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莎士比亚①

与此相关的是人物的性格描绘。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 年 5 月 18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44 页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 年 5 月 18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45 页

罗德里希·贝奈狄克斯这个无赖出版了一部关于“莎士比亚狂热病”的臭气熏天的厚书，书中极为详尽地证明，莎土比亚不能和我国的伟大诗人， 甚至不能和现代的伟大诗人相提并论。看来简直应该把莎士比亚从他的台座上拉下来，而让大屁股罗·贝奈狄克斯坐上去。单是《风流娘儿们》①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②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莎士比亚往往采取大刀阔斧的手法来急速收场，从而减少实际上相当无聊但又不可避免的废话，但是笨拙的大屁股罗·贝奈狄克斯对此竟一本正经而又毫无价值地议论不休。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3 年 12 月 10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108 页

英国悲剧的特点之一就是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它使法国人的感情受到莫大的伤害，以致伏尔泰竟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人③。但是莎士比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让丑角在英雄剧中担当念开场白的任务。

马克思：《议会的战争辩论》（1854 年 4 月 4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188 页

莎士比亚在写喜剧《爱的徒劳》时，看来对庞培的真正面目已经有一些

① 威廉·莎上比亚（1564—1616 年），伟大的英国作家。——编者注

① 指莎士比亚的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编者注

② 兰斯是莎士比亚喜剧《维洛那二绅士》中的人物。——编者注

③ 伏尔泰在为悲剧《塞米拉十达》（1748）所写的题为“论古代悲剧和现代悲剧”一篇序言中谈到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时说：“可以认为，这部作品是喝醉的野人的幻想产物。但是在这些对现在仍然使英国戏剧变得如此荒谬和野蛮的形式的粗暴破坏中间，你会发现在《哈姆雷特》中除了稀奇古怪的东西以外，还有一种无愧为最伟大的天才的崇高思想。”——编者注

概念了。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 年 2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160 页

论歌德① 、席勒②

关于歌德本人我们当然无法在这里详谈。我们要注意的只有一点。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象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问题不仅仅在于，歌德承认德国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视的另一些方面。这常常不过是他的各种情绪的表现而已； 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 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象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 而且愈到晚年，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 de guerre lasse[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我们并不象白尔尼和门采尔那样责备歌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嫌他有时居然是个庸人：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是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我们并不是责备他做过宫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menus plaisirs①。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1846 年底一 1847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256—257 页

⋯⋯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① 歌德（1749—1832 年），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象。——编者注

② 席勒，弗里德里希（1759—1805 年），伟大的德国作家。——编者注

① 原意是：“小小的乐趣”；转意是：花在各种怪癖上的额外费用。——编者注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14 页

歌德很不喜欢跟“神”打交道；他很不愿意听“神”这个字眼，他只喜欢人的事物，而这种人性，使艺术摆脱宗教桎梏的这种解放，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在这方面，无论是古人，还是莎士比亚，都不能和他相比。但只有熟悉德国民族发展的另一方面——哲学的人，才能理解这种完满的人性、这种克服宗教二元论的全部历史意义。歌德只是直接地——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预言式地”——陈述的事物，在德国现代哲学中都得到了发展和论证。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 （1844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52 页

随着德国反动势力的猖獗和哲学的英雄时代的结束，具有德国市民天性的“小资产者”又重新抬头——在哲学上是一片不亚于莫泽斯·门德尔森的空谈，是一片自作聪明、抑郁不满和自命不凡的抱怨之声。而现在，连政治经济学也蜕化为关于法权概念的无稽之谈！这甚至比“刺激对数”还要高明。正如这方面的权威裁判席勒早就指出的，小市民在解决一切问题时，总是把它归之于“良心方面”。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 年 7 月 2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弟 6 页

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 年 11 月 26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54 页

有一种偏见，认为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对道德理想即对社会理想的信仰，这种偏见是在哲学之外产生的，是在那些把席勒诗歌中符合他们需要的少数哲学上的只言片语背得烂熟的德国庸人中产生的。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更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

（它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见《现象学》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7—228 页

①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编者注

论拜伦② 、雪莱③

读拜伦和雪莱的作品的几乎全是下层等级的人；没有一个“体面的”人敢把雪莱的著作摆在自己的桌子上，如果他不想声誉扫地的话。

恩格斯：《伦敦来信》（1843 年 5—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弟 561—562 页

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 1845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528 页

② 拜伦，乔治（1788—1824 年），杰出的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编者注

③ 雪莱，派尔希·毕希（1792—1822 年），杰出的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