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拉萨尔①

1849 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 1862 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但是这已经不是“宣言”中的大无畏的社会主义了；拉萨尔为工人阶级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由国家资助成立生产合作社，这是在 1848 年以前追随马拉斯特的“国民报”的那一派巴黎工人的纲领的翻版，因此也就是纯粹的共和派针对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而提出的纲领的翻版。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这是因为拉萨尔靠自己的天才、勤奋和无限充沛的精力，竟然把工人运动发动起来了，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部同这个运动有肯定的或否定的、友好的或敌对的联系。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1891 年 10 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88—289 页

让我们回忆一下德国的例子吧。拉萨尔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何在呢？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在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人的 诚意协助下）走上的那条进步派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道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就要进行与那种妄说什么轻视自发成分，什么过程策略，什么因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等的废话完全不同的工作。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就要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也正是由于多年来进行了这种斗争，柏林的工人（举例来说）才由进步党的支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堡垒之一。

列宁：《怎么办？》（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57 页

拉萨尔具有非凡的才能和渊博的学识，这是一个精力充沛而且简直是无限灵活[Versatilitat] 的人：他可以说生来就是为了在一切场合扮演政治角色。但是，他既不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倡导者，也不是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他的著作的全部内容都是抄袭来的，而且在抄袭时还作了歪曲；他有一个先驱者，一个在智力上远远超过他的人，他一面把这个人的著作庸俗化， 同时却对这个人的存在只字不提，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卡尔·马克思。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69 年 7 月 28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408 页

拉萨尔的整个伟大名声是由于多年来马克思容忍他把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成果据为己有并用来装扮自己，而且他由于缺乏经济学素养，还歪曲了这些成果，如果这些人不了解这一点，那并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我是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我有一定的义务。

拉萨尔属于历史已有二十六年了。如果他在非常法①时期没有受到历史的

① 拉萨尔，斐迪南（1825—1864 年），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律师。六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他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土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派别。——编者注

① 指俾斯麦政府的反社会党人法，——编者注

批判，那末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进行这种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同马克思相比究竟应占什么地位的时候了。要知道，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绝不能成为党的信念的象征。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得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的律师面孔：在手法上还是那样无耻，还是那样极力把一些面目不清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并把他们当做单纯的工具加以使用，然后一脚踢开。1862 年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刚才看了他写给马克思的那些信），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然改变了方针并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还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性格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如果他不是侥幸恰在那时被打死，那就一定会在实际上背叛运动。在拉萨尔的鼓动小册子中，从马克思那里搬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由于马克思的评价而感到自己受到挫伤的那一部分工人，只是从拉萨尔两年的鼓动工作来了解拉萨尔，而且还是通过玫瑰色眼镜来看他的鼓动的。但是在这种偏见面前，历史的批判是不能永远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的。我的责任就是最终一劳永逸地揭示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这已经做了，我暂时可以因此而感到满足。况且我现在正忙于别的事情。而已经发表的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无情判断，自然会产生应有的影响并赋予别人以勇气。但是，假若情况迫使我非讲话不可，我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只有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了。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1 年 2 月 23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88—489 页

首先，关于拉萨尔的联合会①，它是在一个反动时期成立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他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太深了。他把一个小小的出发点——他同舒尔采-德里奇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②的对立——当做自己的鼓动的中心点：以国家帮助反对自助。这样，他不过是重新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 1843 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谁也不会糊涂到认为这个口号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拉萨尔只能以这个口号（似乎！）可以直接实现为理由来替这个口号辩护。为了这个目的，他不得不断言这个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实现。因此，这种“国家”就变成了普鲁士国家。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他把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同毕舍的国家对协作社的帮助结合起来。他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条件是不同的。他忽略了没落帝国①在法国普选权问题上的教训。其次，就象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

① 指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

② 舒尔采-德里奇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进步党首领立一，他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办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鼓吹劳资合作，引诱工人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编者注

① 指法兰西第二帝国。——编者注

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实际上，任何宗派都有宗教的性质。再次， 正因为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工人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他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

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1868 年 10 月 13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70—371 页

拉萨尔和拉萨尔派认为走无产阶级的和民主的道路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们就实行了动摇的政策，迁就俾斯麦的容克地主领导权。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使工人政党倾向于波拿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

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1913 年 8 月 8 日）。

《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292—293 页

至于拉萨尔向俾斯麦献媚，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布林德引证的话，拉萨尔确实在杜塞尔多夫的辩护词中说过，甚至还让刊登出来，因此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拉萨尔尽管有各种优点，他却具有犹太人那种看重瞬息间的成就的特点；因此他不能不对路易·波拿巴深感尊敬，不能不象他所做的那样露骨地说出波拿巴主义的原则。对于那些比较了解他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唯一的事实。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对这件事感到多么不愉快，就象猪仔布林德感到这是十分求之不得的事一样。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在拉萨尔活着的时候就不希望同他的整个鼓动有什么共同之处，况且我们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是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因而应当弄清楚，他的鼓动只是一时的冲动，还是在它背后隐藏着什么实在的东西。

恩格斯：《致约·魏德迈（1864 年 11 月 24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429—430 页

拉萨尔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他是米凯尔先生式的“现实政治家”， 只是派头更大、目标更高罢了！（顺便说说，我早已看透了米凯尔，因此我认为，他的出场，是由于民族联盟对一个小小的汉诺威律师来说是可以在德国、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扬名的良好手段，这样提高了自己的“现实性”， 反过来又会使他在汉诺威城内得到公认，并在“普鲁士的”保护下扮演“汉诺威的”米拉波。）正如米凯尔和他现在的朋友们抓住了普鲁士摄政王所宣布的“新纪元”，以便加入民族联盟并依附于“普鲁士的领导地位”一样， 正如他们通常在普鲁士的保护下发展自己的“公民自豪感”一样，拉萨尔想在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的面前扮演无产阶级的波扎侯爵①，而让俾斯麦扮演他和普鲁士王权之间的撮合者。他只是仿效民族联盟中的先生们而已。不过，那些人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利益而引起了普鲁士的“反动”，而他则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同俾斯麦握手言欢。那些先生们这样做要比拉萨尔更有根据，因为资产者习惯于把眼前的利益看做“现实”，而且这个阶级实际上

① 波扎侯爵和非力浦二世是席勒的《唐·卡洛斯》一剧中的人物，“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暗指威廉一世。——编者注

甚至到处都和封建主义妥协，可是工人阶级按本性来说应当是真正“革命的”。

对拉萨尔这样一个装腔作势、爱好虚荣的人物来说（但是，他不是用市长等官职这样的小恩小惠可以收买的），一个想法非常使他神往：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直接功勋的是斐迪南·拉萨尔！他对这种功勋的现实的经济条件的确大无知，甚至不能批判地对待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曾经使德国资产者容忍了 1849—1859 年的反动并对愚民措施采取旁观态度的那个卑鄙的“现实政策”，德国工人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 年 2 月 23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53—35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