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活动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

人们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个人活动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环境决定人的活动

这种观点①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 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桌》第 1 卷第 43 页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已的雾月十八日》（1851 年 12 月—1852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第 603 页

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的天真幼稚的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主观主义被把社会过程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代替了，没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无所谓社会科学。司徒卢威先生很正确地指出：“忽视社会学中的个人，或者确切些说，从社会学中把个人一笔勾销，实质上是追求科学认识的个别场合”（33 页），“个体”不仅存在于精神世界中，而且存在于物质世界中。全部问题在于：“个体”受某些一般规律支配，这就物质世界来说早已肯定，而就社会方面来说则只是由马克思的理论确定下来的。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 年末—1895 年初）。《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388—389 页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十一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十八世纪。推其因果，我们应当说，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

① 指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者注

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十一世纪或者十八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十一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十八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 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08—109、113 页

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夭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

诸如此类的说法，甚至在最老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年 9—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67 页

在庸俗习气的影响下，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确实荒唐的幻想：只要温顺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是毫不足怪的。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民事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闭关自守，在同警察和官僚进行斗争时总要遇到的小小的但是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这一切都把人弄得筋疲力竭，而不是激发人起来反抗；这样，在这个“大幼儿园”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 年 1 月 25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26 页

但是，这里应当注意两种情况。第一，当费尔巴哈在世时，自然科学也还是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十五年才达到了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善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这种接连而来的发现的混乱状态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条理化。虽然这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的转化和以达尔文

命名的进化论，费尔巴哈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充分研究科学，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就是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当时有一部分人还对这些发现持有异议，有一部分人还不懂得充分利用这些发现。这里唯一可以非难的，是德国的可怜的状况，由于这种状况，当时哲学讲席全被那些故弄玄虚的、折衷主义的、打小算盘的人所占据，而比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

第二，费尔巴哈说，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 “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不是大厦本身”，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

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个任务费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悦：

“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 1840 年或 1844 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和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得出自己的思想。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 年初）。《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6—227 页

总之，我们不要忘记，圣西门只是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中，才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他以前写的所有著作，事实上只是歌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社会，只是歌颂产业家和银行家，反对拿破仑时代的元帅和法律制造者。把这些著作和同时代的欧文的著作比较一下，就会知道它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别！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1894 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 25 卷第 684 页

但是一个最有才干的统帅，如果环境对他不利，他就不能达到你所说的那种目的。当然，在理论上并不排斥这样一点，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逐渐地、一步步地走向你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解释叫作社会主义的目的。但这种“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意味着稍微抑制一下个别最不受抑制的资本主义利润的代表者，稍微加强一下国民经济的调节原则。所有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只要罗斯福或现代资产阶级世界的任何其他首领，采取任何认真的办法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那末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完全失败。要知道银行不在罗斯福手中，工业不在他手中，大企业、大田庄不在他手中。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私有财产。无论是铁路也好，商船也好，都掌握在私有主手中。最后，大批熟练劳动的队伍、工程师和技师，

他们也都不在罗斯福手中，而是在私有主手中，他们都是为私有主工作。不可忘记国家在资产阶级世界中的职能。这是一个组织国防、维持“秩序”、征收捐税的机关。真正的经济是很少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系的，它并不在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相反地，国家是掌握在资本主义经济手中。因此，不管罗斯福有多大的精力和能力，我担心他不会达到你所说的目的，要是他真有这个目的的话。也许，经过几代以后，可以稍微接近于这个目的，但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很少有可能的。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1934 年 7 月 23 日）。《斯大林文选》第 3—4 页

李嘉图的错误，一般说来，是由于他在这里不加批判地对待亚·斯密而产生的，而他的功绩则在于更确切他说明了资本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这种转移，或者不如说，更确切他说明了这种转移的方式本身。但是，他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信用制度在他那个时代比在斯密时代更加发达罢了。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1861 年 8

月—1863 年 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Ⅱ第 233 页

至于另一个拉布里奥拉①，这个您认为出言不逊的人，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也许有某种存在的权利，因为那里的社会主义政党也象其他一切政党一样，遭到一种蝗虫、即巴枯宁引以自豪的“脱离阶级的资产阶级青年”的侵入。结果，文坛上一味追求轰动的华而不实作风以及必然由此带来的在新闻界占优势的徇私习气大为盛行。这种事态一点也不能归罪于您，但是您和所有的人一样，也受着这种环境的影响。

恩格斯：《致菲力浦·屠拉梯（1895 年 6 月 28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468 页

桑乔以为，拉斐尔的绘画跟罗马当时的分工无关。如果桑乔把拉斐尔同列奥纳多·达。芬奇和提戚安诺比较一下，他就会发现，拉斐尔的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同当时在佛罗伦萨影响下形成的罗马繁荣有关，而列奥纳多的作品则受到佛罗伦萨的环境的影响很深，提戚安诺的作品则受到全然不同的威尼斯的发展情况的影响很深。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象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 1846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45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