为第三个王位僭望者（冒牌民主主义的王位僭望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形势。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各国的内部安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自下而上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自上而下进行革命的时期。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895 年 3

月 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98

—599 页

这个龌龊的人物对愈来愈使他成为必要人物的真正原因却糊里糊涂。他的党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完全是他的名字的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造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三）》（1851 年 1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528 页

得比勋爵在这次演说中很知趣地完全克制了爱讲俏皮话的习惯，从而使自己的论据具有严格的法律性质。可是，他不费什么力气就使自己的演说充满了极深刻的讽刺。实际上，身为英国世袭贵族首领的得比伯爵是在反驳边沁的得意门生、以前的博士、现在的爵士约翰·包令：他是在维护人道，驳斥那位选择人道为职业的人；他是在捍卫各国的真正利益，反对那位坚持外交礼节的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他诉诸《vox populi—voX dei》[“民声即天声”] 的公式，反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公式的拥护者，征服者的后裔宣扬和平，而和平协会的一个会员却鼓吹开炮！得比痛斥英国舰队的行动，说那是“卑鄙的行径”和“可耻的军事行动”，而包令却因为这种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怯懦的横暴行为而祝贺舰队的“辉煌成就，无比勇敢， 以及军事技巧和英勇气概的卓越结合”。得比伯爵越是好象不大意识到这些对比，这些对比的讽刺性就越是尖刻。他在一次历史的大讽刺中占了上风， 这次历史的大讽刺不是由个别人物的机智灵敏造成的，而是由客观情势的滑稽可笑造成的。在全部英国议会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次贵族对暴发户的精神上的胜利。

马克思：《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1857 年 2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

第 150—15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