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批判夸大群众自发作用的庸俗决定论

在我们这个充满胆怯、自私和吝啬的资产阶级时代，回忆一下那个伟大的年代是完全适时的；那时全体人民曾经一度抛弃了一切胆怯、自私和吝啬， 那时他们是敢于反抗法律的、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退缩的人，是具有坚强毅力的人，曾经在 1793 年 5 月 31 日到 1794 年 7 月 26 日使得一切胆怯鬼、一切小商人、一切投机者，总之，使得一切资产者都不敢抬头。在一个叫做路特希尔德的人掌握着欧洲和平的命运，克希林叫嚷着要实行保护关税，科布顿叫嚷着要实行贸易自由，迪加尔特在鼓吹利用改善劳动阶级状况的协会来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时候，我们确实必须提起马拉和丹东、圣茹斯特和巴贝夫，以及在热马普和弗略留斯两地所取得的光荣胜利。如果这个坚强有力的时代和这些刚毅果敢的人物对我们这个小商人的世界不再有影响，那末， 人类的确就会堕入失望的深渊，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克希林、科布顿和迪加尔特这些人去随意支配。

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1845 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665 页

写信人的基本错误，和《工人事业》杂志所犯的错误完全相同（见该杂志，尤其是第 10 期）。他们搞不清运动中“物质的”（用《工人事业》杂志的话来说就是自发的）因素和思想的（自觉的，“根据计划”进行活动的） 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们不懂得，“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为了真正地“考虑运动的物质因素”，必须批判地对待它们，必须善于指出自发运动的危险和缺点，必须善于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说思想家（即自觉的领导者）不能使运动脱离由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这就是忘记一个起码的真理：自觉性是参加这种相互作用和这种决定的。欧洲天主教的和保皇的工会也是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只是参加这一相互作用的是神甫和祖巴托夫之流的自觉性，而不是社会主义者的自觉性。写信人

（以及《工人事业》杂志）的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进行这种歪曲乃是我们的“批评派”和伯恩施但分子最感兴趣的事，这种人不了解如何把自发的进化和自觉的革命活动结合起来。

列宁：《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1901 年 12

月 6 日）。《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283 页

根据经济主义在刊物上的最初表现，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种非常奇特而且最能使我们了解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各种意见分歧的现象，就是那些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人，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机的”（《工人事业》杂志的说法）联系的人，反对任何非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哪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竟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这件事实向我们表明：《工人思想报》一开始就已经着手——不自觉地——实现《信条》的纲领。这件事实表明（这是《工人事业》杂志始终不能了解的）：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

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所有那些说什么“夸大思想的作用”，什么夸大自觉成分的作用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的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

列宁：《怎么办？》（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54 页

“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这真是诬蔑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民粹派在同我们作战时用来反对我们的那种讽刺画。这就是压制自觉的活动家的首创精神和毅力，而马克思主义却与此相反， 它大大推动社会民主党人的首创精神和毅力，给他们开辟最远大的前途，把“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中千百万人的强大的力量交给（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指挥！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中，充满着这些或那些政治领袖提出的各种计划，它们证实了某些领袖所持的政治和组织观点的远见和正确，暴露了另一些领袖的近视和政治错误。当德国遇到一个极大的历史转变——建立帝国，成立国会，实行普选制——的时候，李卜克内西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一般工作的计划，而施韦泽则提出了另一个计划。当德国社会党人遭到非常法的打击时，莫斯特和哈赛尔曼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直接号召采用暴力和恐怖手段，而赫希柏格、施拉姆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怕恩施坦则提出了另一个计划，他们向社会民主党人宣传说，是因为他们自己过分激烈和过分革命才招来了非常法，所以他们现在应当作出一种模范行为来求得赦免；当时那些准备出版并且实际出版了秘密机关报的人则提出了第三个计划。选择道路的问题所引起的斗争已经结束，历史对所选定那条道路的正确性已经下过最后的判断，自那以后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而现在在回顾已往的时候，发表深奥的议论，说什么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这当然是很容易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当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降低为工联主义运动，而恐怖派竭力宣扬采取那个重蹈覆辙的“计划策略”的时候，只是限于这种深奥的议论，那就只能“证明”自己“思想贫乏”。在目前，当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恰巧缺少首创精神和毅力的时候，当他们恰巧缺少“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规模”，缺少更广阔地进行革命工作的“计划”的时候， 说什么“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那就不仅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报党拉向后退。

列宁：《怎么办？》（1901—1902 年）。《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64—265 页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使自发运动带有自觉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反对党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反对党把群众提高到自觉的水平，反对党领导运动，而主张使运动中的觉悟成分不致妨碍运动循着自己的道路行进，使党只依从自发运动，做运动的尾巴。自发论是降低觉悟成分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论，是“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 年 4—5 月）。

《列宁主义问题》1964 年版第 1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