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对若干历史人物的评论

论斯巴达克①

他②笔下的斯巴达克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不象加里波第），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的代表。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 年 2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159 页

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呢？我们知道，大多数战争是为了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这叫做王朝战争。但有时战争也是为了被压迫者的利益进行的。斯巴达克掀起的战争就是为了保卫被奴役的阶级。在直到今天还存在的殖民压迫的时代，在奴隶制时代等等，也有过这种战争。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是不能谴责的。

列宁：《在工业博物馆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8 年 8 月 23 日），《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61 页

全部历史充满了被压迫阶级不断企图推翻压迫的事实。在奴隶制历史上有过长达几十年的奴隶解放战争。顺便说说，现在德国共产党人，即德国唯一真正反对资本主义桎梏的政党，取名为“斯巴达克派”，就是因为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在许多年间， 完全建立在奴隶制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最后， 这些奴隶有的惨遭屠杀，有的被俘虏，遭受奴隶主的酷刑。这种国内战争贯串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奴隶占有制时代发生的最大一次国内战争。

列宁：《论国家》（1919 年 7 月 11 日）。《列宁

选集》第 4 卷第 50—51 页

① 斯巴达克（？一公元前 71 年），古罗马最大一次奴隶起义的领袖。公元前 73 年斯巴达克与被十名奴隶

一起逃亡，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队伍迅速扩大，不久就占领了南意大利，公元前 71 年，斯巴达克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编者注

② 指阿庇安，古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编者注

论路德① 、闵采尔②

近日来，我有一个想法，写一部关于路德的作品——以其活动和著作为 依据，——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无论是揭露新教的神话，还是揭露扬森（他目前在德国享有盛名）领导的天主教反对新教的那种狭隘的斗争，都是非常适时的；同时，从我们的观点说明宗教改革运动是一个何等的资产阶级运动，也确实是必要的。其次，一方面把卡尔施塔特、再洗礼派和农民故争之前的路德和这一切之后的路德专门作一比较，另一方面把 1848 年以前和以后的资产阶级专门作一比较，详尽地探索路德的这个转变是怎样逐渐发生的，这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可以做到的，甚至无须过多地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而你的《托马斯·莫尔》刚好为此做了准备，此外，斯图加特拥有再好不过的、最丰富的新教方面的图书，可供你使用。

恩格斯：《致考茨基（1892 年 2 月 1 日）》。《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第 260—261 页

德国还在宗教改革时代就曾有人主张实行社会改革。在路德开始鼓吹教会改革、鼓动人民起来反对教会权力以后不久，德国南部和中部的农民就掀起了反对他们的世俗统治者的总起义。路德经常说，他的目的是在学说上和做法上都要恢复基督教的本来面目；农民也希望这样，因此，他们要求不仅在教会生活中，而且在社会生活中，都要恢复基督教的最初做法。他们认为， 他们所处的受压迫受奴役的境遇是和圣经学说不相容的，他们天天受着一帮傲慢的男爵和伯爵的压迫和搜刮，这些人把他们当做牲畜看待；连一项保护他们的法律也没有，即使有，也没有人去贯彻执行，这种情况和最早的基督徒的公社原则以及圣经上阐述的基督学说，是截然对立的。因此农民就起来进行反对他们的老爷们的战争，这种战争只能是殊死的战争。他们公认的领袖托马斯·闭采尔传教士发表了一项宣言，其中自然充满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宗教和迷信的谬论，可是，除此之外，也还包括了这样一些原则：按照圣经，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权利私自占有任何财产；只有财产共有才适合于基督徒的社会；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对其他基督徒不得施以任何权力和暴力， 不得担任任何政府职务或享有世袭权力；相反地，既然一切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那未在人间也应该是平等的。这些原则只是从圣经和路德本人的著作中得出来的逻辑上的推论；而路德这位改革家并没有打算象人民那样走得那么远；尽管他在反对教会权力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但是他并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政治偏见和社会偏见；他还象信奉圣经那样，坚信诸侯地主那种践踏人民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此外，由于他需要贵族和信仰新教的诸侯们的庇护，所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抨击起义者；这本小册子不仅割断了他同起义者的一切联系，而且还煽动贵族象对付那些反对神律的叛乱者

① 路德（1483—1546 年），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资产阶级的前身—

—市民等级的思想家。路德号召用暴力反对教会权力。但在农民战争爆发后，他却投靠反动势力，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成了可耻的叛徒。——编者注

② 闵采尔（约 1490—1525 年），德国农民战争的著名领袖。曾担任过乡村牧师，1520 年起从事革命宣传活动。他主张废除封建制度，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财产的完全平等的社会，1525 年闵采尔组织了农民起义，后在战斗中负伤被俘，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编者注

那样，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他们。他喊道：“象杀狗那样杀他们！”整本书对人民充满了仇恨，而且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就使它永远成为路德这个名字的一个污点。由此可见，他在开始自己一生活动的时候是人民的一分子， 但后来却完全投靠人民的压迫者，为他们服务了。经过一场浴血的国内战争以后，起义被镇压下去，农民又回到了原来的奴隶地位。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 年 10 月 23 日和 11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第 584—585 页

路德的健壮的农民本性曾使他在活动的最初阶段中以最激烈的口吻大声疾呼：

“如果他们（罗马僧侣）还要继续妄逞狂暴的话，我以为除了国王和诸侯采用暴力，武装自己，付伐这些流毒于全世界的恶汉，并且不用语言而用武器去制止他们的罪行而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药方去对付他们了。我们既 用刀剑惩治盗贼，绞索惩治杀人者，烈火惩治异教，为什么我们不运用百般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 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呢？”

但是早期的这种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没有维持多久。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之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一方面农民和平民把他的反对僧侣的号召和关于基督教的自由的说教看成起义的信号，另一方面较温和的市民和一大部分低级贵族参加了他的运动，甚至诸侯们也被卷人了这个潮流。农民和平民相信和他们的一切压迫者算账的日子来到了。市民、贵族和诸侯只想打破僧侣的权力，打破罗马的羁绊，打破天主教等级制度，并没收教产而从中渔利。各种派别形成起来了，并各自找到自己的代表人物。路德不得不在各派中有所抉择，他怎样抉择的呢？这位托庇于萨克森选帝侯保护之下的维登堡名教授，这位一鸣惊人声势煊赫而被一团趋炎附势之徒簇拥着的伟大人物毫不踌躇地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剿灭罗马的号召销声匿迹了。路德的调子改成和平发展与消极抵抗了

（见 1520 年的《致德意志民族的贵族书》等文件）。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 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406—407 页

路德因为翻译了圣经，于是就给了平民运动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路德在圣经译本中使得公元最初几世纪的纯朴基督教和当时已经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一个不知层次重迭的、人为的封建教阶制度为何物的社会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们利用这个武器来从各方面反对诸侯，贵族，僧侣。于是路德把这个武器掉转过来反对农民，他从圣经中拼凑出真正的赞美诗来歌颂那些由上帝委派的官方，这是敌食专制君主残盏的臣仆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神授君权，忍耐服从，·甚至农奴制度都由圣经认可了。不仅农民起义，就是路德本人对僧侣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全部反抗活动都在圣经里被否定了；这样，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 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 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弟 410 页

可以看出，两个党派首脑人物的性格和行径都恰恰反映出各自党派的态度。路德动摇不定，当运动日益严重时反而害怕，终至投效诸侯。这一切和市民阶级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完全符合；而闵采尔革命的气魄与果断则在平民和农民的最先进的一派中完全再现出来。所不同者：路德只求道出本阶级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愿望就已满足，因而轻易地在本阶级内拥有了十分广大的群众基础；而闵采尔却远远超出于民和农民的当时直接的想法和要求，并且建立一个只由当时革命队伍中最精锐分子组成的党，这个党既要站在他的理想这样高的水平之上，又要求有他那样的魄力，那末这个党只可能包罗当时暴动群众中极小的少数。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 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419 页

聚集在市民阶级温和 派路德宗教改革旗帜下的是反对派中的有产分子，大量低级贵族，市民阶级，甚至有一部分希望没收僧侣产业以肥己并欲乘机脱离帝国羁绊而扩大独立地位的世俗诸侯。至于农民和平民则团结在革命派中，其要求与理论都由闵采尔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 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405—406 页

梦想千年王国快要来临的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在近代史开始的时期，在三百五十年前，托马斯·闵采尔已经向全世界宣布过这一点。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一 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96—197 页

这种蛮于的、但是很可以从平民集团的生活状况得到解释的对于以后的历史的预见，最初是出现在德意志，出现在托马斯·闵来尔及其党人里。诚然在塔波尔派里已经存在过一种锡利亚式的财产公有制，但只是作为纯粹军事措施而存在的。直到闵采尔才把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用来表达一个现实的社会集团的要求，直到闵采尔才以一定的明确性把它表达出来；自闵采尔以后，在每一次的民众大骚乱中都出现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直到它渐渐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这种情形，正如中世纪自由农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日益加紧束缚的斗争与农奴和依附农为完全打破封建统治而作的斗争合流一样。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 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405 页

近代哲学曾经在一段时期里不得不掩藏在基督教词令外衣之下，闵采尔宣说上述这些教义也同样是大半掩藏在这些基督教词今之下来进行的。但他那极端异教的基本思想到处都从他的著作里透露出来。可以看出，这件圣经外农在闵采尔这里远不如在近代某些黑格尔门徒那里那么重要。然而在闵采尔和近代哲学之间却隔着三百年之久。

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点紧密相连的；他的政治理论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就如同他的神学远远超出了当时通行的看法一样。正如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甚至在二月革命前夕，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拥有的理论武库还不如十六世纪“闵采尔派”的武库那么丰富，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千载太平之国；建立天国的途径是恢复教会的本来面目并废除与这种似乎是原始基督教会而实际上是崭新的教会相冲突的一切制度。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所有当时政权，只要是不依附和不加入革命的，都应推翻，一切工作一切财产都要共同分配，最完全的平等必须实行。为了不仅在整个德意志，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贯彻这一切，须建立一个同盟。诸侯和贵族都须邀来参加；如果他们拒绝，同盟就须在最初的时机用武器去推翻或消灭他们。

闵采尔随即着手组织这个同盟。他的说教越来越带上更激烈、更革命的性质；除了攻击僧侣而外，他还以同样的慷慨激昂情绪来猛轰诸侯，贵族， 城市贵族。他以火辣的笔调刻画出当时的压迫并把他想象中的社会共和平等的千载太平之国和当时的压迫对照起来。同时他写的革命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发表出去；他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而自己留在阿尔斯特德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组织同盟的工作。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 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413—414 页

闵采尔的理想越来越明朗化，也越来越果敢，于是他就坚决地和市民阶级宗教改革分道扬镳，从此之后他就同时是直接以政治鼓动家的姿态出现了。

他的神学哲学理论不仅攻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且也一般地攻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他在基督教外形之下传布一种泛神论，他的泛神论和近代推理思考方法相当接近，个别地方甚至着了无神论的边际。他既否认圣经是唯一的启示，也否认圣经是无误的启示。照他看来，真正的、生动活泼的启示应是理性。理性是已经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之中，而且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启示。把圣经同理性对立起来，这就是以文字毁灭精神。因为圣经所宣说的圣灵并非吾人身外之物；圣灵根本就是理性。信仰不是别的， 只不过是理性在人身中活跃的表现，因此非基督徒一样可以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通过生动活泼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天堂。因此天堂非在彼岸，天堂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现世上建立起来。既无所谓来世的天堂，当然亦无所谓来世的地狱或万劫不复的地狱。当然也就除凡人的邪欲邪念而外无所谓魔鬼。基督也曾和我们一样地是人，他只是先知和师表。他的圣餐其实只是简单的回省宴会，在宴会上大家享用的饼和酒部不必加上任何神秘的杜撰。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 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412—413 页

论拉辛① 、普加乔夫②

资本的权力离开暴力和凌辱就无法维持，而这种暴力和凌辱即使在过去也引起了起义。这个纪念碑就是纪念一位起义农民的代表人物③的。他为了争取自由，就在这个台上献出了头颅。俄国的革命者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牺牲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优秀人物，是争取自由的战士， 但他们争取的不是资本所需要的自由，不是经营银行、私人工厂和进行投机的自由。打倒这种自由，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自由，⋯⋯

列宁：《在斯杰潘·拉辛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9 年 5 月 2 日）。《列宁全集》第 29 卷

第 296 页

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人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的场合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叶梅连·普加乔夫冒充是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说什么他未被妻子杀害，而只是被废黜和关进牢狱，但是他逃出来了。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Bog vysok， Car daljok，即上帝高，沙皇远——这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叹声。至于农民大众——特别是从赎买徭役以来——所处的地位，日益迫使他们去同政府和沙皇作斗争，这足确实无疑的事实：⋯⋯

思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 年 5 月—1875 年4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627 页

路德维希：⋯⋯你对斯杰潘·拉辛这个人物是否感到兴趣？你对他，对这个“有思想的强盗”抱什么态度？

斯大林：我们布尔什维克对鲍洛特尼柯夫、拉辛、普加乔夫以及其他这 样的历史人物向来是感到兴趣的，我们认为这些人的发动是被压迫阶级自发暴动的反映，是农民反对封建压迫的自发起义的反映。对我们说来，研究这种农民起义的最初尝试的历史总是有兴趣的。但是这里当然不能拿他们和布尔什维克做任何比拟。个别的农民起义，即使不象斯杰潘·拉辛的起义那样带有“强盗性”和无组织性，也不能得到任何重大的结果。农民起义只有在和工人起义结合起来并由工人领导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只有以工人阶级为首的联合起义，才能达到目的。

除此以外，在说到拉辛和普加乔大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要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口号。

由此可见，拿他们和布尔什维克相比拟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

（1931 年 12 月 13 日）。《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

第 99—100 页

① 斯杰潘·拉辛，俄国十七世纪农民起义领袖，——编者注

② 普加乔大，叶梅连·伊万诺维奇（1742 年左右一 1775 年），十八世纪俄国农民 起义领袖。——编者注

③ 指斯杰潘·拉辛。——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