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法国

第十五章 引论

法国对十八世纪后期学术的蓬勃发展也有一份贡献。那时巴黎是一个著名的中心，有许多伟大的学者聚集在这里，洪堡从中美洲旅行回来以后，与他们自由交往了约二十年。这里简述一下几种趋势。在十八世纪，制图学有显著的进步，在绘制世界地图和大地测量方面尤其突出。十八世纪九十年代， 完成了比例尺为 1∶80，000 的法国大地测量地图，从而在以后几十年中，为地理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基本地图。在十八世纪中期，国王的一位制图学家菲力普·比阿什提出可以根据河流流域及它们周围的分水线，把地球系统地分为各个自成体系的单元——这是在地理知识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作出的一种推测，因为当时世界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既没有得到考察，更没有绘成地图。这种与强制性的、可以改变的政治单元不同的“自然单元”的建议， 在以后一百年中，在法国与德国学者之间引起了种种讨论。今天，在有了整个地球表面的确切知识和地图的情况下，它仍然是地理学家担负的基本职责。在十八世纪，也出现了全面的科学分类（例如对各种动植物和人类）与对人类行为和历史的哲学猜测，但它们的意义都不及比丰伯爵对“自然史” 所作的巨大研究（参看第 17 页）。

在十九世纪的第三季纪中，由于受到达尔文进化思想（1859 年以后）的影响，与近代地理学发展有关的人类知识，才发生了真正有意义的进展。我说的是，研究物质地球以及对陆地、海洋和大气的物质资料的积累和制图， 特别是法国的贡献，都有迅速的进展。其次，由弗雷德里克·勒·普拉

（FredericlePlay）开创的对人类社会的实际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第三，埃利兹·邵可侣编纂了他的巨著，他仍然主要按照李特尔的思想，系统地描述了整个地表，只受到进化论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很小的影响。正是从上面谈及的这些趋势及其背景条件下，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季纪内，法国出现了在维达尔·特·拉·布拉什领导下的近代地理学的新学派。

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的地理学掌握在少数几个历史学家手里，他们只是把自然环境用来说明历史的背景。1841 年，迪福莱诺瓦（Duffrenoy）和埃利·德·博蒙（■ liedeBeaumont ）在他们的《法国地质图说明》

（ExplicationdelaCartegeologiquedelaFrance）中提出了作为地质实体的自然单元的概念。他们的观念并没有得到仅仅把地理学作为历史背景的大学教授们的推广。进一步的进展是依靠一些地质学家如德·拉帕朗

（DeLapparent）和德·马尔日里等人取得的。再有，理学院与文学院是有分工的，因此文学院的地理学家不允许讲授自然地理，它是留给理学院的。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结合（rapprochement）起来，这样就产生了新的地理学。

我们不妨把 1900 年前后的情况概述一下。自 1809 年以后，巴黎大学有了一个地理学讲座，在 A.希姆莱（Himly）去世以后，这个讲座就空缺了。希姆莱主要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与他的德国同代人一样，对近代地理学的发展没有什么影响。1892 年设立了第二个讲座：殖民地理学，由 M.迪布瓦

（Dubois）主讲（他和维达尔·德·拉·布拉什一起创建了《地理学年鉴》

〈AnnalesdeGéogra-phie《◻闪⒘说乩硐担◻痪靡院螅◻诶锇骸⒛衔◻屠锥鞯鹊叵嗉坛闪⒘*另外一些地理系。1900 年，维达尔在索尔蓬、德·马东男在雷恩、P.卡默纳·达尔梅达（P.Camenad’Almeida）在波尔多、莱斯帕尼

奥尔（Lespagnol）在里昂、贝尔纳在阿尔及尔、布吕纳在弗里堡（瑞士）， 分别担任教职。但在贝桑松、克莱蒙费朗和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一些历史学家却在讲授所谓“历史地理学”——这是一种讲述历史背景、探险史、地名和领土划分的肤浅的自然地理学。这就是维达尔在高等师范学校长期执教以后，在 1899 年继任希姆莱主持地理学讲座时的情况。在 1906 年，各个大学中有二十七名教授和讲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大学都开设了地理学课程，而且几乎所有的教授都是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学生。当时有二十三名教授，到 1957 年增加到七十一名。

两个特殊的进展需要特别提一下。第一，安德烈·西格弗里德

（AndréSiegfried）和让·昂塞尔（JeauAncel）极大地促进了对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昂塞尔是德芒戎（Demangeon）的学生，他写了论述马其顿及其当前进展的博士论文（1930），并且写了一些研究巴尔干半岛和中欧各国政治地理的文章。他反对纳粹的地缘政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纳粹的集中营里。西格弗里德（1875—1959）长期在法兰西学院主持政治和经济地理的研究讲座。他的著作使他获得世界声誉，1945 年他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第二，殖民地理学从 1892 年起在巴黎设立第一个讲座以后就取得了进展。1937 年在巴黎成立了第二个讲座，由夏尔·罗贝基（CharlesRobequain） 主持，直到他于 1963 年去世时为止。1946 年，在斯特拉斯堡、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和波尔多三地又新设了殖民地理学的讲座；1947 年，又在创立于 1889 年的参谋学院（法国海外学校）增设两个同类的讲座。在法兰西学院还有一个热带地理学的讲座，由 P.古鲁（P.Gourou）主持。在阿尔及尔有一个很有地位的讲座，先后由阿尔台（Hardy）、贝尔纳和戈蒂埃（Gautier）主持。

《法国殖民地地图集》（AtlasdesColoniesFrancaises）是一本精美的地图集，编制者有 A.贝尔纳、E.F.戈蒂埃、夏尔·罗贝基、J.韦洛塞（Weulersse） 和 P.古鲁等人，他们都是专业地理学家。这些作者以及其他一些作者，七十多年来写了大量关于北美洲、东南亚和中东的研究著作，与此同时，还写了许多关于法国各个区域的专题研究论文，在以后各章中，我们将要对这些著作进行探讨。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任务是把法国地质学界和历史学界中比他年长的同代人的著作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门系统的地理学。他通过对法国的一些小区域范围内的土地和人民进行综合描写而取得了成功；它们都是徒步可到、能够直接了解、已有精确的地图和可用的统计资料及文献的地区。

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间，经过一些杰出学者的努力，自然地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地形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前面已经指出，迪福莱诺瓦和埃利·德·博蒙在 1841 年已经提出自然单元的观念：认为巴黎盆地或中央高原都是在类似地质条件的基础上形成的。

“似乎可以说，决定岩层形态的地质线规定了一个地区的轮廓，而水文线只单纯表示一个地区的外部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是会在同一地表上发生变化的。再有，河谷只不过是孤立的沟渠，而地球的一般的地形型式则只带有地质的特征。”

由迪福莱诺瓦和埃利·德·博蒙在 1841 年提出的这种说法（得到加鲁瓦

<Gallois>的引证），否定了比阿什的意见；而且超越了它的时代，它走在渗透于下一代著作中的发生学方法的前面。另一方面，稍晚的 G.德·拉·诺埃

和 E.德·马尔日里评价了河流活动在地形发育中的作用（1886）。这种新的发生学观点承认侵蚀和构造营力在地形发育中的作用。德·拉帕朗在他的名著《自然地理学教程》（1886，Leconedegéographiephysique）中采用了这种观点。德·马尔日里在他翻译（同时作了许多修正）维也纳地质学家爱·休斯的第一流著作《地球的面貌》（1883—1901，DerAntlitzderErde）时，采纳了构造的论点。埃·德·马东男这位地理学家，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各种研究的基础上，在 1909 年写出了一本探讨整个自然地理学领域（陆地、水、大气和动植物）的杰出的著作，这本书经过几次增订，直到目前仍然是一本基本教科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W.M.戴维斯的观点在法国和德国都有广泛的影响。不过，在法国，它获得更多的同情，象德·马东男、亨·博利希（Bauling）和德芒戎等人对它都有好评，并根据实地观察作了一些修正， 不象在德国那样受到赫特纳和帕萨格的严厉批评。

人文地理学得到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及其同事们的周密探讨，并且有效地顶住了以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为首的其他法国学者、特别是一批社会学家的责难。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著作，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头十年出版的各年《地理学年鉴》中，受到严肃而细致的分析。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参加讨论；对于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概念中所包含的野心勃勃的主张及其含义，以及“地理”影响的作用，争论特别激烈。拉策尔的观点，不仅是地理学家、而且也是一般的社会科学家思想的出发点。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及其同事们从拉策尔的“地理决定论”发展了开始被称作“地理可能论”的学说。斯特拉斯堡大学历史教授吕西安·费弗尔（ LucienFebvre ）在他写的一本杰出的著作中，对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所系统阐明的人文地理学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该书于 1922 年在法国出版，1924 年被译成英文，以名为

《历史学的地理导论》（AGeographicalIntroductiontoHistory）出版（1966 年第四次印刷）。费弗尔告诉我们，他在 1912—1913 年间就打算写这本书，

原来计划在 1915 年出版，但直到 1922 年才出书。这本书忠实地、细致地反映了维达尔的人文地理学的概念，是地理学史上的一本重要著作。这一新地理学当时得到（而且现在仍然如此）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仔细的分析和赞赏， 是一件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情。

我们应该再一次指出，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著作是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出发点。因此，拉策尔的著作对法国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都比对德国大得多。在德国，彭克、赫特纳和施吕特尔对他们的继承人有着更强烈的直接影响。在英国和美国，拉策尔的著作没有象在法国那样得到真诚的直接的估价，那里的人似乎只是从埃伦·森普尔的著作中了解到一些情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一段时期里，伪哲学论文不断在英国出版，但是它们对研究的趋势并不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谈的都是一代人以前的“可能论”这一题目。

现在我们来简单地叙述一下法国地理学界的谱系。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支配着巴黎大学的学术舞台将近四十年，他的前期生涯包括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季纪。维达尔虽然是李希霍芬、拉策尔、帕奇和瓦格纳的同代人，但比他们年轻，而且从他们的著作中学习了很多知识。他后期的生涯是在本世纪第一季纪内度过的，所以实际上他是彭克和赫特纳的同代人。这个时期也是他的学派的全盛时期，他的学生发表了大量研究法国各个地区的博士论

文。这些学生作为他的继承人，在他于 1918 年逝世以后，继续和发展了维达尔的传统。因此，尽管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有一批声望很高的同事，如埃利兹·邵可侣、德·马尔日里（地质学家）、弗朗兹·施拉德（制图学家）、吕西安·加鲁瓦（他的第一个学生和继承他主持地理系），以及历史学家希姆莱，他仍然是法国第一代地理学家的领袖。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一些杰出的学生，支配着二十世纪第二季纪法国地理学的舞台，形成法国地理学家的第二代。除掉吕西安·加鲁瓦以外，他们当中还有：让·布吕纳、埃·德·马东男（维达尔的女婿）、阿尔贝·德芒戎、马克西米利安·索尔、拉乌尔·布朗夏尔（RaoulBlanchard）、朱尔·西翁（JulesSion）、亨利·博利希、卡米耶·瓦洛和勒内·米塞（RenéMusset）。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全部十六所大学中都有地理学家，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维达尔的学生。在两次大战之间时期，拉乌尔·布朗夏尔在格勒诺布尔创立了一所生气勃勃的地理系，它成为吸引和输送地理学人才的第二个中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法国所有大学和学校中都有从格勒诺布尔和巴黎两地来的具有博士学位的地理学家。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同事属于第三代。

第三代的人有的现在将要退休，有的已经退休。他们包括安德烈·肖莱、乔治·夏博（GeorgesChabot，两人以前都是巴黎大学的地理系主任）、皮埃尔·乔治、罗歇·迪翁，以及皮埃尔·德方丹。在这一代中还必须提到 P.阿尔博（P.Arbos，克莱蒙费朗）、A.阿利克斯（A.Allix，里昂）、D.福歇

（D.Faucher，图卢兹），以及夏尔·罗贝基（巴黎），他们都是在布朗夏尔的指导下，在格勒诺布尔写成博士论文的。在第三代的地理学家中，大该也应该列入让·戈特芒。因为尽管他在第四代地理学家的同事中有强烈的影响， 但是他是德芒戎在逝世以前四年期间的最后一名助手。

第四代都是年轻的地理学家，他们现在都取得很好的成就，而且风华正茂，还可以再担任二三十年的领导工作。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是让·戈特芒、雅基林·博热- 加尼埃（ JaquelineBeaujeu-Garnier ）、 E. 朱利亚尔

（E.Juillard）、P.潘什梅尔、M.德路（M.Derruau）、P.比罗（P.Birot）， 以及让·拉巴斯（JeauLa-basse）。另外还有一些人。我们提出这些名字， 是为了弄清法国地理学界的谱系和他们与德国的关系。在德国，近代地理学的发端比法国早一代人的时间，而且有更多的专业地理学家，他们在全国各地形成好几个学派；这与法国的地理学家思想一致，并且在一个人的培训下发展起来的情况很不相同。

应当指出：一般地说，最近二十年来，各省大学中的地理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巴黎的影响。在布朗夏尔退休以后，格勒诺布尔的地位已经有所降低。但是由于它的考试制度和出版物，仍然是一个活跃的研究中心。其他的大学，特别是克莱蒙费朗、里昂、里尔、斯特拉斯堡、波尔多和图卢兹等地的大学，情况同样如此。研究工作也有重大的进展，这将在以后各章中进行讨论。

在介绍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及其继承人的著作以前，笔者将先考察一下维达尔的同代人的贡献，首先介绍的是社会学家费雷德里克·勒·普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