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枯宁①

巴枯宁有他自己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由共产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某种混合物构成的；他想把这两种理论合而为一，这说明他对政治经济学完全无知。另外，他从蒲鲁东那里借用了关于无政府主义是社会最终状态的词句，同时他反对工人阶级的任何政治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似乎就是承认现存的政治状况，此外还因为一切政治行动，按照他的意见，都是“权威的”。至于他希望怎样消灭现存的政治压迫和资本的暴虐，他打算如何不用“权威的行动” 来实现自己最喜爱的关于废除继承权的思想，他没有说明。在被武力镇压的1870 年 9 月里昂起义期间，巴枯宁在市政厅下令废除国家，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对付国民自卫军中的一切资产者，后者便非常从容地开进市政厅，赶走了巴枯宁，不到一小时的工夫就恢复了国家。不管怎样，已枯宁在自己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宗派，参加这个宗派的有一小部分法国和瑞士的工人，有许多我们在西班牙的人，有在意大利的某些人，⋯⋯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1871 年 7 月 1—3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241 页

巴枯宁一直到 1868 年都是阴谋反对国际的，他在伯尔尼和平代表大会上遭到惨败之后，加入了国际，并且立刻就开始在国际内部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兽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区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但是，在巴枯宁看来，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原则的。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都站到自己方面来了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叫做社会清算。

这一切听起来都异常激进，而且简单得五分钟就能背熟，因此，巴枯宁的这套理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快就受到了青年律师、医生以及其他空论家们的欢迎。但是，工人群众决不会让人叫自己相信：他们国内的公共的事情并不同时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按本性来说是有政治头脑的；任何要他们放弃政治的人都终究会被他们所唾弃。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

① 巴枯宁（1814—1876 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年进行阴谋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 年）上被开除出国际。——编者注

根据巴枯宁的意见，既然国际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而是为了在进行社会清算时能够立即代替旧的国家组织，所以国际应当尽可能地接近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首先是不存在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没有一个做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对少数的权威也将终止。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

所以，国际也应当照这个样子来建立。每一个支部都是自治的，每一个支部中的每一个人也是自治的。巴塞尔决议真该死，它竟投予总委员会以一种危险的和可以败坏它自己的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自愿授予的，它也必须终止，就是因为它是权威！

整个骗局的主要点扼要说来就是如此，但是究竟谁是巴塞尔决议的首倡者呢？正是巴枯宁先生自己及其同伙！

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 年 1 月 24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00—401 页

巴枯宁加入国际总共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他是一个新会员。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1868 年 9 月）上（他是这个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巴枯宁扮演了一个他最喜爱的江湖骗子的角色；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目的是以夸张的激进主义激起资产阶级蠢货们的恐惧。由于这个缘故，当他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时，他吵吵嚷嚷地退出了同盟，并煞有介事地在欧洲报刊上宣布了这一巨大事件。他几乎同维克多·雨果一样是一个吹牛专家，用海涅的话来说，雨果不仅仅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雨果主义者。

于是巴枯宁加入了我们的协会，加入了协会的日内瓦罗曼语区分部。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策划阴谋。他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纲领无非是巴枯宁向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决议案。这个团体是作为一个宗派创立起来的，其主要中心在日年瓦，它是一个有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国际组织，它既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联合组织而存在，同时又是我们的国际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总之，我们的协会由于这个钻进来的秘密团体而势必会逐渐变成俄国人巴枯宁的工具。建立这个新团体的借口是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的专门目的——“进行理论宣传”。如果考虑到巴枯宁及其信徒在理论上的极端无知，会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巴枯宁的纲领就是“理论”。它实际上包含三点：

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废除继承权，这是圣西门派的旧废物，骗子手和无知之徒巴枯宁充当了这种废物的责任出版者。十分明显，如果有可能通过全民投票在一天之内完成社会革命，那么地产和资本马上会被废除，因而也就根本没有必要研究继承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设想有这种可能性是荒谬的），那末宣布废除继承权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动派周围。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未，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种理论完全是以陈旧的唯心主义观

点为依据的，这种观点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至于巴枯宁，他只是想炮制他自己的纲领。如此而已。这是一个极罕见的纲领。

“各阶级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不可容忍的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
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它的任务只是在工联中组织起来。而工联借助于国际总有一天会取代所有现存国家的地位。你看，他把我的学说变成了什么样的讽刺画！既然把现存的国家改造成协作社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末我们就应当允许政府，即统治阶级的这些庞大的工联做它们认为应当做的一切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同他们打交道，那就是说我们承认它们。原来如此！旧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应当研究工资问题，因为你们想消灭雇佣劳动，而为着提高工资水平去同资本家作斗争就意味着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这头蠢驴甚至不了解，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

先知巴枯宁，这个没有可兰经的先知的全部理论知识就是这样。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 年 4 月 19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83—385 页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 年 9 月）以后不久，和平同盟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一次巴枯宁以挑拨者的姿态出现，而且——我顺便提一下——是用乐观主义的俄国佬通常为了掩饰自己的野蛮而向西方文明进攻时所用的那种口吻来痛斥西欧资产阶级。他提出一系列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用意是要使资产阶级的傻瓜们感到恐怖，而且使巴枯宁先生能够大叫大嚷地退出和平同盟并加入国际。只要说说以下情况就够了：他向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包含着象“阶级平等”、“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这样一些谬论，以及与此类似的无稽之谈和一大堆唬人的胡言乱语，总而言之，是一个仅仅为着追求短暂功效的庸俗的即兴作品。巴枯宁在巴黎的朋友（一个俄国人在那里参加《实证论者评论》的出版工作）和在伦敦的朋友象宣布一个事变那样向全世界宣布巴枯宁退出和平同盟，并且宣称他的滑稽可笑的纲领——这个由陈腐的老生常谈拼凑起来的杂拌——是某种非常惊人的和独出心裁的东西。

就在那时候，巴枯宁加入了国际的罗曼语区分部（在日内瓦）。他费了几年的时间才下定决心走这一步。但是不消几天工夫，巴枯宁先生就决定要完成国际中的变革并把它变为自己的工具。

巴枯宁背着伦敦总委员会——它在看起来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才得到通知——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纲领就是他曾经向和平同盟的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个纲领。因此，这个团体一开始就自称是宣传巴枯宁特有的深奥哲理的“宣传团体”，而巴枯宁本人，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在这里突然以一个宗派的奠基者的姿态出现。但是，这个“同盟”的理论纲领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把戏。问题的实质在于它的实际组织，也就是说，这个团体应当是一个在日内瓦设有中央委员会的，即受巴枯宁亲自领导的国际性的团体。但同时它又是国际工人协会的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它的分部应当有代表出席国际的“应届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另一方面，此外还同时举行自己的代表大会，单独地开会，等等。

马克思：《机密通知》（1870 年 3 月 28 日左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03—304 页

1868 年底俄国人巴枯宁参加了国际，目的是要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第二个国际。他这个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妄图在这个特殊组织中代表国际进行科学的宣传，并把这种宣传变成国际内部的这个第二个国际的专职。

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阶级平等（！），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圣西门主义者的胡说），以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等等，而以放弃政治运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

这种童话在工人运动的现实条件还不大发展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曾经受到欢迎（现在也还受到一定的支持），在瑞士罗曼语区和比利时的一些爱好虚荣的、沽名钓誉的空论家中间也受到欢迎。

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于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马克思：《致费·波尔特（1871 年 11 月 23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弟 4 卷第 395—396 页

论杜林①

⋯⋯我现在能够理解杜林先生的评论中的那种异常困窘的语调了。一般说来，这是一个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他做了一件具有两重性的事情。首先，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约五百页），和一本新《自然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②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是由于憎恨罗雪尔等等才来评论我的书的。此外，他在进行欺骗，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于无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至于说到李嘉图，那末使杜林先生感到伤心的，正是在我的论述中没有凯里以及他以前的成百人曾用来反对李嘉图的那些弱点。因此，他恶意地企图把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到我身上。但是，我不在乎这些。我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我的书的第一个专家⋯⋯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 年 3 月 6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65—366 页

“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所要买来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在科学上认为也要遵守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的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东西，而这被冒充是唯一严格的科学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

恩格斯：《<反杜林论>三版序言》（1878 年 6 月11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6—47 页

总而言之，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现实哲学归根到底正是“德国的所谓启蒙学说的最稀薄的清汤”，它的稀薄和一眼就能看透的平淡无奇只是由于搅拌了神谕式的只言片语，才变得稠厚和混浊起来。当我们读完全书①的时候，我们懂得的东西还是和以前的完全一样，而且不得不承认，“新的思维方式”、 “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和“创造体系的思想”的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新的无稽之谈，可是没有一行字能够使我们学到一些东西。这个人用吹号打鼓来吹嘘自己的手艺和商品，不亚于最鄙俗的市场叫卖者，而在他的那些

① 杜林（1833—1921 年），曾任柏林大学讲师。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仕会主义的代表之一。——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① 杜林的《哲学教程》。——编者注

大字眼后面却是空空如也，一无所有——这个人竟敢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的人叫做江湖骗子，他们当中最渺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来也还是巨人。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84—185 页

我们分析了杜林的政治经济学的“自造的体系”，最终得到些什么结果呢？只有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切豪言壮语和更加伟大的诺言之后，我们也象在“哲学”上一样受了骗。在价值论——“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

——上所得出的事实是：杜林先生把价值理解为五种完全不同的、彼此直接矛盾的东西，所以最多也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此大吹大擂地来宣告的“一切经济的自然规律”，全都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往往甚至是理解得不正确的、最坏的一种老生常谈。自造的体系对于经济事实的唯一解释，是说这些事实是“暴力”的结果，这是几千年来一切国家的庸人在遭遇到一切不幸时聊以自慰的词句，在读了这些以后，我们丝毫没有比未读以前多知道一些。杜林先生不去考察这种暴力的起源和作用，而只叫我们感恩戴德地安于“暴力”这个宁眼，把它当作一切经济现象的终极原因和最后说明。他被迫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他最先把这一剥削一般他说成是以课税和加价为基础，在这里他完全窃取了蒲鲁东的“预征论”

（prelevement），以便以后用马克思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来具体地解释这种剥削。这样，他一口气就把二者都抄袭下来，结果幸运地把两个完全矛盾的观念调和了起来。他在哲学上总觉得对黑格尔骂得不够痛快，但同时又不断剽窃黑格尔的思想并且使之庸俗化，同样，在《批判史》上对马克思的无限毁谤，也只是为了遮掩这一事实：在《教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的一切稍微合理的东西，同样是对马克思的庸俗化了的剽窃。在

《教程》中，把“大土地所有者”放在文明民族的历史的开端，而对于真正是全部历史出发点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则一无所知，——这种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无知，差不多更被《批判史》上以“历史眼光的普遍远大”而自诩的无知所超越，关于这种无知，我们在上面只举出几个惊人的例子。一句话：在开始的时候，由于自我吹嘘、大吹人擂、许下一个胜似一个的诺言而付出巨大的“耗费”，而“成果”却——等于零。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95—296 页

杜林先生登上舞台，要从他的至高无上的头脑中，从他的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思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标准”体系，而不根据现有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材料，作为这些材料的必然结果来阐述这个体系，那末，到处去嗅模仿者的杜林先生本人只不过是空想主义者的模仿者，最新的空想主义者。他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称为“社会炼金术上”。就算是这样吧，炼金术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但是从那时以来，大工业已经把潜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发展为强烈的对立，以致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说是可以用手触摸到了；只有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

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本身才能保存和往前发展；由以往的生产方式所造成并在日益尖锐的对立中不断再生产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遍于一切文明国家并且日益剧烈；而且人们也已经了解这种历史的联系，了解由于这种联系而成为必然的社会改造的条件，了解同样由这种联系所决定的这种改造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杜林先生现在不是从现有的经济材料而是从自己的至高无上的脑袋中制造出一种新的空想的社会制度，那末，他就不仅仅是在从事简单的“社会炼金术”了。他的行为倒象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在现代化学的规律被发现和确立以后，还想恢复旧的炼金术，并且所以要利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价、结晶学、光谱分析，唯一的是为了要发现——哲人之石。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06—307 页

让我们同我们这个肯定常常是枯燥无味的和令人气闷的题目和和气气地、高高兴兴地告别吧，在我们不得不讨论各个争论之点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总是和客观的无可置疑的事实相联系的；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常常不免是尖锐的、甚至无情的。现在，当我们谈完哲学、经济学以及共同社会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不逐点地去批判的这位作者的总的形象已经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时候，可以把从他的为人这方面的考虑提到首位来了；现在我们可以把他的许多本来无法理解的科学上的谬误和武断归结为个人的原因，而把我们对杜林先生的全部判断总括为一句话：无责任能力来自旁大狂。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64 页

杜林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甚至提议在他的“共同社会的”制度里禁止宗教。尽管这样，恩格斯完全正确地指出，杜林的“体系”如果没有宗教便不能自圆其说。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 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234 页

为什么恩格斯在这里要讲到这些“陈词滥调”呢？因为他是要驳斥和嘲笑不善于在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上应用辩证法的、独断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杜林。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正是这个“这样或那样”，就把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杜林同辩证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区别开来了。在一般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的最复杂的问题上，杜林到处滥用最后真理、终极真理、永恒真理这些字眼。恩格斯嘲笑他，并且回答说：当然，永恒真理是有的，但是在简单的事物上用大字眼

（gewaltige Worte）是不聪明的。为了向前推进唯物主义，必须停止对“永恒真理”这个字眼的庸俗的玩弄，必须善于辩证地提出和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 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31—13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