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① 。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以前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 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1913 年 3 月）。《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43 页

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暂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现时的情况一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 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20—121 页

虽然到十七世纪末，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天才的头脑里产生了，可是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做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十八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90—191 页

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

——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 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 然而是作为过去的、物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远，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学派的观点上去，就可想见了。

① 亚当·斯密（1723—1790 年）、大卫·李嘉图（1772—1823 年）都是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人物。——编者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 年 8

—9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06 页

我们看到，在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上，因而在对资本的分析上，亚·斯密比重农学派前进了一大步。在重农学派的著作中，创造剩余价值的，仅仅是一个特定种类的实在劳动——农业劳动。因此，他们考察的是劳动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劳动时间，不是作为价值的唯一源泉的一般社会劳动。而在这特定种类的劳动中，实际上创造剩余价值的又是自然，是土地，剩余价值被理解为物质（有机物质）的量的增加，理解为生产出来的物质超过消费了的物质的余额。他们还只是在十分狭隘的形式中考察问题，因而夹杂着空想的观念。相反，在亚·斯密的著作中，创造价值的，是一般社会劳动（不管它表现为哪一种使用价值），仅仅是必要劳动的量。剩余价值，无论它表现为利润、地租的形式，还是表现为派生的利息形式，都不过是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在同活劳动交换过程中占有的这种必要劳动的一部分。因此，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表现为地租形式，而在亚·斯密看来，地租、利润和利息都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写于 1861

年 8 月—1863 年 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6 卷 1 第 64 页

亚当虽然实质上是考察剩余价值，但是他没有清楚地用一个不同于剩余价值特殊形式的特定范畴来阐明剩余价值，因此，后来他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直接就把剩余价值同更发展的形式即利润混淆起来了。这个错误，在李嘉图和以后的所有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仍然存在。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不一贯的说法、没有解决的矛盾和荒谬的东西（在李嘉图的著作中，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因为他更加系统而一致地、始终如一地贯彻了价值的基本规律，所以不一贯的说法和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这一切，李嘉图学派企图用烦琐论证的办法，靠玩弄词句来加以解决（我们在后面关于利润那一篇中将会看到这一点）。粗俗的经验主义变成了虚伪的形而上学，变成了烦琐哲学， 它绞尽脑汁，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者巧妙地使经验现象去迁就一般规律。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写于 1861

年 8 月—1863 年 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6 卷 1 第 69—71 页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 年 1

月 24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12 页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

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经济学界发生的争论自然就集中到他身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 年 8 月—1859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51 页

由此可见，李嘉图的毫无顾忌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因此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如果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现有的固定资本贬值一半，那将怎样呢？——李嘉图说，——要知道人类劳动生产率却因此提高了一倍。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 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凡是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合，李嘉图就毫无顾忌地反对资产阶级，就象他在别的场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与于 1861

年 8 月—1863 年 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II 第 124—125 页

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不是在其中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相反，他的学派公开宣称，劳动生产力是利润

（应读作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这无论如何总比重商主义者前进了一步， 因为重商主义者认为，产品的价格超过产品生产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是从交换中，从产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中产生的。不过对这个问题，李嘉图学派也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 9 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63—564 页

李嘉图的方法是这样的：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其他经济范畴）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或者说，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着这个价值规定。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它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在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这种不完备性不仅表现在叙述的方式上（形式方面），而且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

这种研究方法从历史上看是合理的和必然的。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因此，萨伊能够肤浅而系统地把它概述在一本教科书里。在斯密和李嘉图之间的这段时期，仅仅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货币、人口论、土地所有权以及税收等个别问题作了一些研究。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

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 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在斯密那里，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个别的专门的研究， 如关于货币的研究除外），因为他的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也就是说，部分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前一任务，同后一任务一样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同样合理地，并且缺乏任何内在关系地，——和前一种理解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

斯密的后继者们，只要他们的观点不是从比较陈旧的、已被推翻的理解方法出发对斯密的反动，都能够在自己的专门研究和考察中毫无阻挡地前进，而且始终把亚·斯密作为自己的基础，不管他们是和斯密著作中的内在部分还是外在部分连结在一起，或者几乎总是把这两部分混在一起。但是， 李嘉图终于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了，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 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 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以及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现实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525] 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 因此，被李嘉图抽掉了立足点的庸俗的萨伊怒气冲冲地说：

“有人借口扩充它<科学>，把它推到真空里去了。”

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所以，凯里—

—参看后面有关段落——给李嘉图加上了共产主义之父的罪名：

“李嘉图先生的体系是一个制造纷子的体系⋯⋯整个体系具有挑动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仇恨的倾向⋯⋯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用平分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手段来攫取政权的蛊惑者们的真正手册。”

（亨·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 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 74—75 页）

可见，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 另一方面，它在科学上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写于 1861

年 8 月—1863 年 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II 第 181—183 页

使李嘉图感到不安的是：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动力，会受到生产本身发展的威胁。而且在这里，数量关系就是一切。实际上，成为基础的还有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他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里，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1894 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289 页

不管我们怎样挣扎，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经济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一个代表——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政治经济学走入了绝境。从这种绝境中我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恩格斯：《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 年单行本导言》（1891 年 4 月 30 日）。《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4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