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化的景观

① 参看，例如：《欧洲民族的生存空间问题》，卷 1，《欧洲》，K.T.迪策尔、O.施米德与 H.施米特黑纳编，莱比锡，1941；还可参看 H.施米特黑纳：《文化斗争中的生存空间》，莱比锡，1938。

① R.H.洛威：《人种学理论史》，纽约，1937，第 120 页。

既然评价环境对人的影响，当然也要相应地评价作为征服和改变者的人对自然的影响。实际上，人在景观中留下烙印的性质和过程，已经更加强烈地集中为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了。远的不说了，我们再来读读比丰伯爵的《自然的时代》（Epoquesdelanature）。他在那本书里评论过人造成的景观。“人毁坏森林，排干沼泽和湖泊，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将给予地球表面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无人居住或新近才有人居住地区的新的面貌”。比丰也提过一些清除森林带来气候变化的例子，他还指出人类怎样用驯养的动物和驯化的植物来改造地球。虽然比丰有时责备人破坏自然，但总的来说，他是乐观的。他的自然的时代观念，把地球历史分成七个时代，在最后的这个时代内，“人的力量帮助自然工作”。

对阿尔卑斯山的洪水和阿尔卑斯山区湖泊水位变化的研究，引起了更多的保护环境的兴趣。N.T.德·索絮（Saussure）认为上述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在河流源头地区砍伐树木。洪堡也作过类似的观察。它们连同十九世纪早期其他许多人的观察使人们相信：毁坏森林与扩大耕地，造成了气候的改变。文明导致干旱，这就是那时的理论。这类观念出现的时间早于彼得·克鲁泡特金（PetrKropotkin）、拉费尔·庞佩利（RaphaelPumpelly）、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Huntington）后来发表的著作。出色的著作是维克 托 · 黑 恩 （ VictorHehn ） 的 论 《 植 物 与 动 物 的 游 历 》

（TheWanderingsofPlantsandAnimals）（1885）。他在该书内说，“一个区域的整个生活、工作和景观的面貌，可以经过几个世纪而为人的双手所改变”。黑恩举出人类在地中海沿岸各国扩大自西南亚引进的动植物分布区， 从而引起景观变化的例子，但他又坚决认为“山羊啃食、森林被伐以及土壤被侵蚀所造成的变化都不一定是不可恢复的”。地质学家查尔斯·莱伊尔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他把人看作改造地球表面的“有机自然力量之一”，人的作用是改不均衡为均衡。

乔治·珀金斯·马什（GeorgePerkinsMarsh）把这种看法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个美国人根据他自己的观察（主要是在欧洲）和读到的文献（他曾在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做外交工作），于 1864 年写成一本有关这个问题的长书《人和自然：或被人类行动改变了的自然地理学》（ManandNature： or，PhysicalGeographyasModifiedbyHumanAction）。他说该书目的是“指出人类行动所造成的变化的性质及其大致的程度⋯⋯举动轻率的危险，和在采取大规模改变有机或无机世界的天然安排时行动谨慎的必要性。”

格拉肯说，十九世纪学者的技术观念，与“十七世纪自然是神圣设计的平衡与和谐的观念”在这本书里会合了。持这些观念的人都想要“恢复被破坏的和谐”。马什研究了人对动植物、林地、水域和沙荒，从而也是对地球所施加的影响，但砍伐森林的后果是他主要的探讨内容。他的人的调整是一种改良这一观念，包括着下列的内容：国际的移民、自然的平衡、栽培植物与驯养动物引起的巨大变化的扩散（如山羊、骆驼对景观的改变）、战争与社会风尚对土地的影响、由砍伐森林引起的气候变化、排水、开垦、灌溉、沙丘的固定和地下水的保存。

马什有很高的声誉，他的一些有关开垦移民的意见也获得采纳。但他的警告，在维多利亚时代被赫伯特·斯彭塞（HerbertSpencer）这类人的乐观语调掩盖了。他们说，“在新土地上的殖民活动是文明的进军，平衡将会在

那里建立起来，世界将被开垦、改建为象一个乐园”。马什的维护景观的呼吁，直到二十世纪才真正得到实际的响应。但是格拉肯认为，“他对我们最大的贡献是他研究了欧洲森林工作者、气象学家、农学家、排水工程师与水文学家、植物学家与植物地理学家、科学旅行家的技术著作，并且第一次把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放到应该放的地方——人类历史的最前面”。

别的研究者也观察、并在他们的著作中强调这类现象。埃利兹·邵可侣就是其中之一，他从事实上和哲学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德国地理学家埃尔恩斯特·弗里德里希也研究欧洲人向外殖民时所施行的各种开发土地的方式。在 1904 年的《彼得曼通报》上他创造了掠夺经济这个名词。这种经济要经过三个阶段：对土地进行长期的、强烈的开发，使土地贫瘠化，意识到有保持土地肥沃的必要。弗里德里希说，这一套经验导致了土壤肥料在欧洲的使用， 而且人们也“看到新土地上正在进行着在老欧洲可以观察其全部结果的那些过程”。毁灭动植物和破坏土壤是进步的方法。这种掠夺经济是殖民行动的一个阶段，而且将会在欧洲人的领导下采取合理的措施。这些有意思的观念在二十世纪头十年内曾被广泛地应用，而且在估价人地关系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我们应该在这里谈谈亚历山大·沃埃科夫（AlexanderWoei-kof）在 1901 年写的一篇文章。他对城市的增长感到吃惊。“这种在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条件下在城市内的聚集，这种人和土地的分离，是一种病态的证据”。他针对森林、草地的毁坏，使得土壤遭受风雨侵蚀而解体的情况，力劝人们要小心地控制地表植被，以便恢复和保持自然的和谐，并使土壤留在原地不动。他指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毁灭文明的道路上向前猛冲。他以为，如果人们采取维护的措施，就会出现一片广阔的进步的前景，其中包括热带土地的巨大潜力。据他的想法，热带地区能够供养一百亿人口。

在一个还没有积极地觉察到土壤保持的必要性和它可能带来的利益的世界里，土壤侵蚀问题专家们近来的语调同样也是悲观的。在十九世纪内，人在改变地球面貌上的作用几乎没有得到注意。通过达尔文进化论所起的作用，环境决定论取得了优势，虽然它与在一个技术进步和无情地开发地球上新垦土地的时代里正在发生的情况，是直接矛盾的。人是地理变化作用者的观念，和需要保持或重建自然的平衡，与维持或提高生产力的观念，这些都是重要的维护自然的观念，都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才开始为学者和行家们所接受。

作为地球表面变化作用者的人，已成为二十世纪地理学家调查研究的中心论题。自然资源的保持已成为人们日益关切的问题，特别是在新垦的土地上；虽然在理论家和实行家之间还存在一条宽广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