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夫雷德·吕尔

阿尔夫雷德·吕尔（1882—1935）①在柏林大学地理系海洋研究室担任地理教授多年。因此，他是实际推荐他担任此职的阿尔布雷希特·彭克的一位同事。吕尔在经济和社会地理领域里，是一位既严肃而又多产的作家，而且正如现在所证明的那样，他是走在他那个时代的前面的。说英语的地理学家中甚至不熟悉他的名字，更不用说他的著作了。但他代表着近代地理学发展的一种重要的趋向，这种趋向，在他死后已成为地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课题。正因为如此，我才要简略地讨论一下阿尔夫雷德·吕尔在德国地理学成长中所处的地位。

吕尔 1882 年出生在柯尼斯堡，以后在柯尼斯堡、莱比锡和柏林等地攻读

地理学和自然科学。他在柏林和马尔堡继续他的正规学习，并于 1909 年被任命为马尔堡大学菲舍的助教。1912 年他到柏林大学海洋研究室，在彭克手下任职，1914 年成为次于彭克的第二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他接受柏林高等工艺学校的名誉教授职位，并于 1930 年进入柏林大学教授的行列。

他身体不健康，于 1935 年 8 月在瑞士病逝，终年五十三岁。

吕尔是李希霍芬的最后一位博士候选人，他 1906 年提出的关于地中海沿岸海流对地形影响的论文，是受到李希霍芬的启发而写成的。他继续对地中海地区进行研究，主要是地形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他去马尔堡的一个原因，因为菲舍那时被认为是这个地区的权威。吕尔的地形学工作的顶峰，是把戴维斯《地形的解释性描述》讲稿，从英文翻译过来（1912 年出版）。这本书在德国引起强烈的影响，吕尔一直（和古斯塔夫·布劳恩一起）被认为是戴

① 关于阿尔夫雷德·吕尔，可参看下列著作：O.克韦勒：《阿尔夫雷德·吕尔》，《彼得曼地理通报》，

81（1935），第 368—9 页；K.厄斯特赖希：《阿尔夫雷德·吕尔》，《地理杂志》，42（1936），第 143—7

页；R.施泰因梅茨 1938 年为吕尔《普通经济地理学导论》一书写的评论性序言。这本书还包括吕尔的著作

目录（第 85—93 页）。

维斯学派的积极支持者。

现在他转向和他的名字有特殊联系的经济地理学领域。1912 年他在美国参加了由他的好友 W.M.戴维斯领导的横贯美洲大陆的旅行，在这次访问中，他对旧金山和纽波特纽斯进行了考察，后来又出版了这份考察报告。彭克的目的是让吕尔转向人类与海洋有关的经济方面，这也许就是他兴趣改变的原因。1920 年海洋学研究室出版了他关于德国港口外贸的论文，1926 年在同一丛书内，出版了他以澳大利亚东部为例，说明位置在农业地理中的作用的另一篇论文。在二十年代晚期，出版了他关于西班牙人、东方人和美国人的经营精神的论文专辑。他打算在这个专辑里，继续研究意大利人、丹麦人、英国人和中国人。因此，他最终目的是能写成一本《人类经济类型学》

（TypologyofEconomicMan）。在这三篇已出版的论文中，他表现了惊人的博学和独特的研究方法。

吕尔反复争辩的主要论点是，人类经济地理学必须建立在牢固的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经济学的基础上。然而在他的那个时代（今天仍常常如此），按照李希霍芬和彭克的传统，地理学家接受的训练，几乎全部限于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其结果是发生经济行为的场所，往往被认为是决定于自然力量，而不决定于经济力量。他的研究方法，在其身后 1938 年出版的题为《经济地理学导论》（EinführungindieWirtschaftsgeographie）一书中阐发得最为明确；该书附有阿姆斯特丹著名人文地理学家 R.施泰因梅茨的长篇序言。作为对“地理决定论”的严厉批判，吕尔坚持在经济地理学研究中，演绎推理是必要的，但还是不够的。假说必须提出来，但不可能被精确地运用，因为空间变异因子的数量大，情况错综复杂。通过归纳，即通过对大量的具体、特定地区的概括，可以使地理学达到最高度的正确性——这是李特尔所透辟阐明和坚定遵循的原则，也是吕尔“地理心理学”论著的目的。

特别需要注意吕尔的最后著作，它论述“劳动力的国际分配：根据美国进口的统计研究”。这本书在 1932 年出版，表现了吕尔提出问题和用统计资料回答问题的严肃性。他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例如：什么是决定一个国家的进口商品的因素？各种进口商品间有什么数量关系？进出口和国内生产有什么联系？他利用美国 1927 年的贸易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仅有略多于百分之十的进口商品和它自己国内的产品直接竞争。

吕尔常常反复主张：“地理学必须象物理学和植物学那样是一门独特的科学”。为了这一目的，它的领域必须是有限的，它的方法必须更严密些。吕尔试图在经济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领域里都这样做。巧合的是，在 H.劳滕萨赫新近的主要著作关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区域”划分一书中，从完全不同的地理学角度也提出相同的见解。

指出这一点是有意思的：在三十年代晚期，对吕尔著作作出最突出最有眼力的评价的是两名荷兰地理学家；他们是阿姆斯特丹的人文地理学家 R.施泰因梅茨和乌得勒支的地形学家 K.厄斯特赖希。从那以后，他的著作似乎已经引退了——甚至在英文文献中，没有一处提到它的。然而，在 1960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位地理学家正确地或是错误地企图论证：吕尔的研究方法，受到一种与共产主义哲学相近，而与西方资本主义哲学疏远的社会经济观的支配。他说——我相信这是十分错误的——西方哲学家仍然认为人类经济的空间变异因子主要是受自然，而不是受社会哲学目的的支配。这是对西德当前研究趋向的一种粗暴的曲解，而且和其他那么多事情一样，似乎要比

西方的观点落后一个时代。毫无疑问，吕尔是强烈反对纳粹，但不能从这一点得出吕尔是共产主义者的结论。被这个共产主义同行直接攻击的一位著名的年轻的德国经济地理学家 E.奥特伦巴（Otremba），在一封私人信件里写道：在西德，人们高度评价阿尔夫雷德·吕尔在推进地理学思想，特别在人类经济领域内的功绩。奥特伦巴总结说：三十年前，“他是一位首倡者，他的著作将会传留下去⋯⋯而他这样做可能是为时过早了”。这个评价，在三十年代初期曾与吕尔在柏林短期共事的卡尔·特罗尔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得到肯定。现在，地理学家们普遍地同意这个评价，例如 H.哈特克和 H.博贝克就持这样的观点，他们两人在柏林时都曾受到吕尔的影响；另外，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很多证据，表明战后年代有相同的发展趋向。虽然工作者们可能对吕尔的著作一无所知，但他的观念在定量分析的相同发展中是明显可见的，在德国和法国，以及英国和美国情况尤其如此。当前的危险是，这些趋向可能过分地偏向社会科学，就象五十年前过分地偏向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那样。

参考资料

从本书付排以来，已经出版了下列著作：

弗兰茨·特默尔：《卡尔·特奥多尔·萨佩尔，1866—1945；一个德国地理学家兼地质学家的生活和著作》（KarlTheodorSapper，1866—1945； LebenundWerkeneinesdeutschenGeog-raphenundGeologen），《德国人的生平》，第 12 卷《自然科学家》（LebensdarstellungenDeutscherNr.12， Naturforscher），第 89 页，1966 年，莱比锡。K.H.施罗特：《罗伯特·格拉德曼：生平的回忆：纪念他的诞辰》（ RobertGradmann ： Lebenserinnerungen：zurWiederkehrseinesGeburtstages），第 164 页，1965 年，斯图加特。